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商丘】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家——契

早在尧、舜时期，司徒之官负责社会道德品质教育，契为司徒，凭其仁德、智慧、敬职创造了不凡的成就，被称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家。

据《大戴礼记·帝系》等多种史籍记载，契是帝喾的儿子，是尧帝的异母兄弟。西汉刘向《列女传·契母简狄》载：“简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乐于施惠。及契长，而教之理顺之序。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尧使为司徒，封之于亳（今商丘）。及尧崩，舜即位，乃敕之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理顺之序”就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各部门的关系协调顺畅。《史记·殷本纪》记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被封于商，建立商国，被称为商的始祖。

据刘向《说苑》记载，尧时，舜与契是同事，因此舜了解契做司徒时功业卓著。舜继尧位后，仍命契为司徒，对人们进行广泛的教育，百姓和谐，社会安定。舜为什么赐契“子”字为姓而不赐其他的字为姓呢？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因“玄鸟生商”的缘故：玄鸟是燕子，赐契为“子”姓就是燕子的子。其实，“玄鸟生商”的典故源自《诗经·商颂》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而《诗经·商颂》产生的年代最早不过商朝，还有的说产生于春秋时期，因此，舜帝是无法根据在他之后上千年才有的典故赐契“子”姓的。“子”是古代对老师或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的尊称。舜知道契是有学问、有道德、在教育方面很有功劳、堪称人师的人，因此“赐姓子氏”，说明帝舜对契的敬重。而燕子的“子”只是附加在名词、动词、形容词或个别量词后边的轻声字，没有实际意义。帝舜怎能会以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字赐给契作氏呢？

帝舜命契“敬敷五教”。《孟子·滕文公上》说：“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古代圣贤相信，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处理好了，社会就会和谐，百姓就会安定。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才算学会了做人，才能实现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而在中国历史上，最初从事这五种人际关系教育的就是契。

《孟子·滕文公上》还记载，远古时期，国家就“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商）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由此可见，夏商周三代的教育主旨都是契所从事的“五伦教育”的推行和延续。

但到了春秋时期却发生了变化。当时群雄并起，天子势衰，诸侯国的君主权力下移，各国征伐出现了由卿大夫作主的局面，诸侯国之间兵戎纷乱，违礼、僭礼之事层出不穷，“礼崩乐坏”，“五品”不兴，原来的典章制度被废弃。二百多年中，诸侯父子、兄弟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仅弑君事件就发生109次，其他违于伦理的事情不胜枚举，传统文化的约束力受到摇撼，社会矛盾激化。诸侯争霸，混战不止，生灵涂炭，几无宁日，仁人志士开始寻找救世的良方。这时候，孔子对如何救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对能找到的先人留下的文献认真学习，汲取营养。《孔子家语·本姓解》说：“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其文德著矣。”虽然孔子思想的来源是复杂的，但因其受到古代文献和古圣贤行为的影响，想根据尧舜治世的经验，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社会秩序，于是结合当时的现实，在祖宗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将尧舜时期的“五品”教育发展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仲尼曰：古也有志（记载）：‘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于是便呼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经过艰苦努力，孔子创立了儒学。《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由此可见，儒家学派源自掌管教化的司徒契。

作为契之后裔，孔子能讲述夏代的礼，更能讲述商代的礼。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导言中说：孔子主张“正名”，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当时正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春秋时代重视“礼”，“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等，却很少讲“仁”。《论语》讲“礼”75次，包括“礼乐”并言的；讲“仁”却109次。孔子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一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或者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或者说“爱人”就是“仁”……究竟“仁”的内涵是什么？孔子对其学生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告诉其它同学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孔子自己曾给“恕”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的理论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是对契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深悟到儒家理论不被接受的危险，于是便打消了做官的念头，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办私塾从事教育，效法祖宗契的精神，向弟子们教授伦理道德，诲人不倦。他的学生子贡评价他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孔子对契“聪明而仁”的效法，引来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求教。《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弟子盖三千焉”。孔门七十二贤是孔子思想和学说的坚定追随者和实践者，也是儒学的敬敷者。在孔子的学生眼中，孔子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仁且智”，与契的“聪明而仁”一脉相承。“仁且智”成了古代中国对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

后来，儒家思想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从史书记载来看，儒家思想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在契的思想基础上的丰富和创造。

契的风范经过孔子的弘扬和发展，一直被后世继承。但到了北宋时期，教学的宗旨呈现出了不好的现象：读书为了做官，为了荣华富贵。以此来主导人们的价值取向，以天下为己任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苏轼在《乐全先生文集叙》中慨叹：“呜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语非不工也，政事文学非不敏且博也，然至于临大事，鲜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北宋后来导致有知识和才干的人努力追求功名利禄，把国家安危放在次要位置，腐败盛行，虽然范仲淹疾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没能彻底改变当时的情况。以致后来外敌侵略时忠心报国的人很少，屈服求安的人居多，最后北宋失国，与读书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的思想主导不无关系。读书价值观的偏斜一直持续到南宋。

南宋时，大教育家朱熹对当时的这种坏风气极其厌恶。淳熙六年（1179年），朝廷对金兵南下惊惶始定，朱熹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便决定兴复早已无存、仅余瓦砾榛荆、茂草荒丘的庐山东麓的白鹿洞书院，自兼洞主，自为导师，亲自讲学并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主张恢复尧舜时的“五教”。教条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朱熹这段话的意思是：父子间要有骨肉之亲，君臣间要有礼义之道，夫妻间要挚爱又要有内外之别，老少间要有长幼之序，朋友间要有诚信之德。这就是“五教”的纲目。圣人尧舜令契为司徒，教化百姓的就是这“五教”，学子要学的也就是这“五教”。广博地学习，审慎地发问，谨慎地思考，明晰地分辨，诚实地践行，这就是学习的顺序。学、问、思、辨，这是为了探究道理。要诚实地践行，就要知道修身处事接物的原则。说话忠诚信实，行为笃厚恭敬；惩戒忿愤，抑止情欲；见善便学，有过则改。这是修身的原则。以礼义端正自己，不去追求物质利益；努力弘扬明天下之大道，不去计较个人得失，这是处事的原则。自己所不愿做的事，不要让别人做；自己做事未达到目的，应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接物的原则。我朱熹私下里关注古代圣哲教人读书学习，无非是为了使人明白礼义道理，修养身心，然后推己及人，并不是为了记览词章，沽名钓誉，追求利禄。今天的一些学子，违背了圣者的教导。圣哲教育人的法则，在经典中都有记载，有志向的人当熟读精思，审问明辨。如果知道这是自然之理，必须以此约束自己，那就何必要等他人立下规矩才依此去做呢？近世学堂虽有规则，但很不够，并未符合圣哲的意图。所以，本书院另立学规，将圣哲教人读书求学的根本原则分条列出贴在门楣上，请诸位学子共同研读，遵守执行，并约束自身。只有严格要求，才会有所戒惧。

朱熹认为，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

《白鹿洞教条》首先明确以历史上第一个伟大教育家契从事的，后来孔子倡导、孟子又强调指出的“五教”为教育的宗旨，指出“学者学此而已”。其次系统梳理古代先贤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将契的继承者孔子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途径。朱熹认为“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但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有人认为这是朱熹发展契的风范，对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

《白鹿洞教条》的出现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扭转了教育价值观的偏斜，体现了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自此之后，白鹿洞书院“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这一教条成了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书院办学的遵循，后来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奉持不渝。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说：“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明朝时期商丘柘城人窦克勤办朱阳书院，便仿照《白鹿洞教条》制定条规。

明清两代，沿袭白鹿洞书院讲学风气选聘师长的条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好的道德操守。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综上所述，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开了教育史上以德育人的先河。他的风范一直影响着中国教育，对几千年来的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也是商丘对中华教育的巨大贡献。

来源：商丘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