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里奇·劳里（Rich Lowry，1968～），美国保守派评论家，《国家评论》主编；拉梅什·彭努如（Ramesh Ponnuru，1974～），专栏作家、美国企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国家评论》资深编辑。本文译自《国家评论》，英文标题“For Love of Country”。

………………………………

保守主义者应该信奉一种明智的、温和的民族主义。

在论述川普总统的就职演说时，评论家用了一系列“d”字打头的负面词汇，“黯淡的”（dark）、“分裂的”（divisive）和“危险的”（dangerous），此外，还有“反乌托邦的”（dystopian）。之所以做如是评价，部分原因在于，川普将过去数十年的美国生活描述成地狱般存在，用他的原话说：“此时此地，针对美国人民的大屠杀（carnage）该结束了。”不过，批评家做出这般反应的原因还在于，就职演讲彰显了民族主义主题——多年来，民族主义本身一直被假定为“黯淡的”、“分裂的”和“危险的”。

不过，这种假定站不住脚，现在我们需要将其摒弃。民族主义可以是一股健康的、建设性的力量。由于民族主义情感深得人心、经久不衰，所以，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培育某种类型的民族主义，而非超越民族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对民族主义的恐惧变得非常普遍，尤其是在欧洲，这种恐惧正是驱动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前提。数个月之前，欧盟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回想起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忠告，“民族主义，这就是战争。”（Le nationalisme, c’est la guerre），并补充道，“这句话依然千真万确，所以，我们必须和民族主义作斗争。”容克还认为国界是“政治家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发明。”任何削弱欧洲团结的行为，都会让人回想起欧洲的大屠杀。

如果保守主义者说，美国的左派也是这种观点，给人们的印象好像是政治对手的诽谤。不过，已故的理查德·罗蒂——美国左派的旗帜（去世后依然如此；他关于美国会出现政治强人的警告在大选之后再度流行起来）——也表达过类似看法。他曾经写道，美国的学院左派“专注于边缘群体，从长远上看，这有助于使我国更受人敬重、更宽容、更文明。”他还补充道，“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这是不爱国的。在差异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名义下，它拒绝为美国感到欢欣鼓舞。它不仅批判国家团结的观念，还排斥民族自豪感。”

译注：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美国著名哲学家。代表作为《哲学与自然之镜》、《实用主义的后果》、《偶然、反讽与团结》。

罗蒂对“学院”左派的态度，表明他对左派观念的大行其道有所了解。据2016年BBC的一份民调显示，43%的美国人同意如下观点，即“我认为自己首先是世界公民，其次才是美国公民。”

甚至在一些保守主义者那里，民族主义也不受待见。说来也不奇怪，保守主义内部的两大强势分支和民族主义的关系一向紧张。首先，经济保守主义，尤其是深受自由意志主义影响的，通常把国界看作自由市场的障碍。那些有海外利益的商人——保守主义联盟的重要部分——也适应了这种思考方式，即使其本人未必有这种哲学倾向。其次，宗教保守主义经常强调，每个人都拥有上帝赋予的尊严。所以，前总统乔治·布什曾在移民政策的背景下宣称，“家庭价值观没有在里奥格兰德河（Rio Grande river，译注：美国和墨西哥的界河）前止步。”

此外，美国其他派别的保守主义者，如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深受以下观点影响：美国是一种“观念”或美国是“建立在观念之上的国家”。这种观点本身通常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达，因为它是一种炫耀：“我们的国家，不像其他民族国家，它是建立在高尚理想之上的。”

以上种种思想潮流助长了如下观念，即民族主义是返祖的、是阴险的，倘若保守主义和它沾上边，准会把自己败坏掉。此外，由于“民族主义”的高度可塑性，也导致其在世界范围内声名不佳。以乔治·奥威尔为例，他曾在一篇大作（译注：即Notes on Nationalism）中反对民族主义。他采用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这种民族主义涵盖了斯大林主义，却排除了对本国正常的奉献精神。按照他的理解，民族主义是对某个团体或某项事业的自我认同，仇视任何批评者，而且极度渴望权力和特权——它就像埃德蒙·柏克所说的“武装的教义”（armed doctrine）。奥威尔的定义很古怪，不过在反对民族主义上却很有代表性。民族主义的反对者指责两次世界大战均源自民族主义，虽然，两次大战牵扯到多民族帝国（一战）和跨国家意识形态（二战）。人们绞尽脑汁，试图在好的爱国主义和糟糕的民族主义间做出区分。

无疑，确实存在着侵略性的、有害的民族主义。哈德逊研究所的约翰·丰特（John Fonte）对威权民族主义和民主民族主义做了颇有价值的区分。普京和埃尔多安属于前者（尽管普京领导了一个试图攫取更多领土的多民族帝国）。而民主民族主义的范畴则囊括了林肯、丘吉尔、戴高乐、里根以及撒切尔夫人，他们都是国家主权和国家团结的捍卫者。

良性民族主义的轮廓不难辨识。它包括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归属感，效忠以及感激之心。而且，这种感情不单投射到本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上，也投射到本国同胞和本国文化当中。这种民族主义包含了和自己的同胞团结一致，他们的福祉显然要比外国人优先。这种民族主义表现在政治上，便是支持这样一个联邦政府——它珍惜自己的主权，直率地、不加解释地维护本国公民的利益，而且，认为有必要提升民族凝聚力。

任何有价值的民族主义都包含了这些成分，但是超越它们则依赖于某些特殊的品格。美国的民族主义有一种意识形态成分，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它是例外的（就像“美国例外论”所表达的那样）。这种简化背后蕴涵着这样一项原则：美国是一个观念（idea），而非一个国家。现实中，它是一个有着这样一种观念的国家。《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章指出，美国要做世界的典范，甚至约翰·昆西·亚当斯在表示不支持美国“跨海平魔”的同时，也紧接着补充道：“美国是一切自由和独立的祝福者。”这种希望所有人都能享有自由的志向，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政治DNA。

译注：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美国政治家，曾担任美国第六任总统（1825～1829）。

理念诚然重要，不过，美国的民族主义不仅限于此。这一点可以从我们的爱国主义宣传中窥得一斑。飞机编队低空飞行或者独立日的烟花汇演可不是出自信条。国殇日大游行或者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也是如此。约翰·菲力浦·苏萨（John Philip Sousa）的进行曲可不是申明什么理想。显然，大多数美国人对抗议者焚烧美国国旗的反感，不是源自后者在摧毁一种理念，毋宁说，源自后者正在亵渎他们抱以敬意和忠诚的国家。

实际上，美国爱国主义的绝大多数表达——如国旗、国歌、雕像、圣殿、铸造硬币以荣耀国家英雄、阅兵，乃至各种纪念阵亡将士的典礼——在世界各国也能找到。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爱国主义表达以及对不爱国行为的愤怒，并没有表达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在讨论民族主义时，经常有人提出一种痴迷于“鲜血和土地”版本的民族主义，以及唯独关注政治理想的爱国主义。不过，美国的爱国者在实践中避免了这两种极端。

这种明智、温和的美国民族主义，对保守主义者尤其具有感召力。保守主义对任何地方的、特殊的、传统的事物都抱有敬意。而且，大多数国家都是经过历史累积形成，正如保守派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此人在捍卫民族主义上笔力甚健——所言：

民族国家是一种合乎风俗习惯的秩序，它是人类睦邻友好的副产品，受到一只“无形之手”——即在操同一种语言、比邻而居的同胞们之间形成的无数协议——的塑造。它源自各种妥协——历经多次冲突之后确立的，而且传达了一种在邻里之间缓慢形成的协议，这一协议既保证了彼此的生活空间，也保护了大家的共同领地。

我们对睦邻友好的强调是合宜的。人民并不是在一个自由市场里蹦蹦跳跳的原子化个体；他们是共同体（附着于信仰和家庭）的成员，而公民结社为人们的生活赋予了意义。民族国家是一个放大的共同体，人们热爱它也很自然——尊敬其民间仪式、历史、风景、音乐、文学、英雄以及阵亡将士。

“世界主义给了我们一个国家，而且它很好”，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写道，“（但是）民族主义给了我们一百个国家，而每一个都是最好的。世界主义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最高级别的爱国主义。然而，爱国主义始于称颂眼前的，而非万里之遥的世界。”

任何人，无论其多么的世界主义，都不是真实的世界公民。“国际社会”给不了其公民身份，甚至连绿卡也给不了。我们是每一个特殊民族国家的公民，我们在那儿生活，在那儿互尽义务。没有一个国家会漫无目的向全世界开放；每一个国家都会赋予其本国公民（以及那些它所欢迎的外国人）以特权。每一个称职的国家都会特殊关照本国公民和士兵。倘若一位法国公民在中东某地被劫为人质，没有哪个国家会比法国更为关心这件事。

民族国家使得民主成为可能。倘若没有民族国家——人们被共同的家园、语言、认同感和利益联系在一起——就不会有真实的政体。这就是为什么欧盟——作为一个由迥然各异的国家（利益和传统都不同）组成的集合体——的民主总是带有缺陷。

民族主义是一种自然情感的流露，你没法将其击败。缺少民族主义情感支撑的保守主义，是一种奇怪的、缺乏活力的保守主义。二战之后，美国保守主义在其黄金时代，曾鼎力保护美国的特权。

保守派对联合国，以及任何有可能限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行使主权的“全球性实验”，一向抱以怀疑。如果一项国际协定有可能侵犯美国主权，保守主义者绝对会表示反对。举例来说，这种怀疑态度可以解释为什么保守派激烈抵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当国际刑事法院有可能取得对美国公民的管辖权时，布什政府（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指导下）与104个国家达成双边协议，确保其不会将美国公民引渡至国际刑事法院。

保守派的外交政策，一向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前提，或者如《沙龙声明》所言，“我们必须用如下标准评判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符合美国的正当利益？”这种观念与我们对人权的承诺是相容的，就像冷战与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小布什有时会彻底转向威尔逊式普世主义，尽管这与保守派传统相抵牾）所显示的那样。保守派外交政策的驱动原理，一向是保护我国公民，推进美国的利益。从根本上讲，我们之所以支持自由派的世界秩序，不是因为这一秩序符合世界的利益，而是因为它符合我国的利益。我们与其他国家合作，也只是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非为了“世界共同体”的利益。

译注：《沙龙声明》（Sharon Statement），是保守派团体“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的创建宣言，由于创建会议在康涅狄格州的沙龙镇召开，故名《沙龙宣言》。

从国内讲，自20世纪60、70年代后，美国一批“去民族国家化”的精英（塞缪尔·亨廷顿语）向美国及其共同的文化开战。保守派在以下议题上——如双语教育、给传统美国史课程降级、种族优待（译注：即平权行动）、拔高亚国家族群、大规模移民等议题（多元文化主义者竭尽所能地破坏国家团结）——展开反击。

诉诸民族自豪感一向是保守主义政治的重头戏，而且保守主义在政治上得势时，这项工作做得最好，比如在里根时代。通过这种情感，我们可以很好地区分出左、右派。分析一份典型的民意测验，我们会发现，爱国主义情感——诸如“我经常为自己是美国人感到自豪”——在保守派那里要比自由派那里普遍的多。简言之，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说过，保守主义的三大支柱是宗教、民族主义和经济增长，这是有道理的。

但是，随着后民族主义态度在右派阵营扩散，外加一些历史事件和趋势——如冷战的结束，全球贸易的扩张，移民潮以及军事的专业化——使得美国主流保守主义越来越无力，乃至无心去诉诸民族自豪感。面对民族凝聚力的下滑，我们并未作出民族主义的回应。（顺便提一句，我们的朋友和同事约翰·奥沙利文在其著作中，多次谈论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在反击上述趋势时，更有说服力也更有先见之明。）

民族凝聚力的下滑，使许多美国人渴望那种能够带来团结一致感的政治，尤其在那些没有取得大学学位的白人选民——他们发现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下滑，其爱国主义精神也贬值——那里，这种现象格外突出。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对他们没有吸引力。而唐纳德·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成功地赢得了这批选民。

如何理解川普总统的民族主义？我们对他的观点了解地越深——其民族主义观点巧妙地隐藏在咆哮和盛气凌人的话语背后——我们就越能理解，这对美国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在大选期间，川普的政策主任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介绍川普的演讲，主旨大抵是社群主义的。对川普而言，我们不单纯是消费者，尽管自由意志主义者常常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工人，无法脱离共同体的经济、社会生活。CEO们也不单纯是“利润最大化者”，虽然经济学理论常常这么说；他们还是对本国同胞负有义务的公民。川普对移民的看法也反映了这种民族主义——我们有权决定谁可以、谁不可以移民美国，而且我们制定政策的初衷应该是服务于美国公民的利益。

如果川普当时效仿了（主流）共和党那种稳当和现实的民族主义，他的版本就不会这么重要了。美国的建国理念、历史、制度几乎不在川普的讨论范围之内。他频频提到自己渴望使美国变得再次伟大，却又不珍视那些使美国成为例外的东西。他不是那种支持有限政府的保守派，似乎也不是虔诚的宗教徒。他痴迷于让墨西哥为边境墙付费，以及“拿走”伊拉克的石油，让人嗅到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掠夺者的气息。川普做出了推动包容性民族主义的姿态，但是考虑到这样一种好斗的氛围——由川普本人睚眦必报的个人形象导致——这一目标可能会落空，而且也很难相信这一目标会实现，仿佛川普的民族主义可以被我们传统的公民信条软化和提升。从某种程度上讲，川普的民族主义没有涵盖美国的各种族、各宗教，背离了民族团结的真正目标。此外，他关于贸易的看法，确实将国家利益视为我们经济政策的目标，但是又误解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美国民族主义中的某些成分（川普所缺乏的）可以对川普起到缓和作用。它们追求权力下放和地方主义，而非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它们合宜地把对国家的效忠，置于一系列同心圆当中，始于家庭，终于世界。

至于川普，他本人既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经验，也暴露了诸多缺陷。现在，保守主义者既要排斥那种内在于自由意志主义中的个人利益至上主义（atomism），也要拒斥威尔逊式的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ism，小布什政府在其野心爆棚时刻，正是这种观念的典型）。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应该支持一种宽宏大量的民族主义，既要考虑到美国的理想主义，也要理性算计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利益（得失）。

我们应该谦逊地使用政府权力，并借以调和民族主义，防止逐日强大的国家与日益膨胀、失控的民族主义联姻；其次，借助宗教，我们可以防止国家成为人们首要的效忠对象；第三，通过尊重其他国家，我们可以强化一个合作性的国际秩序。说到底，民族主义很像“自利”（self-interest），如果一套政治哲学打算否定民族主义诉求，那么，往好里说，是乌托邦，往坏里说，就是暴政，当然，民族主义必须要得到“教化”。对我们保守主义者而言，推进这种“开明民族主义”的第一步，便是承认民族主义对我们世界观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