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相信大家都对这句话特别熟悉，但它却算不上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们的发明，因为，早在晚清的洋务运动期间，国有经济就已经开始在资源、能源、铁路等关键行业占据了垄断地位，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分野也自此确定，一百多年来未曾改变。而这一切，都与一个人脱不了干系——他就是被称为近代“商父”的盛宣怀。

盛宣怀参与创办和掌控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实业，有轮船招商局、汉冶萍煤铁总公司、上海华盛纺织厂、中国电报局、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等，他不仅是晚清诸多“央企”实际上的掌门人，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还扮演了“国资委主任”的角色，以至于前几年还有人将李荣融称为“盛宣怀第二”。在“官”与“商”两种身份之间游走的盛宣怀，一方面通过对自己所控制的企业进行MBO而获得了巨额的私人财富，另一方面又主导了几轮“国进民退”，让那些商人叫苦不迭。

在晚清时期资本和权力的博弈中，盛宣怀一度成为最大的赢家，但另一方面，他主张的铁路“国进民退”也给大清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而他自己，也被“下课”。

国退民进：从“官商合办”到“官督商办”

1872年，李鸿章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时采取的“官督商办”模式，最初来自幕僚盛宣怀的构想。

当时，因清廷国库不足，李鸿章便想调动、吸纳民间资金。1872年8月，洋务派出炉了轮船招商局的第一个正式章程《轮船招商节略并各项条程》，明确规定了企业的性质是“官商合办”，“招商局由官方管理，官方只收取官利，不负责盈亏责任”，但对商股的权利与义务没有涉及。这样的章程，显然无法调动起商人的积极性，胡雪岩等巨商均对投资招商局不感兴趣。

招商局招商不利的局面引起了盛宣怀的思考。盛宣怀认为，要使企业长久经营下去，必须按商业原则经营，政府不得干涉。但创业之初，须有政府的保护和扶植。当时，架电线有破坏风水之说，来自官民的阻力非常大，拔电杆、断电线的事常有发生。打着“官为督理”的旗号，就可以让沿线地方官员照料保护。

4个月后，招商局按照盛宣怀的建议进行首次改组，李鸿章概括了“官督商办”的准则：“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候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即企业不为政府所有，所有制属于股份企业，这使得调动大量商人资本成为可能。

1873年，为了进一步做强轮船招商局，李鸿章派买办商人出身的唐廷枢和徐润主管招商局事务。唐、徐加入之后，招商局的招股工作迅速改观。在唐、徐主导的期间，招商局共进行了两次招股，每期100万两，到1883年完成了股本金200万两的募集。在这些资金中，徐润本人两次各投入24万两，合计48万两，占24%，成为最大的私人股东，而由其“招徕各亲友入股者亦不下五六十万两”。如此，徐润直接或间接控制的股份，约占总股份的一半左右。唐廷枢本人的入股也不少于8万两，完成了徐润之外的绝大部分引资任务。

“官督商办”后来成为1870年代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主要模式，轮船招商局、湖北矿务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采取了这一方式。但是，恰恰是“官督商办”这一产权模糊的体制，使得招商局民间资本最终无法逃脱被官僚体系吞没的命运，上演了一场晚清版的“国进民退”。

挤走唐廷枢和徐润——招商局的“国有化”

当时，在李鸿章的安排下，盛宣怀去招商局中“挂职锻炼”——兼管漕运和揽载事宜，既代表官，又代表商，成为联络、调和官商的关键人物。李鸿章的意图很明确，要有“自己人”，这样才能防止招商局尾大不掉。

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倒账风潮随之而来。徐润等人因为“挪用”招商局的公款16万两白银做了大量的投机生意，致使招商局处于濒临倒闭的边缘。李鸿章随即派盛宣怀到招商局进行查处、整顿。入手后，盛宣怀迅速查出徐润的挪用情状，逼迫其将自己的股票和房地产抵押给招商局，然后又将其扫地出门。

搞垮徐润之后，盛宣怀又联合会办马建忠，挤走另一位商人经理唐廷枢；接着抓住了马建中的小辫子，又搞垮了马建中。而后盛拉拢对他最无害的谢家福当上了招商局会办，起用他的亲信沈能虎。

明面上看，徐润和唐廷枢被赶出招商局，是他们挪用了招商局的公款，而根本原因则是，他们经管招商局的方针与清廷难以相容。早在金融风潮之前，徐、唐二人就已多次提出，招商局运营已经走上正轨，须剔除官办因素，保证运营的独立性。唐甚至可谓一针见血：“商人只有出钱的义务，却没有经营的权力。生意赚了还好说，做赔了可找谁去理论？”换言之，徐、唐二人希望国有资本从招商局中退出。

这显然是李鸿章所不能容忍的。而且，清廷中的顽固派更是借此大做文章，批评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

事实上，从唐廷枢徐润进入招商局成为经管者开始到其离局为止，与此相关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类是要求将招商局所借官款改为官股（债转股），将招商局收归国有；另一类就是不断有人要求对招商局进行“彻查”、“严查”、“整顿”等。

徐润和唐廷枢的出局的表明，此时的商人阶层在社会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基础还未奠定，特别是在晚清社会的统治高层，还存在相当大的对商人的蔑视和成见。在这种风气和环境的影响下，唐廷枢和徐润维护商人独立经营和自身原则的努力越发难以为清廷所容，最终被赶出去也就成了必然。

经过一番组织整顿和清洗后，完全控制了招商局的盛宣怀迅速将招商局引向了“官办”——虽然并未更改“官督商办”四字方针，但盛同时又直接宣布：招商局此后，一切事务，包括用人、财务等等，全由督办总理，而督办的任免则须经北洋大臣批准，各地分公司的总办、各条船的买办，则由督办任免。换言之，保留“官督商办”的文字，是为了安抚公司内部的人心；而经营大权，实已偷梁换柱，全归官方。到1885年，招商局的“商办”色彩已不复存在。

盛宣怀的新方案出台后，在招商局股东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朝廷任命的督办总理公司一切事务，等同于剥夺了民商股东在公司中的发言权，作为出资人，他们完全失去了过问公司事务的权利。

之后，盛宣怀所创办、掌控的一系列洋务企业日益庞大，扩大到轮船、电报、纺织、铁路、银行、钢铁行业。为解决资金和经营问题，他常常抽调手中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譬如招商局、电报局两家的资金，去支持他手里那些不那么盈利的企业。但这些“腾挪移拿”，显然常常没和商股股东商量，商人股东们对这些不公平待遇非常不满。到19世纪末，商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投资这些官办的洋务企业了。

MBO—在国退民进中成为晚清首富

1884年，是招商局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1883年，是招商局资本总额的最高峰，达533.4637万两白银，此后一路锐减，至1890年，资本总额仅余275.0559万两。 与此同时，盛宣怀则在公司内部编制了一套完全以自己为核心的垂直控制网，最终形成了招商局股票“盛股独多”的局面。

由于产权不明，一些戴上了红帽子的"官督商办"企业，实际上是官商合流，肥水流进了私人腰包。盛宣怀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持有大量股票的这些企业，及时地进行了“改制”，从而多少摆脱了政治力量的牵制。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组成完全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1909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盛宣怀以4769张得票高居榜首，当选为董事会主席。随着股份制的推行，在这些企业中，股东开始取代政府，“商办”取代“官督”，而成为企业管理中的主导力量。

凭着在企业中的大量股权，盛宣怀给盛氏家族留下了富可敌国的惊人家产，一度成为晚清首富，财产甚至超过了李鸿章家族。

对铁路的“国有化”葬送了大清王朝

不过，由于盛宣怀身兼“官”和“商”两种身份，他对民营资本，也持两种态度。站在商人的立场上，他更喜欢MBO，即国退民进；而站在官员的立场上，他则更倾向于国进民退。

不过，在1911年，时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提出的对铁路进行国有化的主张，则一不小心引发了四川的“保路运动”，进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当时，盛宣怀发现，允许铁路商办政策推行几年下来，问题与弊端层出不穷：资金筹措严重不足，且迟迟不能到位；各地商办公司管理混乱、效率低下，股资被挪用、贪污的腐败乱象频生。因此，他向朝廷谏言，铁路筑路权必须收为国有。

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以后，在四川、湖南、湖北与广东，遭到了士绅们的反对。其中，态度最激烈的是四川的川汉铁路公司。该公司高管曾挪用公款炒股，结果却亏损300万。股东们抓住国有化的机会，希望由政府来承担这笔损失，遭到盛宣怀的严词拒绝。盛表示，政府的收购资金，本就是全民的资产，怎么可以为一家商业公司的腐败亏损去埋单呢？

盛宣怀的这一态度得罪了川汉铁路股东中的激进派。他们人在报刊上曲解与猛烈抨击清政府外债修路是“卖国”，许多青年学生和下层人士信以为真，都卷入“保路”的阵营中。

为了息事宁人，四川地方官员一再奏请收回国有化诏令，但盛宣怀和同样志大心切的铁路督办端方都表现得异常强硬，他多次催促地方督抚用军队镇压参与运动的士绅百姓。随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至夏秋，从四川开始的保路风潮，迅速蔓延到广东、两湖等地，革命形势迅速成熟。10月10日，武昌新军兵营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的序幕就此拉开。

而在京城，资政院成为保清派各省代表声讨、围攻盛宣怀的阵地。10月26日，朝廷宣布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

如今观之，四川保路运动是一起经典的群体性事件危机案例。常年累积的政治、社会矛盾，地方士绅的贪婪，中央政府僵硬的回应能力，终使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在革命党的暗中推动下，“护路”运动终被推上了神坛，而作为全国铁路建设一把手的盛宣怀便成了政治“痞子”运动的牺牲品。

随着清廷的覆没，盛宣怀受到谴责，东渡日本，几年后在上海去世。

功过是非，任人评说

早年，盛宣怀刚开始做洋务时，向李鸿章写信表忠心：“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就是说，将来李鸿章传记里能把他盛宣怀的名字列上，他就心满意足了。现在看来，他的这一愿望是超额实现了。

盛宣怀在洋务运动早期提出的“官督商办”，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合时宜的策略，但几年后，就在盛宣怀大刀阔斧对招商局做国有化改造的同时，日本明治政府却将其最大的国有轮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以惊人低价转让给了岩崎弥太郎——它后来的名字，叫做“三菱”。《剑桥晚清史》批评了盛宣怀这一类的官僚企业家——说盛宣怀是“重官轻商”的。创办工业企业是次要的，主要关心的是要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他喜欢搞官场的权术而不惜牺牲健全合理的商业经营方式。”

至于后来葬送了盛宣怀政治前途的“铁路国有化”，主张并没有错，但他对那些痞子们僵硬的回复方式，并不可取。

晚清名流张謇在后来评论清末铁路国有化失败的原因时，严厉地批评盛宣怀，说他完全不懂得国家对于人民应怀有一种“涵复之义”。用今日话语来说，即政府有对民众的要求作出回应的道义，即便这些要求有时看起来不那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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