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就是“黑社会”?一个商帮背后的组织管理

　　各位看官，别一提“黑社会”就紧张。在谈论晋商的“黑社会”问题之前，需要讨论什么是“黑社会”，因为，现代社会的“黑社会”与近代的“黑社会”是有所区别的。

　　在中国，有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能在残酷斗争中活下来，还能打垮对手的组织，往往都有“黑社会化”的过程。翻开历史，历次政变、谋反、持久成功的枭雄，帮派、团队、教派的组织，都有极强的“黑社会化”特征。你看看繁体字的“党”字，就知道中国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

　　组织成立黑社会的目的是什么?再烦请各位看官一次，还是那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黑社会组织的目的也不例外，且几乎是唯一的，那就是以组织的形式获取财富，以求生存。

　　“黑社会”一词是外来户，译自英语和日文。在英语中，“黑社会”的基本含义是“地下社会”，即under-worldsociety，其最初特指“秘密从事卖淫、盗窃等非法活动的社会集团”;后来，其含义才逐渐抽象化，而概指现代意义上的黑社会。现代意义上之“黑社会”，基本含义具有以下三种：一是指相对于主流的公开社会的“地下的、秘密的、隐藏的社会”;二是指“某一社会群体具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特点”;三是指“对社会的非法控制”。

　　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黑社会”概念的是“帮会”。但是，现在的“黑社会”概念是贬义的，而在中国古代，“帮会”并非完全都是贬义的。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帮会，其实都是商帮，都是成群结队一起做生意的人。

　　前文提到，自古中国商人最低贱。经商需要历经的地方，自然条件自然不会好的，长途贩运，山高水长，成群结队是最理想的形式，既可保证安全，又可互相帮助，更何况中国人自古重乡情祈同福，出门一般都是左邻右舍乡里乡亲结伴而行，由此形成所谓商帮。

　　古代商人主要是贩运货物进行交换赚取差价利润。那个时候能贩运的途径是水运、陆运。丝绸之路上的骆队，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等等，皆是商帮。水运，也叫漕运。在那时，基本上是最经济的，也是能承载最大运输量的，因此，水运往往是官方控制或者是半官方的。

　　中国的政府管理千年来是以土地和乡村为核心和维系的。当大批人马彻底离开了土地，摆脱了以乡村为主的生活方式之后，原有的管理规范对这一批人来说已经失效。如何能在内部形成有效的管理，抵御外来的麻烦与侵辱，使自己的生存、生意能够得到保障，也使得商业活动能够正常开展下去，自我维持和发展，就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像一个企业组建后，如何能保证内部各个环节的顺利运转，制定各类规章制度就是首要。商帮亦如此，在实践中，各类商帮不得不自我建立一套规范和制度，于是，“帮规”登场。

　　人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许多人将江湖与帮会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漕运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超出陆运，因此，以漕运为主导而产生的帮会传统就成为正宗。“漕运”在何处?自然是“江湖”。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使得此“江湖”非彼“江湖”了。以致“江湖”一词基本上是中国古代帮会的代名词，“码头”一词也是中国古代帮会最重要的行话之一。这两个古代帮会的行话现在都成为黑社会的术语，它们的起源都来自于漕运。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帮会组织是江湖内部次级组织形式。江湖早有，江湖中人常有，而帮会组织则要晚得多。

　　帮会因此形成。那么，有几点诉求就是共同的、公认的：平安、发财。平安就是外侵不溃，内部团结不乱。基于此，再看看帮会供奉的神像。中国的财神有几个，关公是最重要的一个。关公是武将，怎么会赐予财富?实际上，把关公作为财神，是祈祷安全。发财重要，生命、生存更重要。有神勇的关老爷的保护，发财求富的路上，强盗和其他危险自然能解除。把关公作为财神还有一个诉求就是希望内部的忠义团结。以“忠”为核心，桃园结义的异姓兄弟就能够保障商帮内部成员的忠诚，为了整体利益，彼此奉献牺牲而毫无怨言。将关公作为财神，还有一层隐晦的诉求：关公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历代政府所倡导的、尊崇的“道德标兵”，是“关帝”，那么我们商帮接受政府所倡导的思想政治要求，接受政府倡导的关公这一最高道德形象，是以此表明，我们接受政府的管制，目的在利而不在政权，以显示自己不会犯上作乱，由此寻求另一种形式的平安。

　　在脱离了乡村与土地之后，如何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共同维系感情不做有悖于帮会的事情?道德登场了——以道德的力量约束、规范、要求你，让你在做事的时候三思而后行。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如果你一旦有悖于公认的道德体系，对不起，你也许就不能衣锦还乡，死了也难归故里，你做的事情会让你以及你的祖宗八代后世之人蒙羞。中国人是讲究“面子”的，岂能做有失于“面子”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的帮会都将道德标准放在利益之上。中国古代其他的财神也都反映出那个年代里商业活动的道德标准。例如比干，传说是商朝的一个大臣，被商王挖心而死。比干这个财神突出的就是他没有心，演绎之后就是没有私心，绝对公平。另一个财神灶王爷，也叫赵公明，是一个瞎子，意思是说他不会受到利益的诱惑，只凭良心办事。

　　形式往往决定结果。因此，我们经常能看到，为了某一个目的，我们的老祖宗往往设计了许多的礼仪或者程序，有些已经到了繁琐的地步。为什么?就是要告诉你，过程不容易，众人看到了，结果要珍惜。商帮创造性地将这个发扬光大了：滴血结盟、跪拜发誓等等，实际是要告诉你，你在其他帮会成员、财神面前发誓了，你要遵守自己的诺言，同甘共苦，团结向前，否则会受到神灵的惩罚，受到商帮成员也就是你所有的熟人社会的唾弃。上述这些程序礼仪，在今天某些黑社会那里，依然存在，这是古代商帮传统的延续。

     商帮向现代黑社会的转变

　　商帮向现代黑社会的转变，发生于清朝。此时，随着西洋铁制火轮的出现，海运的优势明显超过了内河漕运。与此同时，清朝当局为镇压东南沿海以郑成功为首的抗清力量而颁布了《迁海令》。《迁海令》顺治十八年(1661)颁布，康熙二十二年(1683)终止。当时，郑成功一部在东南沿海一带继续抗击清军。为了最后消灭抗清力量，清廷发布迁海令，北起北直(河北)、中经山东、江南(江苏)、浙江，南至福建、广东省沿海居民均属迁海范围。清廷强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50里，商船民船一律不准入海。其中广东地区曾连续内迁3次。清廷派满大臣四人分赴各省监督执行，违者施以严刑。四省中尤以闽省为最严。沿海的船只和界外的房屋什物被全部烧毁，城堡被全数拆除，越界者不论远近立斩不赦。凡迁界之地，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重新划界围栏，不准沿海居民出海。迁界之民丢弃祖辈经营的土地房产，离乡背井，仓促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迁海令的实行，使得数百年来的航海成就毁于一旦，沿海地区千里无鸡鸣，航海贸易一落千丈，迟迟都不能恢复。

　　清朝初期如此，到了清朝晚期，西洋火轮不仅以海运代替了漕运，而且在中国各地的内河航运中开始了竞争，也剥夺了一大批传统航运行业的生存空间，于是，大批的漕运工人逐渐遭遇“下岗”“失业”，可是，那时候的政府无力实施“再就业工程”。怎么办?要活下去啊!怎么活?抱团，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与途径活下去。什么是好途径?依靠一定的组织。单帮独立你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上是不可避免地会被湮没吞噬。于是，这些被时代抛弃的漕运工人利用原先的组织结构，转化为真正为了谋生“不择手段”的黑社会。

　　素质决定行动。这些“下岗工人”们转化成“黑社会”后，依旧不忘本色，还延续着古代商帮自觉形成的社会责任。中国的帮会真正成为违法乱纪的黑社会，是在香港、台湾等地区发达的商业环境中形成的。

　　按照历史的脉络抚摸梳理，我们就会达成共识：本文里面的“黑社会”并非指现代西方概念下的真正彻底的“黑社会”。

　　基于此，回过头来，我们来看晋商。

　　现在的人们谈论晋商，更多的是谈论其票号。在许多人眼中，晋商就是票号。因为，票号能够代表晋商的辉煌与巅峰。但是，纵览透析晋商的票号，我们从里面可以看出许多的特色来。正如前文所言，在中国历史上，能在残酷斗争中活下来，还能打垮对手的组织，往往都有“黑社会化”的过程。晋商之所以能够称雄神州，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黑社会”的特征是必然的色彩。

　　一步一步来。先说晋商票号的诞生问题。

　　晋商票号是怎样起源的?有一个传说广为流传：顾炎武创立票号。

　　晋商票号的起源和发展，特别是初期的发展，始于民间，是写不进官方正史的民间历史。也正是基于此，关于晋商票号的起源才在学术界多有争论。其中最传奇的说法，是说票号的起源缘于傅山与顾炎武的谋划。两位先生发现了李自成留在山西的藏金，于是组织起票号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反清机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本书第一章有关李自成遗金让晋商兴起发展的内容，就会发现，其实不管怎么分析理解，这个问题始终与晋商是如影随形的。侯文正先生研究整理出的《傅山年谱》中，在傅山70岁的条目下，有这样一段话：

　　“谢国桢《顾亭林学谱》引章炳麟《顾亭林轶事》云：亭林先生45岁时往山东，七十岁殁于山西曲沃，中间游历北方诸都，岁无三月之淹，而所至未尝匮乏。世多谓其垦田致富，近闻山西人言：亭林尝得李自成窑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主之。始明时票号规则不善，亭林与青主更立新制，天下信从，以是饶于财用。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创也……然则发金置号之说，似非无因。”

　　侯文正又做了如下按语：

　　“今山西民间耆旧，犹有传傅青主与戴廷设票号、且戴廷为之经营事者。顾、傅、戴创设票号，容或有之，姑附于此，俟考。”前些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傅青主先生大传》，系台湾学者方闻所著。书内中也有傅山先生与顾炎武一道，秘密创建山西票号，在全国调动资金，以图谋进行反清复明的秘密工作一说。

　　尽管是种种传说，可是，传说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很多人不相信是，宁愿将之归功于顾炎武——这个当时中国最有声望、学问和抱负的头脑。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顾炎武确实在后期经商了。当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字嵋初);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到顺治七年(1650)，叶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走。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遁迹商贾。

　　顺治十四年(1657)元旦，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是年炎武45岁。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孑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到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直至1682年2月15日逝世。

　　有趣的是，顾炎武祠堂在什么地方呢?在北京市宣武区的报国寺旁边。祠堂位列报国寺旁，面对的正是当年斩决犯人的菜市口。如此，这可谓历史的巧合与有趣。

　　看看，顾炎武先生的这些信息是不是吻合一些传说呢?我们现在无法让顾炎武先生接受采访现身说法，但是通过上述的传说、记录、史料，我们会意识到，晋商票号发家起源太具有传奇性。那么，可不可以这样想：晋商票号在创立之初，就似乎是一支秘密军队、一个地下帮派的外在掩护形式?以至于有研究者慨叹：它实在太不像一个企业了!商人怎么能构建如此复杂的严密组织?管理高度自闭，控制严密详尽，这是不是“黑社会化”倾向?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晋商的这种起源传说，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晋商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的背景，是很深的“黑社会”印迹，或者说倾向。

　　我们再看晋商的敬仰与道德。

　　关公以“忠义”著称于世，他很早就成为晋商崇敬仰慕的对象，因为关公的身上正体现了晋商所需要的商业道德及精神支柱，更何况，关公是山西籍人士。因此，众多的山西商人不仅在店铺与家中虔诚地供奉关圣，还在各地的晋商会馆专门为他修殿供奉祭祀。后来，晋商们又把关公当作财神加以朝拜，把他奉为商人的保护神，这一观念随着晋商足迹走遍天下而在全国各地流行。晋商讨论重大商事，都是聚集在关帝庙前，祭祀完后再具体讨论，这就是以关公的忠义来衡量和规范晋商的商业行为，维护良好的商业美德。

　　而这一点，正是我们上面所分析的，晋商具有“帮会”，也就是“黑社会”鼻祖的所有特点。

　　从前看过一句戏言：黑社会的管理是最有效率的管理之一。晋商的票号恰恰深得其髓，我们来分析对比。

　　“黑社会”作为一种组织形态，有其组织体内部的系统结构与“法律”。因为“黑社会”要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之外建立一个“小王国”来实现自我循环获取财富，而“黑社会”的人员组成、分布等等因素都要求它在内部管理上有比正常政府、社会管理更高的水准，因而要求这种结构具有更大的规模、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影响范围和更强的运作能力。严密的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式的结构模式、内部细致的分工，森严的纪律、较为庞大的成员数量等等，是“黑社会”的基本特点。在“黑社会”内部，建立起了层次分明、等级有序并且自成一体的管理架构：有至高无上的首领，上下等级森严，不可逾越，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拥有对下级的绝对权力;还有严格的“帮规”、“家法”、“规章制度”等，作为组织运行的规范，其内容涵盖组织的宗旨、目标、纪律以及奖惩措施、对外行动、对外部人员的处世方式等内容。其内部职能机构齐全，有权力机构和执行机构，严格实行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正是这样的组织与管理，才能保证“黑社会”组织的生存及其活动有效、高效运转。

      晋商与黑社会对比

　　我们再来看晋商票号的组织管理，并与“黑社会”内部的组织管理模式进行一一对比。

　　晋商票号能经营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有较为严密甚至严厉的人事管理制度。开票号的老板是山西人，票号的所有人员，从大掌柜到伙计学徒，一律需要山西户口，如果户口在平遥、祁县、太谷、榆次、介休、蒲州一带就更好了，因为那里是“革命根据地”，出来的人根正苗红。不要以为进票号就这些条件，再看：学徒必须年龄在15~20岁之间，身高5尺(约1米67以上)，五官端正(严禁歪瓜裂枣，以免影响观瞻，越帅越好)，仪态大方，懂礼貌(严防愣头青或者呆板系毕业)，语言辩给(口头表达能力强)，善珠算(相当于需要获得计算机二级证书)，精楷书(有一定的书法功底，那时候不用电脑打字)，不惮远行(能长期出差贫困边远地区)，能吃苦(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学徒入号，须有人担保。不用家人和亲戚，是晋商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不成文规则。当地人知根知底，人品性情如何，口碑俱在，尤其是进入票号必有铺保，保人状况如何有着很大作用。颉尊三在《山西票号之构造》一文中介绍了“同人担保”的内容：“使用同人，委之于事，向采轻用重托制，乃山西商号之通例，然经理同人，全须有殷实商保，倘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须先弃抗辩权。保证人与被保人之关系，如无特殊牵连，最不易找。倘保证人中途废歇，或撤保，应速另找，否则有停职之虞。”

　　在票号内，有严格的等级体系及与等级体系相配套的分配体系。

　　山西票号实行三级上下负责的权力结构：大掌柜对财东负责，受财东监督和管理;票号员工对大掌柜负责，受大掌柜的全权监督和管理。大掌柜在票号内有无上的权力，实行高度集权制度，人事和业务都由大掌柜一人定夺，财东不干涉票号的日常经营管理;大掌柜每年年终向财东汇报盈亏决算，财东根据业绩对大掌柜进行奖惩，如果成绩显著，则加股加薪，如果不称职则减股减薪甚至辞退。

　　在进人时，“票号以道德信义为根据，前已言之，故选用职员，养育同人，非常慎重。当练习生，求人说项之时，恐有不良遗传，必先问其上三代作何事业，出身贵贱，再侦询本人之履历、资格，当面测其智力，试其文字，如属合格，择日进号。为郑重人格起见，名曰‘请进’，即明白宣示个个同人有升经理之资格，使其得以安心服务，随处发挥智能，果为杰出人才，短时间即可得到相当职务。促其实地工作，造就常识经验，否则一年之内，开除出号，令其及早另图别业，恐一延长，徒误彼之青年时期。”这就有点类似于“黑社会”“帮会”在进新人的时候要问清底细，了解他的社会背景，如此，方才能保证进入者“根正苗红”。

　　新进入的人在学徒期间，只管饭，不给钱。现如今，白领们说自己“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多，吃得比猪差，睡得比狗晚”，实际上，当年的票号学徒也早已践行此语了。而赚的呢?零!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三十二年的工资单显示，该票号14%的职员是没有工资的学徒。协成乾的工资有36个等级，一个聪明勤奋的小伙子，从学徒开始熬，一步步爬过这36级台阶，即使每年升一级，等他爬到顶上时，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了。不过，你放心，成功的老板总有调动你积极性的方式方法：你一旦爬到拥有“顶身股”的级别，那就不光是赚工资了，此题下解。

　　以日升昌票号所使用过的“防假密押”为例：

　　“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或“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各十个字，分别代表什么?别猜了，猜出来你就不会看这本书了。这几个字分别代表“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十个数目字。“国宝流通”四个字，代表“万、千、百、十”四个单位数。“谨防似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十二个字，代表一年中的十二个月。用“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总有报，到头自分明”三十个字，分别代表每月中的三十天。

　　上列日升昌票号所使用过的汉字“防假密押”，是成组的句子，朗朗上口，便于背诵，容易熟记。而这些词组、句子的内容，更是一菜两吃，时刻不忘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勿忘细视书章”、“生客多察看”等，是商业警句;“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等，时刻提醒你要做良贾诚商。等等，不一而足。

　　“黑社会”创设“黑话”，是为了保密，让自己的活动不为外人所知，而晋商票号的“暗号”和密码，除商业本身需要之外，就是使自己自成一体，让此体系之外的外人不得进入。

　　“黑社会”管理制度是胡萝卜加大棒的。“黑社会”的胡萝卜就是利益，很多人加入“黑社会”的初衷就是为了获取超额利益甚至不劳而获。正如电影《以和为贵》中吉米仔对邓伯说的：大家入黑社会都是为了拿点小便宜。“黑社会”组织正好是利用了人的这种贪婪本性对组织进行管理。

　　针对人性最基本的需求进行组织管理，这是黑社会管理成功之处。

　　我们来看晋商票号的管理，对比一下它的“胡萝卜”和“黑社会”的“胡萝卜”谁的更大更吸引人。

　　顶身股与财股共同参与红利分配，这是山西商人的一大创造与贡献：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努力奋斗，你就能成为商号的股东，就能出人头地，成为富人。正是在这种诱惑之下，三晋俊秀子弟才要千方百计地进入大商号，为实现股东之梦而努力工作。凡山西商号中的掌柜、伙计，虽无资本顶股银，却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力顶股份，而与财东的银股(即资本股)一起参与分红，但顶身股不承担亏赔责任。总经理身股多少由财东确定，商号内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号掌柜、伙计是否顶股、顶多少股，由总经理决定。身股的多少按照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确定。总经理一般可顶到一股(即10厘)，协理、襄理(二掌柜、三掌柜)可顶七八厘不等，一般职员可顶一二厘、三四厘不等，也有一厘以下的。但不是人人都能得到顶身股，而是有一定资历者方可顶身股。例如，大盛魁商号顶一二厘生意者，可管点杂事;接待客商等;顶三四厘生意者，可在柜上应酬买卖，但大事尚不能做主;顶五厘生意者，已有一定的做买卖经验，货色一看就懂，行情一看就明，生意能否成交，也敢一语定夺。顶七八厘者，已是商号的里外一把手，或来往于总号、分庄之间，盘点货物、核算亏盈，或奔波于天南海北，拍板大宗交易;顶九厘生意者，日常营业不管，专决断重大疑难。大盛魁比较特殊，没有顶整股的，最高九厘。

　　所谓账期，即分红期。光绪以前一般是五年为一个账期，以后是四年，也有三年一个账期的。凡伙友顶身股者，一般须在号内工作达三个账期的时间，工作勤奋，无过失的，才由经理向股东推荐，经各股东认可，然后将姓名、所顶身股数额载入“万金账”，才算正式顶上身股。顶身股后，倘有越轨行为，除重大案情开除出号和赔偿损失外，如属小节可原者，酌情处分，减少身股数额。

　　顶身股者，每年可按其所顶股份领取一定数量的“支使银”，又称应使银。每股多者四五百两，少则一二百两，分四季支用，到账期分红时，无论应支多少，概由各人应得红利内扣除，上至经理，下至伙友，一视同仁。倘营业不好，无红利可分，则顶身股除每年应支银由号内出账外，毫无所得。没有顶身股的伙友，则按年支给薪俸。大致最初年薪一二十两，以后按成绩优劣逐年增加，有十余年历史者可达80~100两，这时就有资格参加身股了。

　　不光活着的时候能够分红，死了也能赚钱。顶身股者死后，各商号、票号一般仍给一定优惠，即在一定时间内照旧参加分红，称“故身股”。大致经理故后享受8年的红利，未任经理者享受7年的红利，顶身股八、九厘不足一分的享受6年红利，顶身股六、七厘者享受5年的红利，顶身股四、五厘者享受4年的红利，顶身股三、四厘者享受3年的红利，顶身股一、二厘者享受2年的红利。对本号经营立有特大功绩者，还可再增一两个账期的分红。

　　在光绪三十二年协成乾有工资的职工中，33%的职工有顶身股。一开始，银股比身股多，身股只相当于银股的一半左右，到后来，身股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银股。1906年，协成乾票号身股的数量，达到银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银股的120%，这一年，郝荃、高钰、吕永和三人的身股，达到了每人一股。

　　当时票号的一股，在财富上不同于现在上市公司的一股。1908年，大德通的银股总共才20股。1908年的大德通每股分红是2万两。2万两是什么概念?清朝一个亲王，每年的俸银是1万两左右，一品文官的年薪才180两银子。由于工资低开销大，清朝公务员屡次以养廉银的形式加薪，一个总督的养廉银，达到了13000~20000两之多，巡抚的有10000~15000两，知府的是几千两，都还赶不上大德通掌柜的分红。

　　这种制度的设计者，的确是个天才，他的目的就是让人承认：为票号卖命，值!就像专门为满足那些加入“黑社会”的初衷而设计的一样——让你在甘愿卖命的同时会获取超额利益甚至不劳而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晋商正是按照“黑社会”的管理模式、思维、行为方式来进行组织管理的。也正是如此，晋商方驰骋商场五百年，“黑社会”化的组织管理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我想问问各位看官：你们说，这世界范围内，有多少“黑社会”生存过百年了?除过其他外在因素外，内部的这种封闭性、结构的森严性等，恰恰会逐步影响到组织内部的更新，以及与外界的吐故纳新。当一个组织渐渐封闭起来的时候，它也就离死不远了，尤其是国门大开世界逐渐融合的时候。

　　晋商在自己的组织内部构成了一个严格等级体系，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君君臣臣”关系的体现，这是在“人治”社会里面维持秩序所必需的。但是，这个等级体系与维护秩序的方式带来了一个大问题：“人治”的必要条件正是绝对权威的存在，一个组织的兴衰就取决于一个人了。与此同时，晋商票号严格的号规约束只能引起防卫性行为，不能产生激励效用。与“黑社会”一样：当“老大”领导有方权威绝对的时候，这个组织就会朝气蓬勃所向披靡，而当“老大”镇不住手下诸多喽啰时，内部的火并与分离变成必然。“黑社会”为什么容易内部火并或者经常另立山头?因为在工作中，员工的成就感和对工作的精通属于自尊的需求，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欲望。可是普通属下没有发言权，其需求和期望或抱怨往往得不到老大的重视或重视不够。即使得到金钱需求满足，他们的社会、自尊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内部各级管理体系协作团结的群体精神发挥得不够，逐渐地，员工敬业精神降低、对组织的忠诚度降低、凝聚力随之降低就成了必然。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中国古语真是充满了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