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好还是现在好？这个似乎多此一举的问题，渐渐成了争议。“民国教授都不是叫兽”、“民国无李刚”、“民国没有郭美美”……去民国找答案已然成了我们的习惯。

曾经被我们称为“万恶旧社会”的民国，似乎渐渐成了“民主”“自由”“道德”“惩恶扬善”甚至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代名词。这些认知，究竟是最真实的史实，还是对历史的无知？真正的民国究竟什么样？

“在立人这一块，我相信共和国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国还是很羞愧。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当，我们在民国人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学看到都是奴才，当然我本人是资深奴才。”陈丹青语。

民国无奴才，文人堂堂正正敢作敢当

民国时期，文人儒士大多狷介，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或狂傲不羁言谈骇世。傅斯年一生不党，拒不做官，他认为：教授做官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与傅斯年同时代的还有一位教授叫刘文典。刘文典因跟蒋介石拍桌叫板而名噪当时。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他与蒋介石的一段恩怨，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学者的铮铮铁骨。马寅初教授有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而今天，“大到院士，小到大学教师，前有高校毕业生，后有企事业单位人员，都争先恐后跳进了‘窃门’。堂而皇之扒他人学术成果，为自己牟取功名利禄的伪知识分子大有人在……层出不穷的问题教授、‘文化妓女’得了软骨病，抛气节、丢良知，将尊严一脚踩至脚底，啐上一口浓痰，向名利把头低……”无价的学术、高尚的知识分子气节，在市场化的大潮中贱廉到这等地步。

陈丹青说，在立人这一块，我相信共和国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国还是很羞愧。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当，我们在民国人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学看到都是奴才，当然我本人是资深奴才。话虽偏激，不无道理。

民国有自由，“公教人员不是东西”上头条

民国，特别是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据统计，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

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

虽然在当时也有记者遭到军阀迫害，但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并没有遭到所“攻击”对象的报复。究其原因，首先是当时的政客大多都以民主自由标榜，同时追求自由的欲望很强烈，报纸是他们获取信息的窗口，因此报纸的言论自由还是有很大的市场。

看看这让人会心一笑的标题：1947年，金元劵大贬值，民不聊生，工薪阶层苦不堪言。武汉《大刚报》曾在头版头条刊出大字标题：公教人员不是东西（主） 是东西也应当涨价！（副）

如果可以……退回到“万恶旧社会”？

“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活在清末，那样，离民国就不远了。”崔永元调侃今年高考作文题时如是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班网友纷纷赞同，向往回到时下大众传媒中的“美好民国”。

章诒和也曾说，“胡耀邦先生有一句话，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退步。所以我希望大家都退步，退到哪？退到民国就好。这个很现实，这个可以做到，因为民国离我们不远……”

而曾几何时，我们对民国全盘否定，那时甚至连“民国时期”这个词都极少见，人们只用“解放前”、“旧社会”来指称那个时代。常常还附有定语：“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

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阴郁和焦灼

这个“第一住宅合作社”……全是国家干部。该社成立后，杭州市政府无偿划拨了国有土地50亩，又通过浙江省政府善后经济处申请了大笔“救济款”，凭着这些钱和地，顺利建成100套小别墅，然后人手一套分完……

电影《建国大业》中“蒋介石”有这么一句台词：“反腐败，亡党，不反，亡国。”影视中的语言，难免有言过其实之处，但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确实惊人。

对民国前期的腐败，孙中山做出过如下评价：“民国虽成立了十年，亦没有看见什么精神，比前清更觉得腐败”。至于民国后期的腐败，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一书中评论说：“南京时代官僚腐化比较北洋时代过之无不及”。“国民党高级军官90%以上拥有自己的商业背景”。在孔祥熙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任内，公开揭露的贪污大案就有孔祥熙、吕咸私分美金公债案、郭景琨黄金案等多起。在孔祥熙、吕咸私分黄金案中，孔祥熙等人贪污的美金折合国币达20多亿元……

二战之后，杭州成立了住房合作社，叫作“杭州市第一住宅合作社”。这个“第一住宅合作社”跟欧美等国的合作社完全不同，它共有社员100人，全是国家干部。该社成立后，杭州市政府无偿划拨了国有土地50亩，又通过浙江省政府善后经济处申请了大笔“救济款”，凭着这些钱和地，顺利建成100套小别墅，然后人手一套分完……

每年数百万人死于饥荒，饥饿泯灭了人性最基本的东西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解放前上海滩的某一 个寒风刺骨的早上，环卫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饿殍来。有人认为民国时期的战争是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对。1929年斯诺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根本就没有兵燹，却饿殍满地。他 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饥饿泯灭了人性最基本的东西。白修德了解到，一对饿极了的夫妇，曾把他们的六个孩子绑在树上，以不让孩子跟着他们出去讨饭。人少的时候总比人多容易得到施舍。一位母亲怀抱着出生不久的婴儿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外出乞讨，走到一个村头，母亲再也走不动了，打发两个孩子进村讨要，她在村头的树下休息。两个孩子回来时发现，母亲已经饿死，而那饥饿的婴儿还叨着妈妈的奶头，使劲吮着。还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统统卖掉，换来最后的一顿饱饭，然后全家一起自杀……

民国教育出诺奖获得者？文盲率高达95%

对民国教育的推崇一直是“民国热”中很重要的一点。有一个为人传诵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华人一共有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5位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

民国教育确实有很多值得今人效仿的地方：“教授治校”让高校远离名利；“义务教育”开中国先河；民间编撰的教科书更是成为今人学习的经典……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忽视，出发点良好的政策和大师云集之下，是教育普及率的低下。

在今天看来已是“低学历”的小学生，在当时还被社会认为是“精英”、“秀才”，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民国小学范儿 ”，是牺牲大多数孩子识字权换来的。据当时报刊的记载，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中国文盲率高达95.1%，也正因如此，叶圣陶、陶行知等有识之士才会推行大众教育，提倡文化救国。

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老百姓的黑铁时代

民国时期的知识份子，有时如孩童般天真，而且对于世事，亦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显而易见，他们可以如此恣意妄为正是得益于民国政府的宽容。

如今知识分子的地位确实和那时没法比，如果说民国是“黄金时代”，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鲁迅15个月工资就够在北京买个三进大院；英达当教授的爷爷，厌烦城中尘嚣，便在京郊买了地皮，建了别墅，后来为了出行方便，又买了一辆福特轿车代步；梁实秋每月工资400元，而当时江青工资才30元……有人曾说，1976年人们的生活水平比1949年强， 但和1936年比起来，没法比。说的也是知识分子的待遇。

1927年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后，继续秉持了北洋政府对待知识份子的态度。当时大学教授的薪水为400-600元（相当于现在的18000元），副教授为260-400元，讲师为200-260元，助教为100-180元。而当时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的租金不过20元，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元就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因此，说当时的知识份子为高收入阶层丝毫也不过分。

不少描述民国时期的书籍或文章都慨叹那个时期的知识份子，是一批有“骨气”而又“好玩”、“有趣”且学问深厚之人。他们有时如孩童般天真，而且对于世事，亦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显而易见，他们可以如此恣意妄为正是得益于民国政府的宽容。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不仅礼遇知识份子，使其成为高收入阶层，而且对于那些冒犯自己的知识份子也尽量包容。

那些被忽略的底层百姓的记忆

近些年，书写民国时代的人和事，成为出版界的一时热选，说来道去，无非是要说明民国不是教科书上描绘的“万恶旧社会”，而是一个知识分子敢说几句真话、统治者有一丁点雅量、学术、思想、言论有一点自由空间的时代。

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释：如此自由而有趣的民国何以会垮台？“我曾怀抱这个问题，试图绕开在民国过着好日子的人们的记忆，去探究一下民国底层草根的感受，结果发现他们的记忆是被历史所忽略的，他们的感受是很少被文字记载的。我小时候的老保姆告诉我，她年青时的印象，就是不停地逃难，军队打仗要逃难，土匪来了要逃难，日本人来了要逃难。在民国生活了十六年的父亲告诉我，当时的感受就是黑暗，看不到自已的前途，而且生计困难，物价飞涨，有钱就赶紧去买米。普遍的情绪是，让这一切赶快结束，谁来都好，谁来都不会更坏。”

据史料载，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当时报纸上报道：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用最平实的语言 说，大概是这样的：“民国真的那么好？我曾问我我妈妈的奶奶，她老人家说一辈子没吃过饱饭。”

民国社会是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留洋归国者和当权者结合。形成上层建筑的主要支撑。而下层社会仍处于农业阶段。民间的疾苦、封闭与上层的浮华、开放形成强烈对比。因此。民国的开放。是部分人的开放；民国的进步。也是部分人的进步。这种似是而非的开放社会。并没有战胜它的敌人——封闭与落后的民间基石。

与其留恋民国遗风，不如直面当下

民国，从十八层地狱到被捧上神龛。曾经忆苦思甜，民国总是太苦太黑，后来发现好像也不是这样。于是，钟慢慢摆到另外一头去了……关于民国的书籍畅销不衰，民国题材的影视剧铺天盖地，甚至一些媒体把“民国”打造成“小资”“情调”的代名词，以至于“言必称民国”似乎成为社会舆论的一种时尚：有媒体报道揭批了“京城四少”，于是一些媒体策划出“民国四少”的专题；有媒体揭批了“郭美美事件”“卢星宇事件”，于是又有人就端出“杜月笙曾任民国慈善组织领导人”……

毋庸置疑，今人谈民国，落脚点并不在民国，而在当下——历史必须与现在发生关系，才不至沦为“断烂朝报”，才能生出春秋大义。如陈丹青说民国范儿，意在批判今人已经没了范儿。

然而，“民国热”的背后，借民国之酒浇自我心中郁积之块垒的背后，却可能潜伏一种精神危机：如果说意识形态和历史教科书对民国的书写不乏妖魔化之误，那么今人对民国的追思、赞颂是否存在过度美化、神圣化的嫌疑？将一个人、一种现象、一段历史打入十八层地狱，与将其捧上美轮美奂的神龛，何者罪过更重？

怀念民国，只是因为现状需要改变的太多

其实，许多如今追捧民国的人，也都知道那个时代的不完美。“民国是很破烂的国度，没有这么多的GDP，有人抽大烟，也有人种大烟”，“民国的三民主义的民生，民生搞的非常糟糕，他们国家建设也有很多问题，他的军队也不是特别会打仗”……民国的自由，也是乱世的自由，毫无法律制度保障，随时都有丧失之虞，可是，自由终归是自由。做一道选择题：盛世的禁锢，乱世的自由，你选哪一个？

历史应该理性地对待，恰如其分地评价，美化和丑化，都是不理智的。内地经历过一个比较动荡的历史时期，现在社会稳定下来了，历史观却还没有稳定下来。对于民国的认识理解，往往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在民国历史中寻找符合期待的东西。要知道我们现在怀念的民国风度，比如宽容、自由，是很多有识之士积极争取的结果，其背后，有着专制、战争等晦涩的背景。与其留恋民国遗风，想象不存在的美好，不如直面当下这个时代的问题，积极进取。

民国不远，1949之前。尘埃落定之后再回首，当时的一切都蒙上了传奇的色彩。又是乱世，激烈碰撞之中，无数声音和面目脱颖而出，无拘无束，个性鲜明。我辈只能怀想，不能效仿。于是愈加怀念。

怀念并不可怕，以史观今，方明得失。可怕的是，在怀念中，把民国塑造成那个从未有过的“理想国”。民国越来越好，今天越来越不堪。过去的理想国，终于谋杀了现时的幸福感。

民国算是一个不坏的时代，但也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台湾作家杨照先生说：“民国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时代，太多太多的事情没有答案的时代，所以民国那样精彩。”当整齐划一的价值观念慢慢统一了世界，独立与自由的模样便开始模糊了。如今，我们看这些故去了的人与事，不求回归，为的是现在与未来。先别急着把任何东西当作答案，让我们先去追寻，带一份属于民国的情怀去接受，去碰撞，这个时代一定也会因此而好一些吧。

穿越时光之门，揭开“美好民国”的面纱，你会发现，属于平民的历史，一直都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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