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鹏，《新闻记者》杂志主编、高级编辑。
复旦大学王中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先生，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代新闻学家、新闻教育家。王中先生1956年提出“报纸两重性”“读者需要论”“社会需要论”等观点，轰动全国，被誉为“新闻改革理论家”，后来因此被错划为“右派”，“文革”结束重上“杏坛”，复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甘惜分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主持新闻理论课程，并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出版《新闻理论基础》，是为新中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新闻学专著，很多新闻院校、媒体机构将其作为教学、培训教材，发行超过20万册。1984年，王中、甘惜分同时经教育部批准成为中国首批新闻学博士生导师，南北双星，璀璨耀眼。
但另一方面，1957年“反右”王中被错误批判时，甘惜分也写了批判文章《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革后，都曾备受折磨的两位学者复出，甘惜分当面向王中诚恳道歉，但王中似乎并未谅解。直至晚年，甘惜分还对此事不安于心，对看望他的学生说：“我和王中先生的误解一直没能够消除，这不成终生遗憾了吗。”（郑保卫，2015）可以说，王甘两人在思想上、学术上、情感上的分歧和矛盾，成为纠缠他们后半生而未能解开的死结。
本文不拟对王甘两人的新闻思想展开论述，而是希望通过对两人生平经历、思想资源与时代背景互动关系的考察，研究王甘二人新闻思想分歧形成的原因，以及他们何以能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最有影响的第一代新闻理论家。另外，本文还将涉及的一个问题是：甘惜分新闻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很大转变，有人提出其思想“晚年转向”说、与王中“殊途同归”说（向芬，2018），这样的转向真的发生了吗？
对王中、甘惜分先生新闻思想的研究成果有不少，但是将两人进行平行对比研究的则为数不多。其中，刘海龙（2013）在《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一书中，比较了王甘80年代提出对宣传与新闻关系的看法，认为他们都将宣传视为中性的工具，预设了社会主义宣传的正当性，但王中认为新闻和宣传虽有联系，但不能等同；而甘惜分认为新闻均为有意图的选择，因此所有新闻都是宣传。作者并分析了甘惜分“泛宣传观”的逻辑失误以及与“用事实说话”报道传统的内在联系。柴菊（2013）的硕士论文《当代中国新闻学范式研究》对王中《新闻学原理大纲》和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进行文本对比，认为“王中相较于甘惜分而言，意识到了专业化的研究对于建立真正的新闻学的意义，而不是一条依附于政治下的新闻学道路。”向芬（2018）则在《新闻学研究的“政治”主场、退隐与回归——对“新闻论争三十年”的历史考察与反思》一文中，对王中、甘惜分的经历和思想差异展开分析，文章认同甘惜分的看法，认为王中竭力想使新闻与政治分离，而甘惜分始终认为新闻与政治紧密相连。由此，作者批评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学研究去政治化的取向，并提出当前应让政治回归新闻学研究的观点。本文正是受向芬文章的直接启发，同时认为其中对王甘思想及其来源的论述尚有粗疏之处，一些结论不够确切，需要重新加以梳理、分析。这不仅因为王中、甘惜分在中国新闻学科建设、新闻学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甘王之争”已经成为新闻学术史上一桩重要的“公案”，有必要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和辨析；同时也因为，以他们两人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始终与时代、社会、政治大潮起伏互动，书写了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也被意识形态所书写。在通过对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以那种形式“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历史追问中，发现米尔斯（1959）所称“个人与历史在社会结构中的联系”的意义。由此，文本在对王中、甘惜分生平进行对比式梳理的基础上，以求回答上述问题。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李金铨教授（2013）《记者与时代相遇》一文将同时代不同取向三位记者的个人经历与历史变革在社会的交汇上展开，探索记者与时代的光影交互。本文受到该文的启发，并借鉴了其平行传记式分析及与时代背景勾连互动的研究方法。
王中早年作品大多散失，也没有留下公开发表的传记；甘惜分虽然有应人大校史室之约写下的《甘惜分自述》，以及对话式学术自传《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出版，但他一生“只想大事，不想小事”，对除学术之外的其他生活，涉笔很少。本文在研究中除了引用两人相关文章、他人回忆之外，有些情况只能通过考察当时社会、政治背景等尽量加以还原。通过对相关资料的钩稽，本文制作了两人生平经历、思想特点的简表，以便对照（如表1）。
一
人生第一次转折：
从革命青年到党的新闻工作者
（一）早期教育经历及王中知识框架的形成
王中与甘惜分都出生于20世纪初。王中长甘惜分2岁，1914年出生于山东高密一个地主家庭。尽管9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但家庭条件似乎尚好，使他得以接受完备的教育。1932年9月，王中考入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这是当时山东省唯一一所省立高中，其前身是山东大学附中。
1935年9月，王中入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就读。这时山东大学已迁至青岛，留美学者赵太侔任校长（1932.3-1936.6），借鉴清华、北大专家治校风格，延聘著名学者，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后起之秀。王中在校期间，戏剧家洪深任系主任（1934-1936）（许志杰，2013）。赵太侔治下的山东大学不但录取标准极高，教学管理也非常严格，并且特别注重今天所说的通识教育——将文理学院合一，要求无论什么院系的学生，在一二年级必修国文六学分，英文十二学分，自然科学六学分，社会科学六学分（杜光埙，1954）。
可以想见，尽管时局动荡，富有革命激情的王中难安于学，但成长经历和学习环境也使他具备了较好的文化素养以及现代知识体系。解放之初到了上海，不少人觉得王中是个“博古通今”的“饱学之士”，平常作个报告，来一个“孔子曰”“孟子道”毫不费力，而且风趣横生，往往引得哄堂大笑（时烈，1957），与其青年时代的教育背景是分不开的。另外，五十年代王中主持复旦新闻系出版《新闻学译丛》，改革开放之初他建议复旦新闻系开设传播学课程、出版不定期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八十年代以莎士比亚戏剧《裘力斯·凯撒》为例分析宣传的规律，此类对西方学术、西方文化的关注，与王中就读外文系形成的知识视野、知识旨趣也不无关系。
甘惜分童年的家庭条件远不能和王中相比，1916年他出生在四川邻水——一个“穷困而又闭塞”的小县城，从小“家贫如洗”“在穷困中挣扎”（甘惜分，1996：279）。甘惜分3岁时父母都去世了，在大哥的抚养下长大，“在家天天挨打，外人看不起”。在小学里，甘惜分在语文、美术和音乐上显示了天赋，但因家境贫寒，读到初中被迫中辍学业，在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后来又在政府部门当一个小职员。童年的经历使甘惜分“有一种屈辱感”，直到参加革命“才学会直起腰来”（甘惜分，2009）。甘惜分常常提起，是党培养了自己，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因此，终其一生，无论顺利还是坎坷，他对党的忠诚与热爱未减丝毫。
（二）参加革命的过程及甘惜分知识框架的形成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大中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掀起抗日救亡的新高潮。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中心在北京、天津，影响则遍及全国，特别是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响应。这批青年人以大、中学生为主体，在当时的政治思想光谱上总体偏左，他们虽然追求不尽相同，后来经历各异，但共同的特点是有强烈的家国情怀、理想主义气质，才会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离开平静的书桌，走上街头。
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抗日救亡就要加入组织，因此很多“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就此走上共产革命的道路。在“一二九”抗日救亡热潮影响下，王中、甘惜分开启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转折。
1937年春天，山东大学二十余名进步学生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山东大学队部，王中就是其中之一。民先队是由“一二九运动”的核心骨干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抗日救国组织，山东大学队部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及宣传。七七事变后，日军南下，山东大学匆忙内迁。响应中共中央华北局“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去”的号召，王中未随山东大学到内地继续学业，而是在中共五十一军工委的安排下，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这段时期，身处邻水县城的甘惜分通过订阅上海的进步报刊开阔了视野，启蒙了思想。1935年，甘惜分到成都参加培训，正好赶上当地响应平津学生的“一二九运动”，甘惜分也加入了游行队伍。“每次回来，如同经受了一次革命洗礼，思想不断提高：家国亡矣！非革命不可！”回到邻水，他与一些进步青年和中学生，组织进步报刊读书会，宣传进步思想（广安日报，2011）。
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延安成为革命青年向往的圣地。甘惜分也在中学同学、共产党员熊复的带领下，于1938年2月到达延安，入抗大学习。
延安抗大是中共为培养政治和军事干部的短训学校，学习期4-6个月左右。甘惜分被抽调到政治教员训练队，作为政治教员培养，在当年冬天转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马列学院是中共于1938年5月创办的专门研读马列主义理论，提高党的干部马列主义水平的学校，虽然仍有短期干部培训班的性质，但相比抗大来说更加正规，特别是创建之初张闻天任校长的时候，更加重视理论学习，后来还因此被指责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邓力群，1991）。甘惜分被分配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啃《资本论》，但是基本没学懂。倒是毛泽东、博古等党的高级领导人常常到马列学院来讲课，让甘惜分感到受益颇多。
1939年秋开始，甘惜分先后在八路军120师、晋西党校当政治教员，讲授马列思想和党史等。在延安马列学院以及根据地的学习，使甘惜分逐步“熟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华社晋绥分社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著作和《列宁全集》20卷，这为我在建国以后的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甘惜分，2011：760）
（三）成为“三八式干部”的背景及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王中、甘惜分都在参加革命不久的1938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看似巧合，其实存在历史的必然。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中共至少取得了名义上的合法性，迫切需要扩大队伍，与国民党争夺力量，争取人才。因此，中央决定纠正此前在发展党员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大胆吸收革命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入党。193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民先队工作的决定》第5条提出：优秀的民先队员应吸收入党。1938年3月15日《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更明确要求，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李祥营，2008）。
王中、甘惜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后来备受尊崇的“三八式干部”。
在中共党史上，“三八式干部”以“技术官僚特征而著称”（黄道炫，2016）。因为按照中共革命史分期，第一批党员是1921-1923年入党的“建党干部”；第二批是1924-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的“大革命干部”；第三批是1927-1937年的“工农干部”，第四批是“抗日干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王中、甘惜分这批“三八式干部”。因为“建党干部”和“大革命干部”素质虽高，人数却少；“工农干部”经过艰苦革命环境锻炼，政治可靠，立场坚定，但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而“三八式干部”数量大、文化高，恰恰弥补前两者的缺欠。从年龄上看，这批干部1938年参加革命时大多只有二十来岁，1949年新中国成立三十来岁，无论政治素质还是个人精力、能力，都正好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淮海晚报，2015）。
（四）参加新闻工作的经历及两人表现出的个性差异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办报宣传，在知识人才稀缺的情况下，王中、甘惜分先后参加党的新闻工作，开始了十年新闻实践的经历。
1940年后，王中主要活动于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在《大众日报》、新华社山东分社工作，并曾担任滨海根据地《农民报》《鲁中日报》总编辑等职务。
1945年抗战胜利后所在部队奔赴前线，甘惜分离开政治教员岗位，调到新华社，先后在绥蒙总分社、晋绥总分社任记者、编辑。甘惜分自认为是个“当记者的材料”，但是“命运偏偏捉弄人，绝大部分时间我在机关里看摊子，这个工作看起来是所谓领导工作，实际上是每日编发稿件，对各个分社的来稿决定弃取，加以改写，然后发往总社，供总社决定采用，向国内外播发”（甘惜分，1982：74）。由于通讯社工作并不直接与读者发生关系，不像王中需要直接面对基层士兵、普通农民进行政治动员，这也许是后来甘惜分和王中在“报纸商品性”“读者需要论”上观点不同的原因之一。
另外，从事新闻实践的过程中，王中和甘惜分都曾为基层通讯员开办新闻训练班，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学习马列理论，也要对新闻理论、采写规律有所思考。王中曾表示，当时他给学员讲课，听众反映头一次讲得好，第二次平淡，第三次就空洞无物。由此也激发了他希望把新闻学搞成系统性、理论性体系的想法（徐培汀，2003）。
虽然王中、甘惜分以十分相似的经历被嵌入中共革命体制，但两人在个性、价值观方面仍表现出鲜明的差异。
甘惜分在延安、在根据地接受了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中共意识形态培养和教育，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一切事情听党的话的特点。从甘惜分屡次工作变动可以看出，他就像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把自己交给党，党让去哪里就去哪里。更为突出的事例，是他1943年被日军短期俘虏，甘惜分想办法逃了出来，回到革命队伍。尽管他“没有出卖党的机密，没有出卖同志，没有给地方党造成任何损失，最后钻了一个空子，冒着枪林弹雨逃出来”，但仍然因此被审查，失去党籍多年。虽然一片赤忱遭到如此打击，甘惜分并无怨言，而是“比过去更加倍地工作，把过去一年中丢失的时间抓回来。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中，我都比别人干的多。”（甘惜分，2009）
王中加入革命队伍多年，仍保存了较多知识分子的气质，他富有独立意识，讲话直率坦诚。据后来“反右”被批判时从他档案中找到的材料，王中“几乎每年都闹情绪，和党闹对立，犯错误，每年都作检讨。”
入党后不久，王中就向原介绍人提出是否可以自由退党的问题。1941年，王中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时，“瞧不起、不满那些负责同志”，污蔑负责同志“已经革命成功‘官僚化’了”。1942年，他在检讨中说他到滨海地委办农民报时，觉得当地负责同志对他很冷淡，要给他们以“小小的威胁”。1943年他回到山东大众日报后，不肯再到农村去工作，说是怕吃苦，但当任命他为通讯社社长时，他又肯去了。1944年，他在检讨中说“党内无真理，官官相卫”。1945年，王中在检讨中更公然把党内上级领导看作统治集团，说是“压迫思想压制言论”，“党内有一套人人皆知、人人皆做的党员秘诀，即：1.是官三分对；2.官官相卫；3.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个人主义；4.上级错误是具体情况本质不同，下级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性本质；5.马列主义的舞台语是升官发财的敲门砖；6.中国人办事没有认真的”。王中还说他是以“旧社会的隐士态度对自己，认为如果不把黑暗与光明来歌颂，自己吃不开；如果那样，自己不愿干。因此自己对自己希望也不大。”（文汇报，1957；解放日报，1957）
虽然这些材料截取只言片语，脱离语境，不无片面夸大之嫌，但很显然，王中在党的队伍中不断接受教育、锻炼、磨砺，但他直言无讳、独抒己见的个性和意气并没有改变，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一些做法和作风始终持批评态度。王中这种思想特点，也是革命年代内在于左翼知识分子的普遍问题。因为左翼知识分子对“民主”“个性解放”的要求，往往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和集体主义发生矛盾；对“个性独立”“抽象的平等”的追求，又同革命思想和组织上的高度一元化相抵触（高华，2008）。
二
人生第二次转折：
进入新闻教育领域
成为新闻理论家、教育家
（一）建立学术声望的过程：从新闻工作者到新闻学者
1949年全国相继解放，新解放区党的干部奇缺。王中、甘惜分都从革命根据地踏上新解放区的土地，先后开始了人生最重要的第二次转折。
王中随解放大军南下，参加对上海新闻界的接管，任务完成后调任复旦大学，定为教授职称，他先任政治理论教学委员会主任，给全校同学上政治课，后任学校党委委员、统战部长、副教务长等职。解放初很多进入高校的“老革命”与知识分子产生种种矛盾（李滨，2011），但王中“不脱书生味”，受到师生们的欢迎。
1952年3月起，王中接替恽逸群，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由于忙于校务，虽然对新闻教育很关心，但是他并没有太多参与新闻系的具体工作。直到1956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本来就善于独立思考、敏锐敢言的王中更加兴奋。当年10月《文汇报》复刊，他出任文汇报特约编委（文汇报报史研究室，1997），一度隔几天就有一篇尖锐泼辣的杂文发表，有的还在社会上引发争论，可见王中热情之高涨，思想之活跃，创造力之旺盛。这一时期，王中响应党的号召，回到新闻系“蹲点”，亲自开设课程，指导学生，阐发自己的新闻思想，主持教学改革。王中的理论创新不局限在校园，他组织师生到上海、南京、无锡、青岛、济南等地媒体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很多媒体也邀请他讲座，王中新闻思想由此传遍新闻界，成为闻名全国的“新闻改革理论家”。
甘惜分也在全国解放后调到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参加对国民党重庆中央社的接收。1954年西南总分社撤销，甘惜分调到北京大学新闻系，1958年随北大新闻系并入中国人民大学，主讲新闻理论课程，并在教学过程中“大胆创立了一种体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雏形”（甘惜分，2005：290-291）。甘惜分在全国新闻界名望的确立主要是改革开放后。1980年，根据多年来的思考积淀，他用4个月时间写成《新闻理论基础》，围绕新闻、舆论、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作用，以及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和群众、和党三者的关系等进行了阐发和论述，对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学术范畴、基本原理提出一系列独到的看法（童兵，2012）。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新闻学专著，被许多新闻院系作为教材。1984年中国新闻界开始评定职称，中宣部指定此书作为考试辅导教材之一，甘惜分应邀广赴各地媒体做辅导报告，获得了全国性的学术声望。
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次将新闻学列入可以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学科，王中、甘惜分、方汉奇成为新中国首批三位新闻学博士生导师，其中王中和甘惜分都是研究新闻理论的，这不啻为对“南王北甘”崇高学术声望、学科领袖地位的正式“加冕”。
（二）王甘成名的外部环境因素之一：院系调整与高等教育意识形态化的影响
王中、甘惜分先后提出自己的新闻思想，并产生深远影响，还需要追问一个问题：为何是王甘脱颖而出？除了他们个人才华和努力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抑制了其他竞争性新闻理论研究者？在这方面，解放初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带来的新闻教育格局变化，以及大学教育、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是不可忽视的外部环境因素。
从解放初开始，中共就将教育部门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划归中宣部管辖。自1950年到文革前，中宣部不仅管教育部的政策、干部（包括任免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同时掌控各级学校的教学方针和教材编订（余敏玲，2015：88）。而解放初的院系调整，既有全面学苏联，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发展专门性院校的成分；更主要的是停办教会大学、私立大学，确立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的思想改造过程（李杨，2004）。
中国新闻教育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随着高等教育事业和新闻业的发展，到解放前，全国已有三十几家院校开办相关专业（林牧茵，2012）。1949年起，上海私立暨南大学新闻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华东新闻学院、圣约翰大学新闻系部分教师和学生先后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赵星，2011）。
在北京，新闻教育实力最强的燕京大学完全采用美国密苏里教育模式，1954年被并入北京大学。同年，中央决定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新闻系，以“培养既懂马列主义和人类知识的精华，又有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别是掌握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要学习大学所需要的各种课程，又要突出新闻的重点的新闻多面手”为教育目标（人大新闻学院，2010）。1958年，为“集中师资力量搞好新闻学研究和多快好省地培养又红又专的新闻战士”，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由此，形成中国新闻教育“南复旦、北人大”的格局。
伴随五十年代初一系列院校调整及思想改造运动，革命的知识分子逐步取代旧知识分子，走上教学、科研岗位。在复旦，1950年华东新闻学院教务处副主任余家宏随王中一起调入复旦，接替在伦敦大学获硕士学位的曹亨闻，担任“新闻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赴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汪英宾合并到复旦后，不再担任教学工作，转而从事行政（赵星，2011）。北大新闻系同样如此，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在院系调整后改做总务工作（光明日报，1957），张隆栋教授也不能上课，只好另起炉灶学习俄语，翻译苏联新闻教材（陈昌凤，2010）。
院系调整及高等教育意识形态再造过程中，旧的新闻学者被边缘化，竞争理论失去生存空间；同时，新闻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王中、甘惜分的科研、教学成果以及个人名声，更容易通过学术、学生及媒体报道等多种脉络，开枝散叶、影响全国。
（三）王甘成名的外部环境因素之二：新的理论建构的迫切需求与思想解放、学术争鸣的环境空间
另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是，为何王中、甘惜分分别在1956年、1980年发表了自己奠定一生学术声望的理论？这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学术环境密切相关。
虽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陆续开展新闻理论的探索，特别是延安时期陆定一、胡乔木撰写理论文章，为中共新闻理论奠定了基础（刘海龙，2013：240-245），但整体来看仍然缺乏系统性、完整性。正如王中所评价的：无产阶级新闻学不是建立在培养后备力量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在党的建设过程中提出党报基本原则，是向党报从业员进行工作指示和反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影响而形成的无产阶级新闻观点。……多为工作指示、决定、单篇论文以及工作总结，尚无系统的、完整的涉及各方面的新闻学（王中，1956：24-25）。
新政权稳定之后，亟需以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的理论及话语，构建新的新闻理论体系。而1956年以来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破除对苏联的迷信、提出双百方针等，给思想界吹来学术讨论的春风，提供了填补这个学术空白的第一次机会。特别是中共八大提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日报，1956）。以及毛泽东对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开展批评讨论、轻松活泼风格的肯定，对王中新闻思想的形成和提出，显然有促进和鼓励作用。
王中的新闻理论一鸣惊人，却如叫早了的公鸡，很快陷入深渊，归于沉寂。粉碎“四人帮”后，甘惜分所面临的新闻理论建设环境，与王中当年并无不同：“在大学新闻系，差不多年年都要向学生讲授新闻理论课（十年动乱除外）。但新闻理论教学大纲却年年写、年年改，年年废。体系难成，迄未定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恐怕主要是前无师承，而撰写一本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教科书尤其缺乏前人之鉴，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加上前些年政治运动不断，新闻观点随着政治运动不断打转等等原因所致。”（甘惜分，1981：3）因此，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形成一个稳定开放的学术探讨环境，甘惜分才可能积多年思考写出《新闻理论基础》。
可以说，王甘在新闻理论上的成就，既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有历史的必然性。在理论上探索新闻（活动、业、学）所特有的规律性，在实践中尊重新闻的特性，在体系上建立新中国自己完备的新闻学，是时代的要求、学术发展的要求。在几近荒芜的学术土地上，一旦出现政治开明、思想解放、学术活跃的环境，必然会出现王中、甘惜分这样有积累有思想有敏锐性的学者，提出相关理论与思考，出现石破天惊一鸣惊人的效果。
三
人生第三次转折：王中、甘惜分
在政治运动中的挫折与思想分歧
（一）五十年代王中新闻思想的提出与来源
1956 -1957年王中的新闻理论成果，主要是一份拟议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十八章目录），以及通过讲座稿留下来的一些新闻观点，其中影响最大，也是后来受到批判最多的观点，主要包括：1.报纸的“两重性”，一重是宣传工具，一重是商品；2.新闻事业是社会产物，认为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需要与社会条件有着密切关系，后来也被称为“社会需要论”；3.办报要根据读者需要，也被称为“读者需要论”（余家宏，丁淦林，1995）。
尽管“王中提出的新闻理论体系并不完备”（余家宏，丁淦林，1995），但与此前以“三性一统”为主体的新闻理论框架相比，则显示出全新的面貌。王中所提出的新闻观点，指出了五十年代初新闻工作片面强调阶级性、斗争性，报纸内容沉闷，新闻性、可读性不足的问题。甘惜分也认为，王中的许多言论“打中了党的新闻工作的要害”，“就是从今天看来，王中所指出的报纸的问题仍然存在”（甘惜分，2005：283、294-295）。因此，他的观点传播甚广，受到很多新闻界同行的赞同和欢迎。
王中的新闻思想是如何形成的？甘惜分认为，王中的思想资源“来自旧上海资产阶级新闻学思想”，因为“上海是旧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新闻业出版业也最为发达，那里的教师们比较熟悉旧中国的新闻学。全国解放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志们对这些发黄的旧书仍相当注意。”（甘惜分，2005：89）
从王中1956年以来主持新闻教学改革以及社会关系的各方面情况看，甘惜分上述判断不无道理。
王中主持新闻系系务之后，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先撇开意识形态的差异，对旧中国和西方的新闻理论和实践重新开始了解、研究、借鉴，作为建构新中国自己的新闻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复旦新闻系广泛收购报刊史料，举办“中国报刊史料展览会”，编辑《中国新闻史料文集》等。在王中主持下，复旦新闻系还创办了《新闻学译丛》，其中专门开辟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工作”专栏。之所以重视西方新闻理论，因为王中“感到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书写法有系统、有节奏、能连贯，比我们、比苏联的讲义好；资产阶级新闻学中都有一部分什么叫新闻学，如何研究新闻学，他们讲法比较清楚。”（吴明先，2010）
王中到了复旦后，仍与新闻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他对媒体现实问题感受较深的原因。在1956年的新闻教育改革中，他特别重视上海那些老报人的新闻理论与实践的传承价值。复旦新闻系组织召开了两次老报人座谈会，请严独鹤、李子宽、胡道静、孙恩霖、马荫良等老一辈新闻人介绍他们在旧中国办报的经验（宁树藩，2004）。王中还曾试图将胡道静调入新闻系（黄旦，肖晶，2009）。大众日报总编辑也请王中帮忙物色上海“老报人”担任大众日报顾问，负责重要文章的修改和拟订标题（人民日报，1957）。此外，王中与储玉坤的师友之谊也应重视。储玉坤出生于1912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新闻系，曾任《文汇报》总主笔、《申报》主笔等，并在之江大学新闻系兼职。1939年储玉坤出版《现代新闻学概论》，作为大学新闻系教材多次再版。1949年，他参加华东新闻学校研究班，进行以思想改造为主要目的的短期学习，由此与王中结成亦师亦友的关系。结业后储玉坤被分配到中国进出口公司研究处转行从事世界经济研究，但仍与王中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王中酝酿《新闻学原理大纲》期间帮他找西方新闻资料以及英美出版法等（文汇报，1957）。另外，在王中《新闻学原理大纲》的理论体系处理中，也不难看出《现代新闻学概论》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王中对“中国报纸的传统”“那些发黄的旧书”的确非常重视，但他并不是对西方以及旧中国新闻理论的照搬照抄。从他对复旦新闻系的教学改革以及《新闻学原理大纲》的框架设计、前三讲录音整理稿来看，他是将人类新闻活动作为考察对象，放眼世界，兼收并包，以创建、推进新中国新闻学理论研究与新闻教育事业（黄旦，肖晶，2009）。
（二）“甘王之争”的缘起
虽然都是从革命根据地出来的“老干部”，甘惜分认为自己属于“正统派”（甘惜分，2003：548）。这个“正统”的原因，首先在于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点。研究者对《新闻理论基础》一书注释的分析发现，其中对革命导师、党的文件、苏联新闻理论的引用占到79.4%，对西方新闻学理论的引用只有一处（柴菊，2013）。从延安到新华社到北大，甘惜分始终与中央离得比较近，革命教育也内化为他的自觉行动。鸣放期间北京大学成为运动中心，但是甘惜分“紧紧把握一条，对党的意见应在党内提，不能在非党会议上谈党内问题。这是党的纪律，党组织从延安时代起就是这样教育我们的。”（甘惜分，2005：292）北大新闻专业是原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旧班底，“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比较强，而中国人民大学“是党中央自己办的学校，学校的干部都是比较成熟的干部，所以我们认为把新闻系办在人大是最合适不过的。”因此，包括甘惜分在内的三位“老革命”，力主北大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甘惜分，2003：546）。晚年甘惜分曾反思，当年北大新闻系并入人大“也是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既在人大，就不能不在相当大程度上受这种（左的）学风的约束。”（甘惜分，2003：546；甘惜分，2005：354）
1957年5月16日，在全国新闻界大兴改革之风、新闻界“鸣放”进入高潮之际，新成立的中国记协研究部部长、人大新闻系系主任安岗，邀请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和复旦大学新闻系联合发起，召开全国新闻界座谈会。会议连开三天，一开始安岗请王中第一个发言，王中表示谦让（丁淦林，2007），后来在发言中主要介绍了上海新闻界“鸣放”的情况，最后对自己的观点做了简单介绍（王中，1956：113-116）。
6月12日，《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党内印发，针对第一次新闻座谈会，毛泽东（1957）提出：“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称：“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王中的命运已经注定。
6月24日开始，被毛泽东称为“否定之否定”的全国新闻界第二次座谈会召开，在这次座谈会上，甘惜分发言批评了王中的新闻观点。其实，此前王中到北京与北大新闻系同行会面时，包括甘惜分等几个老干部听了王中的理论，就“都不以为然，觉得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思想太右”（甘惜分：2003：546）。甘惜分后来解释，之所以选择王中作为批判对象，因为“大多数发言者都是报纸编辑记者，只有上海复旦大学的王中同志是研究新闻理论的。”（甘惜分，2005：293）但实际上，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莫如俭，他在发言中反对列宁对报纸性质的看法，介绍了美国学者的观点，并支持和补充了王中的意见。北大青年教师陈诗经更是不指名地批评甘惜分的新闻理论教学是教条主义（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1957）。这样看来，或许在甘惜分心目中，只有王中才是能和他匹敌、值得批判的对手。
王中历来以“思想活跃，大胆敢为闻名”（复旦大学应届毕业生，1957）。他曾说自己：“至于‘不逾矩’，我不想做到，也做不到。我永远做不了金丝雀，孔夫子练就一身蹲笼工夫，愧不如也。”（王中，1985：353）而甘惜分后来自述在第一次新闻界座谈会上听到王中等人发言时的感受：“我是一只在笼子里长大的鸟，是长期在解放区党组织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干部。当我们听到那些从未听到过的激烈言论时，真吓得目瞪口呆。”（甘惜分，2005：292）可以说，王甘两人的思想冲突，在所难免。
据甘惜分回忆，座谈会后，《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亲自要求甘惜分将他批王中的发言整理成文，刊登在1957年9月16日《人民日报》上，题为《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文章主要针对王中“社会需要论”的观点展开批判，认为“报纸不过是表达阶级意识的一种形式，它具有强烈的和鲜明的阶级性。”“它不是为满足抽象的社会需要而产生，而首先是为了满足阶级的特点需要而产生。”此后，应新华社《新闻业务》杂志约稿，甘惜分又写了《略论王中的反党思想》，对王中报纸“两重性”“商品性”等观点进行批评。两人纠缠一生的矛盾就此展开。
（三）“甘王之争”在八十年代的延续
1980年5月，同样遭到迫害劫后余生的甘惜分借在兰州召开西北五报新闻理论研讨会之机，决定为自己二十多年前写下的文章，主动向王中道歉。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决定，与甘惜分二十余年来的知识、思想、经历变化有关。甘惜分批罢王中，才知道自己也被悄悄划为“中右”，并在1960年“反对修正主义”运动中，遭到人大一批极左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批判围攻（耿化敏，2015）。虽然1961年中宣部将这次“错批”列为全国十大“左”倾案件之首，副部长张磐石亲自来为甘惜分平反，但“文革”伊始，中宣部作为“阎王殿”被打倒，甘惜分自然也劫运难逃——原本的批判者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原本的意识形态权威阐释者的身份转眼间荡然无存（黄平，2009），这样的经历必然带来深刻反思。
据童兵教授回忆，在这次“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新闻学术会议上，甘惜分先请自己的研究生、本科毕业于复旦新闻系的童兵和王中打了招呼。第二天会后见到王中，“诚恳地说，我们之间的新闻观点，是可以争论一辈子的，但是1957年我对你无限上纲，现在向你当面道歉。”（童兵，2015）也有回忆称，甘惜分是亲自到王中的房间里诚恳道歉，但王中却始终默不做声，只是猛抽着烟，场面显得很尴尬。甘惜分很快告辞离开，王中继续默默坐着，后来流下了泪，去了一下卫生间，回来后仍没说一句话，只是抽烟、喝茶。尽管已经当面道歉，但让甘惜分纠结于心的是，虽然王中表示事情都“过去啦”，但实际“王中同志一直对我‘情有独钟’，到晚年还对我耿耿于怀”。甚至是“怀恨在心”“恨之入骨”（甘惜分，2005：296；甘惜分，2003：548；甘惜分，2004：558）。
在当年的政治情势下，曾发表违心之论的王中的同事、学生，新闻业界学界知名人士很多，但极少有人公开道歉。《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更是专门组织多篇理论文章，批判王中的“反动思想”。王中只对《解放日报》刊登的社论《办报要有立场》非常不满，洋洋洒洒写下万余字的文章，一秉他嬉笑怒骂的文字风格，对社论中各种陷人于罪的说法逐段批驳的同时，还“教导”社论作者应如何写评论。“解放”后，王中特将此文交由《复旦学报》发表。但对其他曾经批判过自己的人和文章，王中从未有公开回应。
对于“甘王之争”，甘惜分还回忆说，八十年代王中复出后，“到处讲课都是攻击我”“没有指名地反击我”。“我后来听复旦大学的同志告诉我，王中同志在八十年代在课堂上讲过，‘你们即使把甘惜分的书背得滚瓜烂熟，我也只给你30分’。”（甘惜分，2005：296；甘惜分，2003：548；甘惜分，2005：558）这里说的“甘惜分的书”，无疑就是《新闻理论基础》。
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甘王之争，固然结怨于五十年代甘惜分对王中的批判，但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八十年代初期两人理论观点的对立，这也映照了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运动中不同思潮的分歧，表现了思想解放曲折发展的进程。
（四）围绕《新闻理论基础》的争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党内理论精英通过一系列讨论，一方面拨乱反正，纠正“文革”的错误，重新确立党的意识形态权威解释；另一方面也不断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以思想解放、理论创新引领、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一方面具有“清算‘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理论观点的总结”的意义（童兵，1994），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生活在政治统领新闻的传统中”，一些观点还显得滞后（陈力丹，2008），甚至被一些人认为偏“左”。在《新闻理论基础》中，作者首先明确所讨论的对象是现代社会专门的新闻机构所发布的新闻，因此定义新闻为：“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由此出发，该书认为“报纸首先是一定的阶级，或它的政党，或某一政治集团为了宣扬某一观点、为了打造舆论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而“报纸是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只不过是“皮相之见”。因此，新闻事业的性质就是“阶级舆论工具”；新闻事业的作用就是“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甘惜分，1982：40、54、57、64）；新闻在这里实际上等同于宣传（陈力丹，2008）。可以看出来，《新闻理论基础》上承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形成的党报理论（黄旦，周叶飞，2013），并接续作者1957年批判王中文章中的学术观点及理论逻辑。这也是为什么甘惜分说“和王中的争论是应当坚持一辈子的”（甘惜分，2011：22）。
平反后的王中，在1981-1982年连续发表了《论新闻》《论传播工具》《论宣传》《新闻学的第二课题》《论新闻事业的阶级性》等文章，吸收了传播学的一些理论，并对他五十年代所提出观点做了深入展开。文章从人类社会需要产生新闻活动出发，把“新闻”定义为“新近变动事实的传布”，而其中具有新闻价值、能让读者产生共同兴趣的新闻，构成新闻机构所报道的新闻。王中明确反对“报纸是XXX工具”的定义，认为就像嘴巴能吃饭也能说话一样，这只是报纸的一个作用。进一步地，王中提出，新闻事业通过选择事实、解释事实、评论事实体现阶级性，而新闻却并非全有阶级性的；新闻与宣传尽管互相交织，但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应遵循各自的规律、特点和要求。
王中甘惜分的论述都没有明确针对对方，但主要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八十年代初的“甘王之争”不仅是两位新闻学者的思想分歧，也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新闻界的思想矛盾。两人在研究中涉及的报纸的性质、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新闻真实性、新闻指导性、新闻价值、新闻的定义等问题，在八十年代都曾进行热烈的学术争鸣，有些还相当激烈。由于《新闻理论基础》在我国新闻学研究上属于开创之作，受到更广泛的瞩目。在公开出版前，为征求多方面的意见，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于1980年12月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学术研讨会，参加者除了社科院和人大的老师、学生，还有在北京刚开完会的不少记者、学者，因此影响不小。会议“并不是在风平浪静中进行的，而是自始至终充满了激烈争吵”（甘惜分，2005：354）。甘惜分把参会的学者分为“人大派”和“社科派”，人大派保持了“中共教育思想的传统”，而社科派“大部分是年轻人，是1949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或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他们思想活跃，接受外来思想快，对中共传统新闻思想不十分熟悉甚或持否定态度。”在初稿中，甘惜分仍然沿用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点，与社科院一群学者产生激烈争论，火药味甚浓，以致甘惜分的一位学生当场愤然指出社科院年轻学者对甘老师不够礼貌。会后，甘惜分写了长达两万字的《对新闻理论几点分歧意见的看法》，对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观点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辩证分析，并送交社科院要求在该所杂志上刊出，但是被新闻所拒绝了（王英，2015）。由这些细节可以看出，这场学术论争已经不仅是观点的交锋，而且带有强烈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情绪化色彩。
对于王中的新闻思想与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一书，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前者的理论出发点是“新闻本位”或“学术本位”，而后者则是“政治本位”或“党报本位”。这种评价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王中与甘惜分在思想立场、研究取径、观点倾向上的分歧是明显的，因此，王中对盛名之下的《新闻理论基础》不屑一顾，甚至迁怒作者，对甘惜分存在反感拒斥情绪，也就不难理解了。
（五）甘惜分晚年的新闻思想转变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特别是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全面加快改革开放以来，新闻改革也逐步从思想观念、功能、模式的改革，转向对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状况的新体制的探索（童兵，1994：197）。这一时期，甘惜分的新闻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于晚年思想变化问题，甘惜分从不讳言。多年后，他反思社科院那次学术争论说：“现在看来，同志们的意见虽也有偏颇，但我还没有完全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就我自己来说，由于长期受党的教育，又在新华社工作过10年，我的新闻思维方式开始是完全正统的也可以说是官方的思维方式。我那些年之所以被不少朋友和学生称为‘正统派’，不是没有原因的。”“当初写《新闻理论基础》时，我是用党的观点写东西，自己的观点只能隐藏起来……1990年以后，我要用我的思想来写文章了。”（甘惜分，2005：387、281；甘惜分，2009：584）
思想转变的原因，除了改革渐成主流话语的整体思想环境有所改变之外，甘惜分（1998：525）自述，“真正的飞跃是在1986年建立了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之后，通过舆论调查，了解到不少民情，也摸了摸新闻界的脉搏，思想上才有了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与实务界有了更亲密的接触，是甘惜分思想转变的关键。
甘惜分在新闻思想上究竟出现哪些变化，囿于本文主旨，不拟具体展开，从甘惜分自我分析中，可以发现最核心的就是思维方式的变化——从“官方的思维方式”转向“科学的思维方式”。所谓“官方的思维方式”，是从党对媒体的领导角度考虑，要求新闻学研究必须服从党的需要；而“科学的思维方式”或曰“科研人员的思维方式”，则以研究新闻的规律为出发点（甘惜分，2005：281）。
甘惜分晚年在理论研究上不惮自我否定，不断自我改革，突破创新，甚至认为自己思想上的某些探索，“比王中走得更远”（甘惜分，2009：584）。考察两人的论著，这也是实情。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突破”有二：
第一，1956年王中停留在《新闻学原理大纲》上的“读者调查”设想，在甘惜分那里成为现实。1986年底甘惜分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搞民意调查，公开发布调查结果，以此推动国家的民主生活”（甘惜分，2005：371），在新闻界、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也开创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舆论调查一脉。
第二，王中从五十年代以来一直提倡独立思考，敢说真话，而甘惜分在提倡讲真话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深入深刻的理论思考。他在1988年发表文章认为说真话是“新闻改革的第一步”，并从体制原因、权力与权利之辨角度，论述社会主义新闻体制下“多声一向”新闻制度的建立，以保证人民畅所欲言。
就像1957年甘惜分认为只有王中才是值得自己一批的对手一样，八十年代后期处于改革创新激情之中的甘惜分也迫切希望与这位老战友、老对手分享自己的思考，获得他的理解与支持。但遗憾的是，自1985年起王中就已罹患脑部疾病，无法继续他的研究思考。
1988年，到上海出差的甘惜分专门去看望王中——“见他痴然坐在沙发上，精神疲惫，说话困难。我未便久留，凄然离别，竟成永诀。”“我丧失了一个争论的朋友，吵架的对手没有了，我感到孤独。”（甘惜分，1995）历史的误会再也无从消除。
（六）甘惜分发生了晚年转向吗？
甘惜分晚年新闻思想的改变，也使新闻界对他产生“转向”的议论。
衡量是否发生了思想转向，可以有两种标尺：一是理论标尺，考察其思想基础是否发生了改变，如果所依据的理论原点改变了，当然就可以说发生了思想转向；二是现实标尺，即那些公认出现思想转向的标志性人物，将甘惜分的思想、行动与之对照，也可以得出判断。
甘惜分所谓晚年转向的标志性成果，除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之外，还有一些代表性的论文，包括《“多向一声”论——论党在新时期的新闻政策》（1987）、《传播：权力与权利的冲突》（1992）、《新的形势呼唤新闻体制改革》（1993）等。在这些文章中，甘惜分反复提醒新闻界应彻底清算长期以来的“左”的潮流，防止传播权力的专横，在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一个方向）的前提下，充分发扬民主，发展新闻自由，发表多方面的报道，发表各方面的不同声音，并在政策、体制上有所突破。
这些代表甘惜分晚年思想的文章，具有“变而未变”的特点：变，指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某些具体新闻观点的变化；未变，则是在理论基础、思想逻辑方面始终如一，即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办报的指导思想，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就像《甘惜分自述》所说的：反映人民生活和人民思想，办好一张真正为人民的报纸，是我“文革”之后所有论文的核心。
至于第二种标尺，可以参用近些年来知识界“两头真”人物的说法，指一些“老革命”青年时代满怀理想追求真理，后来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被迫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直到晚年自我反省，重新以说真话求真理为思想行为标准。甘惜分显然也不属于这类人物。他在五十年代批判王中“不是赶浪头，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思想分岐”，文革后他向王中道歉同样是真诚的，他不是否定自己的理论观点，而是经过政治磨难后体会到对王中“政治上无限上纲”的错误（甘惜分，1995）。他“运用自己的独立思考，一步步向真理靠拢”，他晚年为新闻改革呼吁论辩，尽管受到各种打压，却从未后悔。
王中（1985：316）曾经讽刺有些人“不是靠脑子去思考问题，而是用眼鼻耳去‘研究’问题，看别人脸色行事，东风来了西边倒，西风来了东边倒。这不是科学研究，而是政治投机和赌博。”纵观甘惜分一生，他在学术研究上从未在名利、权力的诱惑或打压下随波逐流，即便被右的人说是“左”，“左”的人说是右，两边不讨好（甘惜分，2005：390），也在所不辞。
甘惜分是“一生真”，不是“两头真”，他的新闻思想晚年有很大改变，但是却并未转向。
四
结语
王中和甘惜分的人生与时代、政治、社会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非常相像的人生轨迹，而不同的出身、教育背景、成长经历、个性特征等，形成了他们不同的知识框架，在思想倾向的光谱上呈现分歧，造成一生未解的情感纠葛。甘惜分认为：经过几十年来的反复思索，我认为我与王中同志的根本分歧是在怎样看待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王中竭力想使新闻与政治分离，或者说，在新闻工作中淡化政治。我则认为新闻与政治是分离不了的，新闻与政治紧密相连（甘惜分，2005：296）。一些研究文章或认同甘惜分这一判断，或强调这一观点。但真的是这么简单吗？本文以及之前的研究，大多强调王甘之异，本文最后，希望梳理其同的方面，并对上述说法简要分析。
王中、甘惜分都属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所谓政治精英，主要指他们对现实政治活动的深深卷入，并在新政权新体制下获得相对中心的位置；而知识精英，则不仅意味着他们在文化理论方面的较高修养，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积极参与新知识体系建构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建设新中国之际，这批经历战争考验，参加过土改、整风等历次运动，对党绝对忠诚，对中共各项方针政策非常熟悉，对中共意识形态话语驾轻就熟的革命知识分子，当然也是首先得到党信任和重用的一批人。因此，他们顺理成章进入文化教育部门，并成为文化管理、知识生产的主要力量，在党的总体意识形态框架下，他们通过自己的具体阐释，创造性地参与某一领域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知识思想的构造者、书写者。
王甘又同被意识形态所书写。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同构，意味着他们必然深深嵌入中共体制，随政治运动、文化运动的大潮而沉浮。同时，近现代以来的拯救民族危亡与建设强大国家的现实政治要求，使既是革命者，也是党的干部、宣传家，又是学术场域的理论家、教育家的王甘，注定不会成为“为学术而学术”的书斋式学者，政治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他们追求的双重目标。无论甘惜分对新闻与意识形态紧密关系的强调还是王中对传播效果的重视，都显示出以学术思考回应现实政治的实用理性特点。
正如喻国明（1997）所总结的：在计划体制下，我国新闻学研究都是一家，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纷争无非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不同理解和解释。但由于在计划体制下对“一律”和“一统”的严格追求，致使理论上的宽容和兼收并蓄成为不可能，致使为理论的“更加纯洁”而战的烽烟连绵不断。王甘二人尽管观点有所不同，但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学术语言、价值追求方面又体现出一致性（柴菊，2013；刘海龙，2013：335），构成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开拓者的共同底色。
另一方面，王甘两人又是新中国建立后“新闻无学”向“有学”发展中，新的新闻学范式的奠基者。这个新的范式，是通过他们填补过去以工作指示、领导讲话代替新闻规律的学术荒芜，逐步探索“新闻何以成为科学”（柴菊，胡翼青，2013）、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打破新闻研究对政治教条的依附，对独特的新闻规律、独立的学术体系的探索中体现出来的。
八十年代，王中（1985：315-316）专门谈了政治与科学研究的关系。他认为“政治与科学并无从属关系”，“科学也不应该是权力的奴婢”，如果一定要说为政治服务的话，“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用”，“对建设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有利”，“这才是真正的为政治服务”。王中对科学与政治关系的看法，不也正是晚年甘惜分的学术追求？
甘惜分（1995）在得知王中去世消息后，发表文章感叹：“我常想，中国如果存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在学术问题上，能展开平等的自由讨论，即使是不正确的意见，也可让其发表，别人可以批评，但也容许被批评者有公开答辩的权利，这才是一个大国学术繁荣的正道，真理会越辩越明。”
“任何一种新闻范式的确立或者转变，都必然牵涉到意识形态及其主体。”（黄旦，周叶飞，2013：347）王甘的学术成果的取得，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整体形势紧密相关，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学术研究的宽容和兼收并蓄，才使他们得以遵循学术逻辑逐步建立具有独立价值的新闻学科。但另一方面，由于新闻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往往容易使讨论偏离学术场域，形成发展大潮中的波折。因此，在新闻传播学科繁荣兴旺的今天，我们更不能忘记王中、甘惜分这两位学科奠基人以及“甘王之争”这段学术公案的历史。
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就像“攀登一座没有探测过的险峻高山”，充满艰难曲折。在新闻思想领域，始终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及与各种传统习惯、保守势力、陈旧观念和极“左”做法的反复论战、阻抗、碰撞中前进的（童兵，1994：199）。“甘王之争”及甘惜分思想转变，正是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本文对此梳理分析的意义也在于此。需要说明的是，就本文来说，还存在很多缺憾。特别是王甘新闻理论主流化过程与政治变革、新闻理论转型的脉动关系，仍有必要做更加深入的考察；对相关档案资料的挖掘、对相关知情人更深入的访谈也还不够。另外，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学家、新闻教育家的佼佼者，王中、甘惜分不仅在相关领域做出开拓性贡献，而且泽及后人，对新闻传播学科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王中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引介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王怡红，胡翼青，2010）。“文革”后复旦新闻学的研究，实际就是在王中的新闻思想基础上的全面展开和深入（黄旦，肖晶，2009），如果说新闻传播学领域存在一个“复旦学派”的话，毫无疑问是深深烙着王中的印记的。而甘惜分享百岁高龄，对新闻界影响更加长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甘惜分与他的一批学生一起，开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和舆论调查与研究的两支学脉。对于围绕王甘两人所形成的各种“诠释社群”，也当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作者感谢多位前辈学者在本文写作中提出的建议，感谢多位学友提供相关史料。）
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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