在古代，姓、氏、名、字、号说起来都大有门道

　　1996年，歌神张学友与罗美薇成婚。婚后罗美薇放弃了正如日中天的事业，安心在家相夫教子，并将自己的名字冠以丈夫的姓氏为May Cheung，让人深为这桩娱乐圈中少有的完美婚姻所感动。于是著名的词作人林夕创作了《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这首歌作为张、罗夫妇的结婚礼物，并广为传唱——在我的心目中，这是歌神最为经典的情歌，没有之一。

　　相对而言，香港地区保存了许多旧时中国的传统。比如现任特首本姓郑，婚后冠夫姓才有了林郑月娥这个我们熟悉的姓名。因此如果严格的按照传统习俗，罗美薇婚后应被称为“张罗氏”——当然这一传统如今被诟病为旧中国男尊女卑、女性权利受到压迫的封建糟粕。

　　对于这种伟光正的观点我自然是不敢否定的，但还是忍不住要唠叨几句古今差异的问题。话说在古代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实行的“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婚姻制度，从夫姓或冠夫姓是唯有正妻才有的权利，妾室或“小三”们想被封建糟粕压迫一下的资格都没有。比如一王姓男娶李姓女为妻，又纳张姓、刘姓女为妾，还养了个陈姓女为外室，那么只有李姓女才可以被人称之为“王氏”（从夫姓）或“王李氏”（冠夫姓），其他人就不要有这个妄想了。

　　除了从夫姓和冠夫姓，旧中国还有入赘男子冠妻姓的传统，而且直到民国时期还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文规定：

“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但当事人另有订定者，不在此限。”（《中华民国民法典·第四编第三节第一千条》）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发展出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姓名学便是其中之一，其严密复杂程度远不是某些在100多年前大多数人还有名无姓的民族可比。随便举个例子——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著名的“钓鱼家”、也就是那位姜太公，便为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飞熊。那么假如我们化身周文王姬昌恭请这位老大爷出山时，该怎么称呼他？是不是可以姜尚、吕尚、姜子牙、姜飞熊的乱叫一气？

　　这当然不行。不过三代之时的大多数文献要么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要么被某圣人及其徒子徒孙涂抹得面目全非，所以很多问题连专家学者都说不清，就更别提我这种学疏才浅之辈了。不过可以明确的是，要是姬昌敢乱叫一气，别说渭水之滨君臣相得的佳话了，姜老大爷气得吹胡子瞪眼睛都是轻的，两个人撸胳膊、挽袖子大打出手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古代，关于姓名的使用也是一门学问，里边的规矩和门道多了去了，今天我们就说说这方面的话题。

　　在今天，所有的中国公民只以姓名作为官方认可的区分个体的名称符号。但古代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大体可以划分为“姓氏”、“名字”和“号”这三个类型。

　　“姓”的问题很好理解，毕竟现在大家都在用嘛。不过跟大家的印象存在很大差异的是，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常见的单姓其实远少于复姓——根据《中华姓氏大辞典》记载，我国现用的单姓有6931个，而超过一个字的复姓则多达16882个，当然这也与少数民族的姓氏比较复杂有很大关系。

　　不过在古代、尤其是在秦汉之前，因为有“氏”这个因素跳出来捣乱，“姓”的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宗族血亲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姓氏则是用来标识个体作为宗族一份子的基本特征。北宋史家刘恕在其著作《通鉴外纪》中对于姓氏的解释最为简单明了，即“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简单说，就是姓源于先祖父系，氏则来自于后世子孙分支——在秦汉之前若是某个家伙有姓，则证明他“祖上也曾阔过”，即出身贵族（比如著名的上古八姓：姬、姚、妫、姒、姜、嬴、姞、妘）；而有氏的人，则说明他在当时的权势、地位、财富什么的是比较有保障的，即便衰落了也为时不远，用不着靠祖上的荣光唬人。

　　姓氏本身都代表着一种血缘亲属关系，之所以要加以区分，主要在于婚姻和区别身份的需要。

　　三代之时存在疆域狭小、人口稀少以及交通不便、社会关系简单等问题，导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难以避免近亲婚配。因此姓氏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辨别部落中不同氏族的后代，以便于在不同氏族之间的通婚：

“三代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南宋·郑樵）

　　所以姓产生后通常都会世代相传，一般不会更改，相对比较稳定；而氏则随着封邑、官职、谥号、功业等因素的改变而改变，用以标识同一宗族下身份、地位的不同——因此会出现同一先祖的后代有几个氏，极端情况下还会出现父子两代不同氏的情况。

　　有“氏”这个因素捣乱，先秦时期人物在称呼上就显得比较复杂了，甚至有些混乱。

　　因为姓代表宗族血缘（即从哪里来），氏代表社会地位（即到哪里去），所以习惯上先秦男子只称氏不称姓，女子则都称姓。

　　比如黄帝——这位华夏始祖本姓公孙，后来又改为姬姓，名轩辕，故称姬轩辕；史载其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因居于轩辕之丘，又号轩辕氏；因建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同时《左传》又称黄帝号帝鸿氏，《史记正义》中还说黄帝及曰缙云氏、亦曰帝轩氏……

　　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称呼他老人家黄帝好了，要不头晕……

　　还好后来情况变得简单了许多——在姓氏俱全的情况下，都是称氏而不称姓。比如春秋时期著名的“男高音”楚庄王，芈姓，熊氏，名吕（亦作旅、），我们可以叫他熊吕，但不能叫他芈吕（《芈月传》中芈月是女子，称姓是对头的；如果当时有男子称芈姓，要么是搞错了，要么就是他这一系败落了）；还有大名鼎鼎的孔圣人，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我们都习惯叫他孔丘，而没人称他老人家“子丘”，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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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一逻辑，在某个大人物那里就说不通了。

　　千古一帝秦始皇，赢姓，赵氏，名政。按照上述逻辑，如果根据姓氏俱全则称氏不称姓的规则我们应该叫他赵政；如果根据封地为氏的原则应称其为秦政；考虑到他一统称帝的伟业，也可以叫他帝政赵氏，但无论如何也不该称其为“嬴政”。

　　事实上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对这位始皇帝的称呼通常都是“秦王政”或“赵政”。只有到了秦汉以后才出现了姓氏乱用的情况，比如“嬴政二十六载，天下擅秦”（《法言义疏·重黎卷·第十》西汉·扬雄）。当然，名气最大的司马迁才是这一事件的最大背锅者：“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日知录·卷二十三》），这位太史公甚至还曾被骂作没文化：

“又按始皇名为政。徐广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又按司马迁云始皇姓赵氏，此不达姓氏之言也。”（《通志·卷四·秦纪》）

　　不过，“嬴政”却在以讹传讹之下成了后世公认的对于秦始皇的称呼。但这样一来，许多史实对于后人来说就显得难以理解了。

　　比如赵高在干掉秦二世以后企图自立为秦三世，他到底哪来的自信？答案很简单，因为人家赵公公（事实上赵高虽为宦官，却未必是阉人——宦官必须以阉人充任这个规矩是在200多年后刘秀才定下的）也是赢姓赵氏，是有继承权的，只不过排位比较靠后罢了。等他把赵政的儿子统统杀光以后，这个问题就不再成为问题了。

　　秦汉以后，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姓氏的大体框架也随着确定了下来。再加上姓氏区分太过于麻烦，于是很快就合二为一了。虽然名义上大多以“姓”冠以名之，但实际上是以氏代姓——我们在今天所用的姓，在先秦时期其实大多为氏。

　　在今天，名与字已经没有分别，可统称为名字，甚至有时可与姓名同义。比如有人问“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可答曰“我叫韩梅梅”，当然更准确的答案是“我叫梅梅”。

　　不过在古时，名与字可不是一回事。古人有名又有字，名又称“本名”，是婴儿出生3个月后由父亲所取；字则为“表字”，在男子满20岁行冠礼、女子15岁行笄礼时所取。因此《礼记》中谓之为“幼名，冠字”，唐代大儒孔颖达则对此注疏云：

“名以名质，生若无名，不可分别。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冠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礼记注疏·卷八·檀弓上第三》）

　　之所以婴儿出生3个月后才起名，大概是因为古代医疗卫生条件差、婴儿的夭折率高，所以要确定其能成活才予以命名。因此“名”又有“小名”、“乳名”等叫法，而且“贱名好养活”的习俗历史极其悠久——像狗蛋、二傻这样的小名就并非寻常百姓所专有，比如司马相如的小名叫“犬子”、谢灵运曾叫“奴奴”、陶渊明则叫“溪狗”；这几位后来还改了“大名”，而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更想得开了，比如齐桓公的大名就叫“小白”、鲁成公叫“黑肱”，晋成公更是毫不在意个人隐私，大号就叫“黑臀”……

　　姬黑臀同学是大名鼎鼎的晋文公重耳的儿子。当然名字肯定也是他取的。

　　而“字”则相对而言要正式和严肃得多，所以需要在成年以后、不便于直呼其名时才冠之以的别名，可自取或请长辈赐名。字通常是对于名的解释和补充，与“本名”互为表里，故称“表字”。

　　本名作为标识人的个体身份的最基本的符号特征，在三代之前便早已有之；而表字的出现则不晚于商代，比如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子姓，名履，汤则是表字。

　　本名除了标识身份的作用以外，还用来体现亲属关系。比如同辈亲族在名字中共用一字，这种情况在今天也很常见；如果用单名的话则通常使用同一偏旁的字为名，如苏轼、苏辙兄弟。而表字也有类似的作用，比如三国时孙坚的4个儿子中，长子孙策字伯符、次子孙权字仲谋、三子孙翊字叔弼、四子孙匡字季佐（孙朗是庶子，没资格列入排行），就是典型的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

　　同时，本名与表字之间通常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如著名诗人屈原在其代表作《离骚》的第一段中就“痛陈革命家史”：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屈原为芈姓，屈氏，名平，字原——辞书《尔雅》有云“广平曰原”，所以屈原的本名和表字意思是相通的。而在前述引用的诗句中，屈大家实际上是玩了个文字游戏：“正则”即为“平”，“灵均”则是“原”的意思。

　　类似的例子还有孔子的学生宰予字子我，东汉史家班固字孟坚，三国时期的谋士法正字孝直等等，其中的“予”与“我”、“固”与“坚”、“正”与“直”的字意都是相通的。

　　本名与表字可以意思相通，也可以反义相对。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字退之，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等，其中的“愈”与“退”、“熹”与“晦”、“頫”与“昂”的字意完全相反，这是取过犹不及、名字互为制衡之意。

　　此外还有援引经典用之于本名与表字的，比如茶圣陆羽字渐鸿，便取自《易经·渐卦》中的“上九：鸿渐于逵，其羽可用为仪，吉。”还有的表字则是由本名引申而来，比如孔门七十二贤中的冉求字子有，便是取“求而有”之意；北宋大文豪苏轼字子瞻，则是取凭轼（“轼”是指马车前用于扶持的横木）瞻望的意思。当然还有的表字干脆就是把本名简单加工一下，让人严重怀疑取字的家伙在偷懒——比如李白字太白、杜牧字牧之、秦桧字会之等等。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先秦时期在本名与表字放在一起称呼时，正确的使用顺序是“先字后名”。比如春秋时期秦穆公曾派遣两大名相蹇叔和百里奚的3个傻儿子出征郑国，结果这“三傻”受了商人弦高的欺骗，非但没大闹成郑国，回头还被晋国团灭，这就是著名的“弦高犒师”的故事。

　　三傻之一的孟明视，姜姓，百里氏，名视，字孟明；之二的西乞术，子姓，蹇氏，名术，字西乞；之三的白乙丙，子姓，蹇氏，名丙，字白乙——对他们的称呼方式都是先字后名。

　　而到了秦汉以后，规矩改成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先名后字”：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顺序分别是籍贯+姓+名+字，后皆同），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典论·论文》魏·曹丕）

　　再有一个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的就是本名和表字的称呼礼仪——这可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一旦搞错挨几个白眼或被骂一顿都是轻的，严重了挨顿揍甚至是丢掉小命也不奇怪。

　　我们在前边说过“幼名，冠字”，其实已经基本道明了本名与表字的用法。即本名的使用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和严格的限制性，仅用于长辈、尤其是父母等直系亲族对于晚辈的称呼。理论上在上级对下级、老师对学生称呼时也可以直接呼其本名，但在实际生活中出于尊重和礼貌应用得很少。老师称呼成年学生通常直呼其表字，上级称呼下级多用姓+官名或者姓+表字，皇帝称呼臣子多用姓+“卿”，在表示亲热或大度时可直呼姓+“爱卿”或干脆以表字称之：

“（王）峻年长于太祖（郭威）二岁，太祖虽登大位，时以兄呼之，有时呼表字，不忘布衣之契也。峻以此君自负焉。”（《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十》）

　　师长在他人面前直呼学生或下级的本名倒没什么，但如果是当面直呼，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前者对后者有所不满、厌恶甚至是打算翻脸了，起码也是双方的关系不够亲密。比如要是李世民称呼魏徵为“魏爱卿”时，那是打算虚心纳谏；要是当面大叫“魏徵”（后面可能还要加上“老儿”二字），那肯定是被骂急眼了……

　　在平级、平辈之间如果关系好到可以合穿一条裤子，倒是可以彼此直呼其名。如果关系没到位或者干脆就是在陌生人间这样做，那基本等同于在骂人——本名最主要是用于给父母等长辈称呼自己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家伙也这么叫，岂不是意味着在骂“我是你爹（娘）”？

　　是可忍孰不可忍，叔可忍婶也不能忍，还不赶紧抡拳头揍他丫的？

　　比如说有人穿越到了开元盛世，在煌煌长安城中偶遇诗仙李白，便忍不住惊声尖叫：

　　“呀！那不是李白吗？”

　　于是，接下来等待他的肯定不是李大偶像的挥手致意、亲切交谈甚至签名合影（呃，这需要带着相机穿），很可能是三尺青锋当头劈来——话说人家太白兄不但脾气很臭，而且还是个武林高手，自称“十五好剑术”，砍死个把穿越肥宅还不费吹灰之力。

　　即便是穿成一个白胡子老头，在彼此不熟的情况下也尽量别做这种危险的试验。尤其是面对太白兄这样危险的家伙，不过倒是可以找老实好欺的老杜试一下。

　　至于说下对上、卑对尊，别说直呼其名了，哪怕是在书写时需要写到与自己的君主或是父母长辈的本名相同的字时，都要缺笔或是使用异体字代替，这就是著名的避讳制度。如有违反，就是“大不敬”或“大逆不道”之罪，轻则受到训斥、挨顿板子，重则要收监治罪，因此被砍掉脑袋也不啥稀奇事。

　　当然，本名还可以作为谦称、卑称自用，这种事别人就管不着了。

　　而表字的通用性则要远远强于本名，基本可以应用于任何场合。无论是上对下、尊对卑，还是平辈之间都可以称之以表字，即便是下对上、卑对尊在书面和口头上称呼时，偶尔也可以使用表字而不被视为逾礼。

　　所以您要是一不小心穿到古代去了，在搞不清状况时呼人以表字一般犯不了毛病，起码也不会莫名其妙的挨揍。

　　除了姓氏、名字，古人、尤其是名人一般还有“号”——就是在本名、表字之外一种固定的自称，也称“别号”。古人给自己取“号”，除了供人称呼以外，多用于自己文章、书籍、字画等作品的署名。

　　为什么古代名人热衷于给自己取号？因为他们也很无奈啊！

　　姓氏这东西是祖宗给的，本名则是父亲给取的。表字虽可自取，但除了那些人缘差或是不招人待见的、家世才能都平庸或是低下的以外，越是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就越有无数的尊长争着抢着的给他们“赐字”，还轻易不能拒绝。所以关于自己的称谓，古人、尤其是名人基本一点自主权都没有，一肚子的才华无处施展，难道他们就不憋得慌？

　　在当代，有点才华的人喜欢给自己起个笔名；网络盛行之后，更是几乎人人都有个网名——而别号就相当于古人的笔名或是网名，给了他们一个放飞自我的机会。

　　取号这种习俗在三代之时便已经出现。比如《史记正义》引张君相云“老子者是号，非名”，范蠡曾化名“鸱夷子皮”，也算是一种别号，东晋时陶渊明曾自号“五柳先生”、葛洪自号“抱朴子”等等。取号在唐宋时形成风气，到明清达到鼎盛，甚至到了“闾市村垄，嵬人琐夫，不识字者莫不有号”的程度。

　　古人取号，除了表达自己的喜好、志向、家世等特征以外，一般还喜欢使用特定的词汇。比如唐宋之时佛教盛行，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比如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号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苏文豪还有个铁冠道人的号）、李清照号易安居士等；元朝则崇尚道教，就有赵孟頫号雪松道人、任仁发号明山道人等，也是追随时代风气。

　　还有的根据自己的辈分或是地位以自号，比如南宋理学家陈亮号龙川先生、明代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号石公，初唐诗人卢照邻号幽忧子等等；当然更多的是以老头自居，比如少陵野老杜甫、随园老人袁枚、醉翁欧阳修、放翁陆游、颍滨遗老苏辙、正斋叟关汉卿等等；更有用以表明隐士身份的，比如射阳山人吴承恩、湖海散人罗贯中、藕荡渔人严绳孙、百子山樵阮大铖（当然老阮这个号纯属是扯）等等。

　　号除了自取以外，当然也免不了会被他人所取，这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外号、绰号或是浑号，比如《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人人都有的绰号。不过就像今天我们常见的“王大麻子”、“李二愣子”之类的外号一样，这种他人所起的外号通常都含有贬义或嘲讽——比如前文提到的三傻之一的孟明视的老爹百里奚，就因为是被秦穆公用五张羊皮买回来的，所以被称作“五羖大夫”（羖指黑色的公羊）；唐朝奸相李义府被称作“人猫”、北宋宰相王珪人称“三旨相公”，也是类似的情况。

　　不过外号也不是都带有贬义，比如北宋大才子宋祁因写出“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词句而世称“红杏尚书”；唐代诗人温庭筠更因才思敏捷而得雅号“温八叉”：

“庭筠旧名歧，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时号‘温八叉’。”（《唐诗纪事·卷五十四》宋·计有功）

　　而在人际交往中，除了本名、表字和别号以外，往往还以官爵和地望彼此相称。比如某个老实巴交的肥宅穿越到唐朝遇到老实巴交的老杜，又想不起他老人家的表字（杜甫字子美），便可称呼老杜为“杜工部”或“杜拾遗”——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和左拾遗，这就是以官爵相称；同时还可以称呼他为“杜少陵”——老杜常以杜陵表示其祖籍郡望﹐这就是以地望相称。

　　像屈原又被称为三闾大夫、王维被称为王右丞、柳宗元被称为柳河东、段祺瑞被称作段合肥，都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