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高院的荒唐判决：保护无效的合同 支持一毛的高息

　　无效的合同，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对合同纠纷，要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一毛的高息不可能得到法律的支持。这些对法律人来说，是再基础不过的法律常识。

　　然而，河南高院对周口市金财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财源公司）与非法集资户之间的三个债权债务转移合同纠纷案件作出的判决，却让周口金财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善友对办案法官的专业水平只能“呵呵”，“明明债权债务转移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无效，但是，法官们却在没有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情形的情况下就判决我们偿还非法集资户相应的本金和利息，并且还支持了月利率高达一毛的高息，如果这种低级错误是出于基层法官之手，尚可以用水平不高来狡辩，但是，这种荒唐的判决是河南省高级法院的法官作出的，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了。这样的判决，我们不能接受。要说这背后不存在枉法裁判和司法腐败，谁能相信！”

　　据悉，金财源公司已于2020年10月11日和11月25日向正在河南高院巡视的河南省委第一巡视组两次寄送了书面举报材料。

　　债务转移后以金财源公司名义出具欠条

　　生效的郑州市管城区法院的刑事判决和郑州市中级法院的刑事裁定显示，2011年4月份，河南新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新敏经人介绍认识了河南省沪商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廷超，因为新海公司没有经营担保业务的手续，二人便商议，在郑州市康桥花园写字楼开办分公司即康桥分部，由刘新敏担任总经理，负责经营管理，每单业务戴廷超提成两个点。2011年5月份双方签订了协议。戴廷超负责的升龙分部2011年3月至1O月，刘新敏负责的康桥分部2011年5月至10月，以投资理财、高息回报为诱饵，与客户签订《担保函》及《借款／担保合同》，非法向客户吸收资金。2012年5月12日，客户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当日立案侦查。

　　2014年10月9日，郑州市管城区法院以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审判处戴廷超、刘新敏等8人2-1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6万、8万、10万和20万不等的罚金，同时判决“涉案赃款、赃物依法追缴”。2015年3月4日，郑州市中级法院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2011年7月8日，新海公司给河南大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夏公司）出具了投资意向书，约定新海公司投入1.5亿元用于周口市金财源房地产开发小区建设工程，待工程竣工后，新海公司撤回投资资金1.5亿元并收取相关利息。

　　2011年7月12日，沪商公司康桥分部的出纳刘斌向大夏公司汇款1001万元。2012年7月18日，大夏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某的丈夫陶安琪以借款人身份给刘新敏出具《借条》，称“今借到刘新敏现金人民币壹仟陆佰陆拾万元整（16600000.00）。还款日期2012年2月29日前还清。如到期未还按本金千分之五（日算）违约金交纳”。该借条上加盖了大夏公司的合同专用章。

　　服刑中的刘新敏2016年9月21日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供述，“陶安琪借我公司的钱，本钱1000万元，利息按1毛。”

　　发生挤兑后，刘新敏将沪商公司的投资理财客户李海龙、王爱枝（名下包括刘宇、乔蒙蒙、王爱香）、吴新元、陆红梅、胡静（名下包括贾伟霞）、吕爱香、刘颖、任秀平（名下包括王斐、李娜、李莉、申思宁、杨丽娟、刘鹏、张秀玲）的投资款以“对接”形式转移给了大夏公司，让大厦公司负责偿还。

　　2012年3月2日，陶安琪以金财源公司的名义分别向李海龙、王爱枝、吴新元、陆红梅、胡静、吕爱香、刘颖、任秀平等8人出具了合计9张欠条，共计欠款金额1602.7万元。欠条显示，其中欠王爱枝现金633万元，欠胡静现金250万元，欠任秀平现金217.08万元。欠条上约定，还款自2012年3月2日至2012年12月30日止到期支付本金，月利息2%。

　　到期后，金财源公司未支付本息。

　　高院判决金财源公司偿还相应本金和利息

　　2013年8月23日，任秀平、王爱枝、胡静三人分别向周口中院提起诉讼称，2012年3月2日，被告金财源公司因经营需要，向她们分别借款217.08万元、633万元、250万元，借款到期后，被告迟迟未归还借款，也未支付利息，分别请求判令金财源公司归还其借款本金217.08万元及利息73.8072万元合计290.8872万元、本金633万元及其利息215.22万元合计848.22万元、本金250万元及其利息85万元合计335万元。

　　周口中院2014年2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任秀平、王爱枝、胡静的诉求。

　　金财源公司上诉后，河南高院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于2014年10月30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周口中院重审认为，本案并非三人主张的借款法律关系。经法院释明，告知三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三人不予变更。2015年12月1日，周口中院分别判决驳回三人的诉讼请求。

　　任秀平、王爱枝、胡静分别向河南高院提起上诉。

　　河南高院二审认为，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任秀平、王爱枝、胡静最初是向新海公司出借款项，新海公司到期未还，因金财源公司下欠新海公司有投资款，在政府有关部门鼓励支持下，本案债务“对接”由金财源公司偿还，金财源公司给三人出具欠条，双方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故本案案由定为债务转移合同纠纷更为合适，一审法院仅因三人不予变更诉讼请求而驳回其诉讼请求不当。

　　河南高院二审审理期间，任秀平认可其实际出借款项为185.943万元；王爱枝认可其实际出借款项为550万元；胡静称其向新海公司出借的投资款只有其中250万元对接给金财源公司了，全部是本金。河南高院认为，金财源公司虽然对这些数额仍有异议，但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否定。

　　2016年12月28日，河南高院分别作出二审判决，撤销周口中院的一审判决，金财源公司偿还任秀平借款本金185.943万元及利息（以73.8072万元为限）、偿还王爱枝借款本金550万元及利息（以215.22万元为限）、偿还胡静本金250万元及利息（以85万元为限）。

　　金财源公司不服河南高院的二审判决，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7日分别作出裁定，指令河南高院再审。

　　河南高院再审对一、二审查明的部分事实予以确认。另认定事实：河南科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审计意见附件10显示，本案中任秀平、王爱枝、胡静主张的出借款项属于康桥分部刘新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中债权债务转移部分。据此，河南高院再审认为，任秀平、王爱枝、胡静的涉案资金并不包含在刑事判决认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范围内。

　　河南高院再审认为，本案中，金财源公司向任秀平、王爱枝、胡静出具了欠条，并明确约定了的还款日期以及利息，其通过出具欠条的形式实际承继了原债务人新海公司的债务，双方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金财源公司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和约定承担债务偿还责任。

　　2017年12月20日，河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判决，改判金财源公司偿还任秀平借款本金162.723万元及利息（以738072元为限）；改判金财源公司偿还胡静借款本金203.2万元及利息（以85万元为限）；关于王爱枝案件，维持二审判决。

　　质疑河南高院二审和再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自然，河南高院的二审和再审判决，让金财源公司感到极不公正。

　　金财源公司认为，案卷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任秀平、王爱枝、胡静“最初是向新海公司出借款项，新海公司到期未还，因金财源公司下欠新海公司有投资款，本案债务‘对接’由金财源公司偿还”。相反，有相关证据可以证实，这些集资户是向沪商公司非法存储，沪商公司到期未兑付，沪商公司将本案债务“对接”由河南轩和置业公司偿还。河南高院连是新海公司还是沪商公司，都没搞清楚。

　　审计意见附件8《借款人尚欠康桥分部款金额明细表》上面还显示，陶安琪尚欠康桥分部1001万元。张善友认为，这一证据表明，沪商公司并没有因让金财源公司承继了其对任秀平、王爱枝、胡静等多人的债务而免除了大夏公司的1001万元债务，因为通过“对接”在金财源公司承继了沪商公司的债务后大夏公司就不再欠沪商公司1001万债务了，所以，沪商公司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

　　关于任秀平、王爱枝、胡静等三个集资户出借款项的金额，金财源公司认为，河南高院二审和再审的认定也是错误的。

　　在案的材料显示，沪商公司在2012年快过年的时候向王爱枝、任秀平、胡静及其名下人都支付了3000元的过年费，在债务转移之前还向王爱枝、任秀平、胡静及其名下人支付了相当金额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关于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问题”的相关规定，这些费用应当折抵王爱枝、任秀平、胡静三人出借款项的本金。但是，河南高院二审和再审中并没有把这些费用从中予以扣除。

　　对河南高院二审和再审认定“任秀平、王爱枝、胡静的涉案资金并不包含在刑事判决认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范围内”、“审计意见附件10可以证明涉案资金已通过债权债务转移的形式，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中分离”，金财源公司认为更是与事实严重不符。

　　郑州市管城区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和郑州市中级法院的刑事裁定根据河南科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意见认定的事实是，沪商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共计1575076540元，其中升龙分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为114127500元，康桥分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为1460949040元；其中刘新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为79950000元。

　　在案的该审计意见附件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明细表》显示，康桥分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1460949040元中包含了任秀平、王爱枝、胡静及其她们名下人的涉案资金。在案的相关材料显示，任秀平、王爱枝、胡静及其名下人与刘新敏和康桥分部财务经理王斐存在亲朋好友关系，在郑州市中级法院的刑事裁定中已经确认“关于刘新敏、王某称吸收亲友的存款不能计入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的上诉理由，经查，二人吸收存款的对象，既有其亲朋好友，也有其他不特定人，吸收亲朋好友的资金是整个吸收对象的组成部分，应当计入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

　　金财源公司认为，从审计意见附件10《存款人与借款人债权债务转移明细表》，并不能得出通过“对接”债务转移的资金已经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金额中分离出来的结论。

　　金财源公司认为，河南高院再审认定“审计意见附件10可以证明涉案资金已通过债权债务转移的形式，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中分离”，既是河南高院错误地理解，又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三款“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之规定。

　　质疑河南高院二审和再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金财源公司发现，河南高院二审判决金财源公司偿还任秀平、王爱枝、胡静等三人相应的本金和利息，并没有给出实体法律根据。“法官是根据民法通则、民法总则，还是合同法，或是相关司法解释，判决书上都没有列出。”

　　法律规定，如果合同无效，就没有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要求必须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

　　金财源公司认为，本案中，河南高院二审和再审的法官都没有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

　　金财源公司认为，金财源公司与任秀平、王爱枝、胡静等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是无效的。

　　郑州市管城区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郑州市中级法院的刑事裁定以及《关于对河南省沪商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康桥分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进行鉴定的审计意见》附件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明细表》、附件10《存款人与借款人债权债务转移明细表》等相关证据，已经证实，沪商公司与王爱枝、任秀平、胡静等人之间的所谓投资理财属于非法集资，沪商公司以“对接”形式转移给金财源公司的沪商公司对任秀平、王爱枝、胡静及其她们名下人的债务，是由于沪商公司向任秀平、王爱枝、胡静及其她们名下人等社会公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形成的。这种债务转移，违反了国务院1998年发布施行的国务院令第247号《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十九条“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形成的债务和风险，不得转嫁给未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任何单位”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第（五）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之规定，本案中，金财源公司任秀平、王爱枝、胡静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是无效的。

　　本案中，金财源公司并没有因这个无效的债权债务转移而取得任秀平、王爱枝、胡静等三人的任何资金款项。

　　金财源公司认为，河南高院二审和再审判决金财源公司偿还任秀平、王爱枝、胡静等人相应的本金和利息，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

　　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确定的无效，不发生法律效力。

　　金财源公司认为，河南高院二审和再审判决金财源公司偿还王爱枝、任秀平、胡静等三人相应的本金和利息，等于变相保护了沪商公司向社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非法集资行为和向不特定对象违法发放贷款的非法经营行为，也等于变相支持了月利率高达1毛多的高利贷违法行为。

　　“你们看看，河南高院的二审判决和再审判决荒唐不荒唐。”金财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善友说。

　　律师说法

　　就本案中存在的一些法律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任东杰律师。

　　记者：任秀平、王爱枝、胡静等三人与沪商公司之间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效力如何？

　　任东杰律师：在案材料已经证实，包括此三人在内的众多集资参与人向沪商公司的所谓投资理财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确认为沪商公司的非法集资行为，并且此三人是在明知沪商公司是把非法吸收的存款用于对外高利放贷的情况下还以投资理财的名义向沪商公司出借资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二）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之规定，任秀平、王爱枝、胡静等三人与沪商公司之间因所谓投资理财而形成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是无效的。

　　记者：沪商公司与大夏公司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效力如何？

　　任东杰律师：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第二十二条规定:“设立非法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第四十四条规定:“擅自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非法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从事发放贷款业务需要经过国家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

　　根据在案材料证实，沪商公司违反国家规定，在没有取得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的情况下，自2011年6月至2011年8月期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包括大夏公司在内的几十家单位和个人等不特定对象发放月利率最多高达1毛多的高息贷款多达6个多亿，已经违反了前述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市场秩序，属于非法经营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三）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四）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第(五)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之规定，足以认定沪商公司与大夏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无效的。

　　记者：如何认识金财源公司与任秀平、王爱枝、胡静等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是无效的？

　　任东杰律师：金财源公司与此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是通过债务转移而来，即由原债务人沪商公司将其对此三人的债务转移给了金财源公司，金财源公司通过出具欠条的形式承继。

　　债权债务转移，应当以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为前提，非法无效的债务，因为自始没有法律效力，所以是不能转移的，非法无效的债权债务，其转移是无效的，是不能得到法律保护的。

　　本案中，因为沪商公司与此三人之间存在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和裁定认定为非法集资行为并构成了犯罪，它们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是非法无效的。所以，沪商公司将其对此三人的债务转移给金财源公司依法是无效的。

　　本案的特殊还在于，沪商公司把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高息放贷给了大夏公司，对大夏公司享有1001万元本金加600多万元高息的债权，正好够偿还沪商公司对包括此三人在内的多个集资参与人的债务，所以，才有了大夏公司以金财源公司的名义承继沪商公司通过“对接”转移的债务。沪商公司与大夏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法是无效的，如果法院判决金财源公司偿还相应的本金和利息，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就等于变相支持了沪商公司与大夏公司之间高达1毛的非法高息。

　　记者：本案依法应该如何处理？

　　任东杰律师：金财源公司与任秀平、王爱枝、胡静等人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来源于沪商公司将其对非法集资参与人任秀平、王爱枝、胡静的债务转移给了金财源公司。在沪商公司戴廷超、刘新敏等8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中，任秀平、王爱枝、胡静等三人出借给沪商公司的款项，已经被生效的刑事判决和刑事裁定确认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的一部分，无疑，沪商公司与此三人之间的所谓民间借贷属于非法集资行为，并且已被判决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关于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之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河南高院应该裁定驳回任秀平、王爱枝、胡静等三人的起诉。

　　记者：沪商公司非法放贷给大夏公司的1001万元该如何处理？

　　任东杰律师：沪商公司非法放贷给大夏公司的1001万元资金，因为来源于沪商公司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中 “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 的规定，属于违法所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中的相关规定，应当依法追缴。

　　记者：任秀平、王爱枝、胡静等三人应该通过什么途径要回自己的集资款？

　　任东杰律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关于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问题”中规定，“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一般应在诉讼终结后，返还集资参与人。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据此，沪商公司尚欠此三人的集资款，应该由戴廷超等8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的办案机关按照此三人在全部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所占比例予以返还。(记者 赵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