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曾3次托人联系，表示想回归大陆，后代隐匿国外皆有所成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百年前。

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与会13名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可是他们在此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却走上了迥异的人生道路，有人意志坚定，走到了新中国成立，有人却卑躬弃节，客死他乡，留给后人无限感慨。

其中曾担任中共一大会议主持的他，本是耀眼夺目的角色，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主席，甚至统帅过红军主力，可是为什么最后落得墓碑都要和他人合用，子孙隐匿多年不敢声张？

张国焘的一生功过虽已如烟云飘散，却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

24岁时见过列宁

1916年，19岁的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认识了李大钊等人，受到了很多先进思想的引导。

张国焘课余热衷参加学生运动，加上口才非常好，每次进行革命宣讲都很吸引人，在学生们心目中威望很高，不仅成为北大的学生领袖，还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

在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他作为学生领袖，表现尤为突出，总是走在游行队伍的中间，紧紧地跟着李大钊等人。这个史实在很多影视剧中也有展现。后来他作为第一批被逮捕的讲演者，不久释放，地位再一次被抬高。6月中旬，他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参加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联大会。

第二年，张国焘协助陈独秀和李大钊，成立了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

有学者分析，1920年以后，已经树立北面李大钊、南面陈独秀两杆旗帜，两人虽风格不同，但是都器重一个学生，那就是张国焘，他作为两人的信使经常往返于京沪之间。

张国焘还具备这两个老师所没有的一个长处，就是有超强的组织能力。因而当李大钊和陈独秀都不能出席“一大”，张国焘就被提名为“一大”筹备组成员，他是各地代表中最先启程赴沪的。

1921年7月，张国焘不仅主持中共一大会议，并被推为大会主席，还被大会选为仅有的三位中央局委员之一，分管组织工作。

对于张为何能在一大会议中获得显要地位，通过阅读张后来的回忆录可知晓大概。

最早到达上海的张国焘，先是分别拜访了“一大”筹备组的李达和李汉俊，通过交流，看出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李汉俊“是我们中的理论家，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分析出二李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间不太融洽。然后他又与马林会面。觉得“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劲，有时好像想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通过细致分析，张国焘表现出高超的情商，既与马林交谈愉快，又同二李相处亲密，成为双方很好的桥梁。自然，张国焘就顺利地成为“一大”的筹备组一员，甚至后来者居上，成为会议的主持。

“一大”会后他还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尤其突出的是领导了“二七”大罢工，这样，他又成为了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工人运动聚集了中共党内大部分精英，还有刘少奇、李立三、毛泽东、陈云等。

1921年岁末，时年24岁的张国焘，代表中共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

从分裂到变节

张国焘拥有一手如此好牌，为何会打得稀巴烂？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可他偏偏是，一步错，步步错。

1926年，当共产党遇到国民党右派的排斥和打击，以及一系列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他不积极应对，而是采取一味忍让，妥协的态度。甚至在担任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时，试图阻止南昌起义。

在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时，推行了“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开展了“肃反”运动，伤害了很多无辜的革命干部。

张国焘（左4）

1935年，张国焘领带着红四军8万多人与毛主席的红一军2万多人会师，并因兵力优势而取代周恩来当上了红军总政委。

此时的他开始野心膨胀，企图以军力胁迫党中央，获得党政大权。

在讨论战略规划时，与毛主席发生了分歧，主张南下与国民党主力决战，攻占大城市，而毛主席坚持要北上走农村路线，实行农村包围城市。

很快，实践就验证了张国焘路线的错误，他的南下军队在国民党围困下损失惨重。但是他没有知错就改，反而在四川马尔康县另立“中央”，甚至还擅自宣称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党籍。

直到1936年7月，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军与红四军会师后，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批评。张国焘不得不撤销他的“中央”，被迫同二、四军一起北上。

与中央军会师后，他失去了红四军的指挥权，担任了没有实权的边区副主席。他感到非常不满，于是在1938年，偷偷离开了延安，投奔了国民党。

这次出走，张国焘做得很机密，连妻子杨子烈都没告知。

杨子烈比张小五岁，出生于湖北，也是早期就加入共产党的革命者，曾是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

事后她回忆说：“怎么也不会想到丈夫会脱离自己辛苦创建的党。一开始，她以为他去执行秘密任务去了，不好打听。”

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上级组织找到她，告知她张国焘已出走的消息。并转给她一封张的来信，大意是他现在在汉口，希望她去。

当时，她已经有六七个月的身孕，便向组织申请回湖北老家生孩子，也极力劝张归队。

毛主席经过反复斟酌后还是批准了她。

新中国成立，公安部门在清查北平警察局的旧档案资料时，发现在1924年，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被北洋军阀抓捕后，曾供认身份是共产党，在表示悔过后，还泄露了李大钊和组织的很多秘密。

他们后来因冯玉祥发动政变而被释放。出狱后张国焘不仅隐瞒曾政治变节，还自诩自己如何意志坚定。

“他还能做出什么呢？”

张国焘叛党后，蒋介石给了一个“中将”军衔和“国民参政员”的名头。

张起初想再建一个“新共产党”，从中共党内拉拢过来一些人，同延安分庭抗礼，以博得国民党的重视。他邀请陈独秀牵头，没想到被拒。蒋介石也不喜欢多一个党，就安排张“给戴笠帮帮忙”。

张国焘不敢推脱。这个中将从此成了少将戴笠的下属，变成蒋介石“奴才的奴才”。

戴笠

据军统要员沈醉讲述，张国焘到军统后的工作让他们很失望。办培训班没什么突出的学生可用，执行的策反工作也没什么业绩。

虽然拥有所谓的一官半职，但是官场的腐败、倾轧一直让他苦闷，感觉施展不了拳脚 。

直到国民党要败退台湾，才想到他可以发挥“作用”，然而他没有接受安排。

据军统要员沈醉透露，蒋介石逃往台湾前，关于张国焘的去向曾授意毛人凤，让其留大陆发挥“作用”。

毛人凤便对张国焘进行劝说，沈醉也在一旁。

毛人凤

毛人凤对他说：“希望你不要走，是‘老头子’亲自决定的。”

张国焘说：“我也不想再做什么，只想退隐，做个平凡人，到台湾找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写点东西。”

毛人凤说，“你留下，凭你的以往功绩，共产党决不会杀你的。但是我们便能在共产党内部多一个耳目，这比去台湾作用要大。”

张国焘执拗地说：“他们是不会杀我，但是人总是要脸的。我不想过生不如死的羞辱日子。”

最终张国焘摔门而去。

沈醉问毛人凤：“为什么要让他留下？”

毛人凤反问道：“过去就没有见什么他做过有价值的，去台湾还能指望他做出什么？”

沈醉

曾表达想回归大陆

张国焘到台北后，国民党不但没有重用他，甚至基本安排都没有，似乎忘了他的存在。张国焘只好自己想办法养家糊口。他想重操旧业，创办杂志。还没开始，居住的房子就被规划为东南行政长官公署，被强行征收。

被逼无路，张国焘在1949年冬携妻子杨子烈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刚到香港，张国焘曾给小报写评论，赚稿费。后来也做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没想到黄金价格大跌，让他亏得心痛。

一开始，他不偏向共产党和国民党任何一方，只与中间派人士交往。后来，为了生计在1951年，出任刚创办的反蒋刊物《中国之声》的社长，发表过反蒋的文章。但不久，因种种原因职位不保。

眼看生活无以为继，张国焘三次托人联系，表达想回归大陆的意愿。

大陆传回来话：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欢迎的。但是，必须深刻检讨曾经的错误路线，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

张国焘有些犹豫，不再回话。

1953年7月，56岁的张国焘，遇到了一件轻松赚钱的差事。美国中央情报局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要人的信息，借以推测这些人的执政方式以及政策走向。

从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先后二十多次找到他，他都积极配合，口述了很多信息，也获得了一些报酬，对生活有一定改善。

1961年前后，美国一家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约他写回忆录，每月可提供2000港币研究费用。

他用了4年时间，终于写成了100万字的《我的回忆》。

1968年，中国“文化浪潮”的影响已经到了香港。这使张国焘很惊慌，担心殃及到自己，就和妻子再次迁居，这次是去异国他乡——加拿大。

客死异国 后辈匿迹

张国焘夫妇来加拿大多伦多，是投奔在这个城市教书的长子张海威的。张海威，毕业于加拿大的一所名牌大学，后一直在多伦多的一所大学里担任数学老师，并且在此结婚生子。

三儿子张渝川也在这个城市工作，也毕业于多伦多的一所著名的学校，后在了多伦多的一家公司，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二儿子张湘楚距离比较远，在美国。他本来是经过特批回大陆，在广州的一所医院学习，后来去了美国，毕业于纽约的一所高校的医学专业后便在纽约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医生。

看起来三个儿子都出类拔萃，学有所成，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张国焘一直提醒后辈保持低调，不要张扬，发展的领域尽可能地远离政治。

到多伦多不久，他考虑大儿子养活一大家子不容易，就和老伴住进了免费的养老院。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腿有残疾，无力照料张国焘。张国焘只得住进老人病院。但老人病院地处多郊区，条件很差。不仅医生和护士很少，照顾不周，狭小的病房也让张国焘憋闷。

在妻子杨子烈的提醒下，他们想到同乡蔡孟坚。蔡在张向国民党政府投降时，是武汉市警察局局长，曾热情接待过他。

蔡孟坚

杨子烈向蔡讲述了张的窘境，希望得到台湾的资助。并告知，当年，张任中共驻莫斯科首席代表时，曾有恩于蒋经国。

蔡孟坚托人将此情转告蒋经国。蒋经国得知张的现状感慨不已，请蔡孟坚将1万美金支票捎给张国焘。

1979年的冬天，加拿大异常寒冷。12月2日夜，刚过82岁生日不久的张国焘躺在老人病院的病床上，不小心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多次按铃叫护士却一直无反应。3日，亲人来探望时，发现张早已离世。成为一大代表里唯一死在国外的人。

三天后，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东部士嘉堡的松山墓园。

1994年3月27日，杨子烈以92岁高龄故去。

自张国焘离世以后，其后辈虽然在国外发展得算得上皆有出息、皆有所成，却一直销声匿迹了三十余年。

而且由于后人刻意地隐蔽，直到近年，才有人探访到张国焘的安息之处。

在墓园，以中国名字是检索不到张国焘信息的，登记信息中，有一条“Kai-Yin cheung”似乎对应了张国焘的字：恺荫。

寻访人根据登记信息的方位，在墓园走了近三个小时也没找到张的墓地。后来不死心，终于发现在一对布莱克夫妇墓碑的背面刻着：

CHANG

IN LOVING MEMORY OF

KUO. TAO

张 公 國 焘

NOV.26.1897----DEC.3.1979

BELOVED. HUSBAND OF

TZE LI YOUNG

张 楊 子 烈

DEC.9. 1902----MAR.27.1994

寻访人是一位旅居加拿大多年的华人学者，他也不解：

为何一碑两用？在中国墓葬文化里，这样不仅犯忌讳，也是大不吉利。

为何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碑与其他逝者墓碑朝向不同？

张国焘夫妇合葬墓碑立于1994年，布莱克夫妇的碑文立于2000年2月，显然是后者在先者的墓碑背面刻上了的碑文。

墓园管理人员解释说，多年前，张的家属提出要求，把这块两面碑在原地换了一个朝向，正面成了反面。

这应该是张家后人低调行事，为避人眼目，刻意为之，让一般人不能轻易地找到张的墓地。

寻访者还在附近大约17米找到了张国焘夫妇合葬前张的原始碑，是一个地碑，比砖头略大些，灰褐色，全英文：

IN LOVING MEMORY OF

KAR---YIN CHEUNG

1991

FROM

FATHER---EMIL

MOTHER---KAREN

SISTER---ADA

对此碑文让人质疑：

名字：KAR-YIN CHEUNG 和. KAI-YIN CHEUNG 相差一个字母，是不是一个人呢?

张国焘字愷荫，海外流行的威氏拼读法是KAI--YIN CHEUNG。老外把读成KAR也有可能。

愷

张是1979年12月3日去世，12月4日下葬的。但为什么墓碑是1991年立的？不得而知。

正常来说立碑人应是家人，为什么张死后却是由牧师下葬立碑的，此碑的名和姓都与合葬碑上的不一致，立碑人还是牧师名，而不是按中国人习惯放妻子和子孙的名字，这也应该是隐蔽身份的一个做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