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商丘】简论殷商仁德文化

起源于远古时期殷商部落的发源地——河南商丘的殷商文化，内涵丰富，具有多个层面。仁德文化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

“仁”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德”特指好的品行。仁德即仁义道德，意为待人宽厚而好施恩德，指致利除害、爱人无私的崇高道德。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智）、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

殷商文化中的仁德文化源自殷商先祖帝喾。帝喾是远古时期的五帝之一。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喾普遍施恩泽于众人而不及其自身。他顺应上天的意旨，了解下民之所急，仁德而且威严，温和而且守信，修养自身，天下归服。他收取土地上的物产，俭节地使用；他抚爱教化万民，把各种有益的事教给他们；他仪表堂堂，道德高尚，行动合乎时宜，服用如同士人。帝喾治民，像雨水浇灌农田一样不偏不倚，遍及天下，因此“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史记·五帝本纪》中第一个“仁”字便用在了帝喾身上。贾谊《新书·修政语上》引用帝喾的《政语》说：“帝喾曰：‘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矣。’”当时，各种人都能享受到帝喾的仁德，如：历代都认为残疾人是社会的一大负担，帝喾却对残疾人不但不歧视，还想法儿培养残疾人的技能，以发挥他们的才智，让残疾人在取得尊严的同时也为社会作贡献。为了发挥残疾人的作用，他让乐师组建了一支盲人乐队。这是中国最早的盲人乐队。《册府元龟·帝王部·符瑞》记载：“帝喾高辛氏代高阳氏王天下，使瞽人拊（fǔ，敲意）鞞鼓、击钟磬。凤皇（凰）鼓翼而舞。”“瞽人”即盲人。可见其仁德之至。帝喾力主仁政和德政，为后世树立了伟大风范。

不仅帝喾仁德，他的妃子亦仁德，而且把仁德传给儿子。就帝喾次妃简狄而言，《大戴礼·帝系篇》记载：“帝喾……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简狄，生契。”《路史》记载：帝喾“次妃有娀氏曰简狄，仁而有礼”。《列女传·契母简狄》载：“简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乐于施惠。及契长，而教之理顺之序。……颂曰：契母简狄，敦仁（敦厚仁德）励翼（指教育儿子），吞卵产子，遂自修饰，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为帝辅，盖母有力。”可见简狄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契继承了父母的仁德。《列女传·契母简狄》载：“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尧使为司徒，封之于亳（即商）。及尧崩，舜即位，乃敕（帝王的诏令）之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史记·殷本记》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继承和发展了仁文化，从小自母亲那里不但学得了“人事之治”等许多知识，而且学得了“乐于施惠”的好品德，他把知识和许多事理传授给周围的人，受到了人们的敬仰，有了名声。据刘向《说苑》记载，尧帝时，契“为司马”，不但是当时重要的军事首脑人物，而且还是刻木记事的发明者，他把古代象形文字刻在木片或树干、木柱上，供人学习。而在尧帝时，他更重要的职务是被封为司徒，负责社会品行教育；舜帝时又被封为司徒，同样负责社会品行教育，敬敷五教“在宽”，而且“功业著于百姓”。《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百和睦，社会太平。

契的仁德有惠于尧舜两代，功劳卓著，被封于商，于是有了远古时期的商国。商氏族尊奉契为始兴之祖，称之为“玄王”。《毛诗正义》云，“天之所以命契之事，自契之后，世世行而不违失”。可见契的后裔，仁德代代相传。

契下传十四世到商汤，商族的仁德文化发展到高峰。

商汤是一个十分仁慈的君主。据《吕氏春秋·孟冬纪·异用篇》记载，商汤在郊外看见个猎人四面设网并祷告说：“从天上飞下来的，从地上跑过来的，从四方来的禽兽，皆入吾网。”商汤听见了，感叹说：“呀！怎么能这样呢？要是真这样的话，禽兽就被杀光了。除了桀那样的暴君，谁还会做这样的绝事呢？”商汤收起三面的网，只在一面设网，重新教那人祷告说：“从前蜘蛛织网，现在的人也学着织，以捕杀禽兽。禽兽们哪，你们想向左去的就向左去，想向右去的就向右去，想向高处去的就向高处去，想向低处去的就向低处去，我只捕取那些触犯天命的。”《吕氏春秋·异用篇》评价说：“汤之德至矣。”

据《管子·轻重甲》记载，商汤时，夏朝的最后一个帝王夏桀不许百姓冬天在河上架桥，夏天不准百姓在河里渡筏，以观赏人们过河时在水里受冻和受淹的情况。不仅如此，他还把母虎放到大街上，以观赏人们受惊吓的状态。商汤对百姓与夏桀却幡然两样，他对百姓特别仁爱，春、夏、秋收贮蔬菜和粮食，对饥饿的人给饭吃，对受冻的人给衣穿，对贫困的人给予救济。商汤的仁慈使“天下归汤若流水”。

《淮南子·脩务训》记载，商汤“轻赋薄敛，以宽民氓（轻纳赋税，少征财物，以便使百姓富裕）。布德施惠，以振穷困（广布德泽，施予恩惠，用来赈济困穷之人）。吊死问疾，以养孤孀（慰问死者亲属，恤问患病之人，抚养孤独寡婦）。百姓亲附，政令流行”（百姓亲近归附，政教法令通行天下）。

《帝王世纪·第四·殷商》记载：“……成汤（商汤）帝，有圣德，诸侯不义者，汤从而征之。”据《孟子》记载，“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纵无道，不祭祀天帝祖先。商汤派人去问他：“为什么不祭祀？”答道：“没有牛羊做祭品。”商汤便派人送给他牛羊。葛伯把牛羊杀吃了，却不用来祭祀。商汤又派人去问他：“为什么还不祭祀？”答道：“没有谷物做祭品。”商汤便派亳地的民众去为他们种地。老弱者给种地的人送饭，葛伯却领着他的百姓拦住那些提着酒菜好饭的人来抢劫，谁要不给就杀掉。有个小孩去送饭和肉，葛伯杀了他，夺了饭和肉。“《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说明商汤行仁政，不仅得到了本国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了暴君所在国民的拥护。因为葛伯不仁杀了孩子，商汤才去征讨他，普天下的人都说：“商汤不是要把天下变为自己的财富，是为了给平民百姓报仇。”“葛伯不祀”一事成了“商汤革命”的导火索，由此开始了商汤伐夏的第一战。在伐夏的过程中，商汤军队打到哪里，去市场的照样去市场买卖东西，在田里耕作的照样继续耕作，完全没有军队的干扰。因为他的军队专门对付坏人，老百姓很放心，知道商汤的军队来了，不会骚扰他们。孟子认为商汤这种仁政的效果就是“仁者无敌”，因为行仁合乎人性的要求。

《吕氏春秋·异用篇》说商汤网开三面，“汉南诸侯闻之，咸曰：‘汤之德至矣，泽及禽兽，况于人乎？一时归者三十六国……诸侯由是咸叛桀附汤，同日贡职者五百国，三年而天下咸服。”《越绝书》记载：“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而“当是时，荆伯（荆国君主）未从也”。从当时商汤的武力来看，讨伐荆国易如反掌。而商汤却没有以武力对待荆国，“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汤献牛荆之伯”，可见其仁义。荆伯大为感动，“乃媿（古同“愧”）然曰：‘失事圣人礼’”（我有失事奉圣人之礼），乃委其诚心（就倾其诚心归顺商汤）。“商汤以”行仁义的非武力手段征服人心，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所以《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商汤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

商汤所到之处，只是诛杀那些暴虐的国君，来抚慰受害的民众，就像天上下了及时雨一样，老百姓非常高兴。《尚书》说：“等待我们的王，他来了，我们也就得救了！”商汤只有方圆七十里的地盘，而他大行仁政，结果却推翻了拥有天下的夏桀，夺取了夏朝的天下，拯救了天下百姓。商汤在夏王都告祭天地以后，就率军回商的都城——亳。各地的诸侯纷纷携带方物、贡品到亳来祝贺，表示臣服。数月之间，就有“三千诸侯”大会于亳。《竹书纪年》记载，诸侯“乃同尊天乙履（商汤名）为天子，三让，遂即天子之位。”诸侯推戴商汤为天子，商汤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让，说自己德能不够，让大家共同推选一个有做天子德能的人来做天子。可见其仁德之至。诸侯又一致推戴商汤。商汤只得于亳即了天子位。商汤在夏王朝的废墟上使一个新的奴隶制王朝——商朝建立了起来。《竹书纪年》和《宋书》都记载：“汤在亳，能修其德……遂有天下。商人后改天下之号曰殷。”

商汤为天子后，废除了夏桀的政令，作《汤诰》警告诸侯。《史记·殷本纪》记载：“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汝），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汝）毋我怨。’”（三月，商汤亲自到了亳都东郊，向各诸侯国君宣布：“各位可不能不为民众谋立功业，要努力办好你们的事情，为民造福。否则，我就对你们严加惩办，那时可不要怪罪我。”又说：“过去禹、皋陶长期奔劳在外，为民众建立了功业，民众才得以安居乐业。当时他们治理了长江、济河、黄河、淮河，万民才得以定居下来。后稷教导民众播种五谷，民众才知道种植各种庄稼。这三位古人都对民众有功，所以他们的后代能够建国立业。从前蚩尤和他的大臣们在百姓中发动暴乱，天帝就不降福于他们，这样的反面教训应该汲取。圣人的教诲，可不能不努力照办啊！”又警告说：“你们当中如果有谁腐败贪婪，干出违背道义的事，那就不允许他回国再当诸侯。我有言在先，到时候可不要怨我伊尹为此作了《咸有一德》，说明君臣都应该有纯一的品德。

《尚书·仲虺之诰》说：“惟王（指商汤）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已，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大王不近声色，不聚货财；德盛的人用官职劝勉他，功大的人用奖赏劝勉他；用人之言像自己说的一样，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能宽能仁，昭信于万民。）

《吕氏春秋》记载：“昔者商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书传》曰：“汤伐桀之后，大旱七年。史卜曰：‘当以人为祷。’汤乃剪发断爪，自以为牲，而祷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数千里。”《淮南子》曰：“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我本卜祭为民，岂乎自当之。’乃使人积薪，翦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然（同“燃”），即降大雨。”商汤作为君王，为解除旱灾而救天下百姓，甘愿牺牲自己而祭天，如此仁德，亘古未有。

商朝开国，以宽治民，国力日益强大。《诗经·商颂》中有“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诗句，即反映了商汤时的盛况。商汤在位三十年，死后谥称“成汤”。

以从帝喾到整个商朝来看，仁德是殷商文化中有代表性的文化。到殷商最后一个帝王辛时，丢掉了殷商仁德的传统，不听比干、箕子、微子的谏劝，商朝灭亡。《论语·微子》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为何“去之”？从《尚书·微子》的记载来看，他对由于纣王的昏庸无道、腐败透顶将招致殷商灭亡是事先预料到的，而且他看不到一点殷商能得到治理的希望。他“去之”如果是为了保全自我，那么他离开朝廷就是怕死逃跑，甚至有通敌的嫌疑。但微子不是为了保全自我。他心里记着太师的嘱咐：“如果殷商灭亡了，我们不能去做别人的奴隶。”朱熹《论语集注》云：“微子见纣无道，去之以存宗祀。”如果他不逃走，待国家灭亡的那一天，他的弟弟纣王被杀，他也有做“别人的奴隶”的可能，商祀就无人继承了。他和箕子、比干“以其能忧乱，救欲安民”而进谏，因此孔子说他们三个为“殷之三仁”。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解释“殷之三仁”说：“微子见纣无道而去。箕子谏不听，因以为奴，乃佯狂受辱。比干强谏被杀。三人皆意在安乱宁民，行虽不同，而其至诚恻怛心存爱人则一，故同得为仁人。孔子又曰：‘有杀身以成仁。’然仁不在死，三人之仁，非指其去与奴与死。以其能忧乱，求欲安民，而谓之仁。”

“殷之三仁”的精神和事迹都是可赞可颂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以他们与纣王极近的亲属关系，完全可以荣华富贵、名利兼备、安享生活，可是一个“仁”字催使他们走上了与邪恶抗争的艰危道路。但他们什么艰危都不怕，其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以“仁”的精神和行动去拯救纣王那颗罪恶凶残的灵魂，拯救在暴君统治下水深火热的百姓，拯救可能由此而倾倒颠覆的商朝。虽然微子、箕子、比干的行动都因纣王的刚愎自用以失败而告终，但“殷之三仁”却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千古流芳的贤德典范。

司马迁《史记》载：“太史公曰……殷有三仁，微、箕纣亲。一囚一去，不顾其身。颂美有客，书称作宾。卒传冢嗣，或叙彝伦。微仲之后，世载忠勤。”

从史籍记载来看，殷商仁德文化从帝喾、契一直延续到商朝始末。但商朝结束之后，殷商的仁德文化传承并没有结束，又通过周朝时殷商后裔的宋国传承下来。后来经过孔子的整理和发展，成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来源：商丘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