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每隔10年要“扫”一次黑势力？

　　在风云变幻的20年末，一个不契合当下国内外局势的新闻专题频频再现热点头条，那就是各省市区的贪腐调查报告。

　　内蒙、新疆、辽宁等地原高官、现领导涉案情节累日披露，一张张简报看似枯燥、过目即忘，如果不是显赫的官阶头衔和惊人的金额，这个关乎民生和社会的专题几乎已经被太平盛世里的人们遗忘了。

　　曾经轰轰烈烈的社会大事件变得当下这般不痛不痒、不受关注是社会清明、生活变好的写照，背后默默支撑这种美好的是中央长期坚持的“反腐”、“打黑”政策。细去观察，不难发现“扫黑”行动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种周期性，差不多每十年就要大动一次干戈。

　　为何每隔10年就要扫黑一次呢？这个期限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房宁对这种现象和政策做了解释。

　　从专业角度理解和界定“黑势力”和“恶势力”

　　人群汇聚，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就形成社会。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运行就需要一些普遍的规则和观念做红线，因此古往今来从来不缺法律、条款，我们都生活在各色法规和各种明暗规矩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自然沉降成两层：一层符合法律，公开，由主流人群引领；一层则非法，隐蔽，由少数人维系，我们视前者为主流社会，后者为另类社会。这两者都与人类社群共生，自社会存在就有，此消彼长，互相印证，互相平衡。

　　以法律为尺，另类社会又可以分为两层：一层由不违反法律的潜规则支配，游离在主流之外，比如我们熟悉的江湖、武林这种传统圈子，比如围绕金融和法律圈子做文章的金融家和律师，一层则违反法律来谋利，暗藏或杂糅于主流的阴影之下，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黑势力”。

　　黑势力从事的是违法犯罪活动，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多人组成的团体或组织，形成了庞大的“恶势力”，因此社会学中将黑势力定义为“有组织的犯罪集团”。

　　他们不守法律法规，以犯罪的方式牟利，危害普通人的人身安全或个人财产，横霸一方，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集体发展。“扫黑除恶”行动针对的就是这些“黑势力”、“恶势力”团体和个人。

　　当下的黑势力已经不像上世纪混乱时期那样到处喊打喊杀，靠杀人越货维生，大都包装了公司外壳，成员混在主流之中，很多都过寻常生活，有名义上的工作，与普通人无异，因而人们很少去注意他们，但事实上黑势力在今天依然无处不在。

　　细心观察，会发现大城、小镇的车站、旅馆、出租、货运、拆迁、歌舞厅、二手市场、能源类产业都有他们的影子，黑势力成员往往没有学历，出身寒微，做的都是不需要高级职业技能，来钱容易，灰色地带宽泛的行业。

　　“黑恶”与“腐败”的伴生

　　理想状态下，一个社会应该都是主流，人们都遵守规则兢兢业业生活，但“偷懒”、“走捷径”是人性使然、社会滋养，只要有人类活动就一定存在，付出越少，获得越大、越速成，人类越孜孜以求。

　　宏观上来说，遵守社会规则相当于一定的成本，人需要在时间、劳力、前期投入等方面有相当比例的付出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比如租房花钱，赚钱上税，计时计件给工钱。

　　但贪婪、没有成本或不想付出成本又急求速成的人并不满足于主流社会和规则里的得失比，渴望通过极低成本快速获得超额利润，他们选择了越过法律边界，开拓一些灰色或黑色领域，通过暴力和犯罪手段敛财，比如收保护费，垄断货源加价，强行买卖。

　　涉黑活动违背公平原则，违反法律法规，挤压主流社会的利益自肥，必然受到反对和打压，为了维系自身的存在他们会在公权力中寻找保护伞，官员贪腐就此滋生。

　　黑恶势力与官员腐败伴生，形成了一套闭环——黑势力以非法手段大量牟利，然后向官员输送贿赂，官员以公权向他们提供保护，这种由黑到白再到黑的流程形成了普通民众难以抵御和瓦解的势力圈，如果不从上层遏制、打破会对当地民生造成极大损害。

　　黑势力和腐败是人类社会的衍生品，并非中国独有，在世界各地都很盛行。意大利黑手党、日本山口组、巴西黑帮、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各国的黑势力形态和存在方式各不相同。

　　比如美国的黑手党由意大利传入，趁禁酒令壮大发迹，随后转型成了集团公司一直绵延至今；比如日本的黑势力被主流和法律接纳，成为了一个独立社团，专门从事歌舞伎厅、色情影视之类的行业运作；

　　比如巴西贩毒集团掌控贫民窟，比当地政府权力更大，甚至负责维持的秩序、给民众发放食物……世界许多国家和政府都允许或接纳了黑势力的存在，还给他们留了很大的生存空间。

　　但黑势力的贪婪性注定它无法像主流组织那样遵纪守法，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工作，总是避免不了为牟利而迫害和压榨普通人。

　　中国不由自由市场经济主导，一切不放任无度，完全由以竞争和需求决定，而是一个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究极目标的国家，要创造的是平等、大同的社会。

　　黑势力这种自带危害性和不公性，威胁社会稳定，打破合理结构的组织，我们不允许其不断发展壮大，因此长期进行专项整治，以绝对压制甚至消灭黑势力为目标。

　　十年，黑势力的一波发育时间

　　社会学家专门对黑势力的发展进程进行过研究，发现每次政府进行一次大规模打黑行动数年后，当地又会兴起新的黑势力，黑势力其实也像公司一样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育期，过程大概需要七年左右。

　　有人认为既然七年是发育期就应该以七年为打击周期，为什么要拉长到十年，多给它留三年违法乱纪的时间，这其实是黑势力的发展和爆发过程决定的。

　　房宁将黑势力比作人体的癌细胞，而主流社会是正常细胞。癌细胞与生俱来，是人体自带的，但只在特定环境中诱发，不加遏制就会形成肿瘤，危及生命。

　　这种“癌”属性还表现在黑势力的显性程度上，黑势力形成早期大都保持着警惕意识，各种非法勾当不会大张旗鼓，成员隐蔽做得非常好，特大危害事件很少，就像未爆发的癌症细胞。

　　在这一阶段，想要全面、深入地调查相关人员和事件是很难的，一些暗藏在边缘的成员可以随时趁机脱身，继续隐藏在人群中，为此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去调查也不会有太大收获。

　　但当过了发育期后，涉黑组织勾连的关系越来越高阶，覆盖势力渐渐形成，生存状态稳定，逐渐就开始放松警惕，行为张狂，可追溯的显性事件大幅度增加，主要成员暴露得更多更全面。

　　这个阶段癌细胞已经形成了肿瘤，只要动刀切就可以了，调查起来成效往往更好、更彻底、更有震慑力。

　　扫黑除恶有专业办法

　　黑势力大都是本土兴起的，在当地根深蒂固，裙带关系复杂，影响力巨大，势力笼罩严密，从事的往往是迫害最大的黄赌毒、胁迫、垄断行当。这些行业利润超高，但违法也过于显眼，为此他们往往会以大量贿金拉高阶官员甚至省市级领导下水，以躲避追查。

　　在自身势力和公职人员保驾护航的双重保险下，受欺压的民众即便想揭发、上告也往往不能成行，反而会因官方疏于职守或者泄密而受到迫害，在当地形成更强的威慑，为此很多黑势力迫害行为极其恶劣也能盘踞多年不倒。

　　为了避免黑恶势力与官方勾结，中央规定许多官员岗位都必须异地调派，不允许本地选拔，而且轮转频繁，不给黑白两道勾结的时间和机会。

　　除此之外，中央政府的每次扫黑都与反腐并行，调派专家成立特别调查组和督导组，直接异地进驻后展开调查，有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避免保护伞混入调查部门，混淆视听，搅乱办案流程和进度。

　　在大规模扫黑过程中，所需警力可以越过当地部门，直接从军方调派，这也是避免内部势力泄密的方式。除此之外，当下的举报渠道也更加多元畅通，专业人员也有更多细节上的卧底、审讯等技巧。

　　房宁认为，在调查时应注意区分普通犯罪和有组织犯罪，不能在普通的独立案件上浪费资源，也不能疏忽大意，放过看似独立，实则背后勾连了深层犯罪的个案。这需要专业人士和机构通过专业判断来推进，尽量实现精准打击，减小不必要损失。

　　我国的黑恶势力治理方式一直在发展变化，从上世纪偶有一场大案兴师动众、震惊全国，到现下形成阶段性动态打击，持续不断小股分治，中央已经将“打黑”变成了“扫黑”，作为一种常态化政治目标，时常维护、定期“大检”。

　　这种方式带来的效果是显著的，当下中国社会里的黑恶势力虽然仍然普遍存在，但明显分散、减弱了很多，普通民众感受到的危害已经比几十年前小了太多。

　　黑势力是一种社会毒瘤，无论有着怎样的人性和社会基础，披着怎样道貌岸然的外衣，都改变不了其违法乱纪，危害大多数人利益，搅乱整个社会正常秩序的现实。挖毒瘤需要流血、会有阵痛，但不挖、不治是养虎为患，终有让整个社会腐朽流脓的一天。

　　从近年来的社会现状来看，中国的治黑治腐比较成功，定期“扫黑除恶”保证了整个社会摆脱纷乱搅扰，进入长期稳态，为经济和国家发展创造了环境。纵观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在经受黑势力和腐败的困扰，且长久难以自拔。

　　我们在自己漫长的扫黑过程中摸索出了“长期持续遏制，十年一次大规模治理”这样可行、有效的方案，如果得到推广，很可能像“脱贫经验”一样，足以成为一项全球性贡献，可以帮更多国家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性社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