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三家分晋，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春秋进入到战国。

三家分晋前的晋国

这是一个大兼并的时代，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对峙争雄，统一天下就有七种可能。但秦长平之战的大胜，使统一七国七种可能变成了一种可能。那么，秦国为什么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交织着血与火的战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从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到长平之战，近二百年的历史，有很多的头绪、很多的事件。从这些头绪和事件当中，能够得出一些什么呢？

首先，这段历史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战争的残酷、惨烈。过去打仗，夏、商情况不详，西周及以后，从《诗经》到《左传》、《国语》有许多关于战争的记载，从中可以知道，自西周到春秋时的战争规模小，手段比较单纯，战车摆好了，把日子定好，地点也约好，两方面战车一冲，胜负结果就出来了。

看《左传》中“曹刿论战”，齐人三鼓以后，鲁国人一通鼓，结果齐国人溃逃。曹先是从远处看，齐军旗倒了；再低头往前看，齐国人的车辙也乱了去这叫“败迹”，表明不是有计划地逃跑，于是命自己人追，战争就

春秋战国时期的阵法图

结束了。但是像长平之战，打了三年，动用的人力物力前所未有，单是杀人一次就能杀几十万。所以战国的战争，规模浩大，结果也惨烈，尤其是秦国，因为它有杀人报功制度，所以秦军杀人的数字比较准确地记录下来，可能有夸张，但大致可信。最惨烈的就是长平之战，后来的战争，也死人，但像长平之战杀手无寸铁的降卒，实在少见。

长平之战，历史的拐点

与战争残酷相伴的，是打仗的方式变化了。步兵、骑兵，阵地战、运动战、包围战都用上了。长平之战就是比较典型的战例。先是阵地战、拉锯战，接着是包围战，也是运动战，白起派兵抄人家后路，不是运动战吗？然后包围分割，这又是个阵地战。所以，此次战役中的白起，是运动战和包围战的大师，这位天才将军在这方面留下了好多值得研究的东西。所以到战国时期，古代兵书，像《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都写定了。中国的兵学思想、军事思想，这时期是高峰。为什么？实践多。军事思想发达，一定是战乱频繁，很不幸。但是中国的思想，主流思想，仍然是止戈为武，用军事制止战争。这个思想还是主导的。

此外战争的目的也不一样了。春秋时的列国战争，还带有兄弟之战的色彩。列国都是周文王的子孙，打仗也得讲究分寸。有一部书叫《司马法》就记载，出兵打其他国家之前，执政者要宣读纪律。这一点可以从《左传》得到印证。比方说郑国打陈国，就是因为陈国在打郑国时，没有遵守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规则，砍了郑国的树，填了郑国的沟，所以郑国也如法炮制，予以报复。兄弟国之间的征讨，不是去杀人，而是去纠正别国的错误。这种战争观念，在春秋，到子产时代还能看到一些表现，所以《司马法》写的是有根据的。春秋列国之间你争我夺，大国国君要想做霸主，得表现出某种风范、某种德行，还顾着面子。列国大臣们，在战场上见了对方君主，还能够有所恭敬。总之，还有些规矩。

七雄并立的时代，战争就没有以上这些了，丝毫没有。打仗的目的，就是要掠夺土地、人民，为达到这个目的，赤裸裸地杀人。这又以秦国最典型。其他诸侯打仗就讲规矩吗？也照样，很少有讲规矩的。

这是一个杀红了眼的时代。战争的打法和性质都不同了，战争变得非常野蛮。

继而第二方面，是各国普遍实行了变法。

变法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因为战争你死我活，就需要把自己的国力打造成最适合战争的体制，谁做到这一点，谁就成功。变法有深浅，作用有大小。有些国家的变法，浅尝辄止，像齐国，就是浅层次的，只是兴贤人。不是说这种方法不好，兴贤永远是好的，问题是，贤人治国却没有把国家打造成适合战争的体制。齐国之外的赵国，在军事层面进行改革，胡服骑射。当然，胡服骑射带给人的文化心理冲击，也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它主要局限于军事方面，它不是个全民战争体制。不过，赵国变法虽说不是很深透，可也使它在战国中后期，成为东方的一大军事强国。

此外，像楚国的吴起变法，效果也不是很大。

这个时期，最深刻的变法是商变法。商鞅变法成功在哪儿？

商鞅变法有好多条文实施，就秦国统一天下而言，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变法把国家统一天下的大目标，跟小百姓也就是秦国农民求富贵的小目标统一起来了。

我们说过，商鞅变法用两句话可以概括：一、利出一孔；二、驱农归战。要使小民都奔向战场，疯了似的奔向战场，给国家打仗，就必须保证打仗立功，就能获得富贵！要保证这一点，国家把商业、手工业，以及读书、游说等获得富贵的渠道统统堵死。获得富贵，只有一条通道，那就是奔向战场。古人骂秦国是虎狼之师，如果从秦军好杀人看，是贬义词；如果从军事精神上讲，却是褒义词。军队像一匹狼、一只虎，就奔向了东方。

这也有其文化渊源，《诗经》里有一首诗叫《秦风·无衣》，是春秋时期作品，怎么唱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不要说你没有衣服，我的衣服给你穿。现在王要兴师了，我们修好自己的戈和矛。宋代朱熹注释《诗经》就说，这首诗豪迈的战争气概，唐代的边塞诗，拿出任何一首，都无以当锋。虽然句子很简短，但是气魄却有万钧之力。

再看东方的诗，举一首《郑风》里的《骞裳》：“子惠思我，骞裳涉漆；子不我思，岂无他人？”你想我吗？想我，就撩起裙子过秦水。不想我？天下两条腿的人有的是！大家在那儿打情骂俏。在当时的东方诗篇里面，战争方面，再也找不出一首可以跟《秦风·无衣》相比的诗来。这说明什么？说明秦国的风俗与东方差异甚大。为什么商变法就可以“利出一孔，驱农归战”？这有深刻的文化原因。

的确，秦国在争天下这一点上取得了成功，做到了让个人、家庭与国家战争目的之间的协调一致，所以它有不竭的战争资源。但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秦国先进，而是那个地区相对落后。

为什么？“利出一孔”，想求富贵、求生活，做买卖不行，做个手工业者也不行，去读书、游说诸侯，靠传播知识、办个私立学校，都不行！这样的驱农归战政策，可以设想一下，在齐国能不能行得通？回答是不能。为什么？因为自西周初年齐建国，就广开渔盐之利，就开始搞农业、盐业、渔业，搞农林牧副各业，已有好几百年历史了，现在要来个“利出一孔”，只让农民种地，而且土地要经过国家之手发给你，可以相信，没有任何政治手段可以靠强迫做到。山东如此，河南的郑国不如此吗？你看那个民风，追求爱情，追求男女之间的愉悦。这样的条件，商鞅变法的思维逻辑，在东方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市场。可是，在秦国，当时社会发展状况适合商鞅重小农的逻辑，因为秦国“戎翟之俗”。

这个地区，周文化曾经辉煌一时，但是，因戎狄势力太强，衰落的周王朝迁走了。记载说，周平王曾登上镐京城墙，四下一望，周围全是戎狄！所谓戎狄，都是当时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人群，还处在半游牧半农耕状态。也就是说，西周崩溃后，秦人用武力打下的西周故地，文化状态整体落后于当时的东方各地，戎狄势力很强，农耕社会的文明生活方式，需要重新缔造。这里的很多居民，来自遍地游牧区域，现在不再放牧了，来到适合农耕之地，开始转变为农业人群。

商鞅变法的时候，秦国大体处在主要人群由游牧向农耕转变这样一个特殊阶段。所以，商业还远远没有发展起来，手工业也相对原始，尤其是私营的商业和手工业更不发达。在这样的情况下，“利出一孔”，以国家控制的土地做奖品，换取人们打仗的热情，是可以做到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商鞅变法推行的生产模式，即重小农的生产模式，是适合当时这个地区的。可是，将来一旦打下天下来，把这种方式推向全国，去统治全国，大家想一想，会是什么后果？但在当时，商鞅的“利出一孔”，却使秦国统一天下，立于不败之地。

与此相比，东方各国的变法都太浅，这是他们最终不能和秦国争强的最主要原因。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东方六国很多不智慧的做法，更加速了他们的衰落乃至灭亡。北宋苏询著文《六国论》说：“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实际上，六国一个接一个衰败，主要问题不是在割地赂秦，齐闵王的贪图宋国土地，楚怀王的昏庸受骗，说到底都是贪图眼前利益，都是自作孽不可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他们的自寻死路，为秦的一家独强，大开方便之门。

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战争的惨烈，不仅使战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军事思想，也使很多诸侯国开始变法图强，这是战国时期的独特风貌。那么，在充满着变化的战国时代，有着什么样的时代景观呢？

一批新人走上历史舞台。这批人，是游士，是策士，像苏秦、张仪、商鞍、吴起、范睢等一大批人，七雄并立的特殊时代，朝秦暮楚者纵横捭阖，或者主持变法，为相为将。这些人，大部分出身草根。实际在春秋时洛阳城里那些执政的，仍然是周公旦和召公的后代，多少辈了。人们常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出了五服就不算亲人了。可是，你要拿这个“五世而斩”去理解宗法制的全部，就错了。

宗法制，只要是召公的后代、周公的后代，就可以世世代代保证你在政治上的特权，这叫世卿制。这个制度不利于贤人。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到处走，在夹缝中找机遇。游士的兴起，就可以追到孔子这里。同时，是他第一个办起私立教育，而且他还说过：“犁牛之子辟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

什么意思？犁牛，一种解释，耕地的牛；还一种解释，犁通狸，狸猫身上的毛，红一块、紫一块、白一块的杂花，就是犁，也就是狸，狸猫就是杂花猫；犁牛，也可以理解为杂花牛。孔子说，杂花牛的儿子，若是通身赤红，两只犄角长得很周正，符合祭祀天地用牛的标准，若因为它爸爸是杂花牛，就不用它祭祀，你舍得，山川神灵却舍不得！孔夫子提出了一个很伟大的道理：英雄不论出身，也就是从春秋结束的时候开始，一大群“犁牛之子”上台了。

孔子周游列国，一辈子不得志，但晚年他应该感到幸福，因为他的学生，像子贡是一名外交家，子路等也各自在人品学业上有出色成就。孔子说子路：“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他的不少学生，都活跃在鲁国等国舞台上。

自此，读书晋身，靠什么？靠的是知识，靠的是对历史、对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了解。你看，子夏就被魏文侯请了去当老师。曾子的学生，子贡的学生，也有的在那里。这批人，还有点读书人的气概，还有道尊于势的清高。再往下发展，到了吴起、商鞅这一辈——吴起是曾子的学生——就变成一帮功利主义者，有强烈的功名心。为了功名，什么也不顾，不是五鼎食，便是五鼎烹，倒也痛快！

因为有强烈的功名心，所以他们可以推动历史的大车前行，同时，也常常把自己塞到车轮子底下轧死。战国士子一方面轰轰烈烈，貌似很自由，可是生活中到处充满了矛盾、陷阱，他们自身的修行和品性，对此都难以应付。

他们往往是一些很单纯的人，像商鞅，敢把太子师傅收拾了。这在后代的某些大臣，是绝对不敢做的，可他，就这么单纯。吴起到了楚国后就说，大臣太重了，既得利益者太强了，把他们弄远点。一根肠子，忠心耿耿，硬碰硬地对付豪门权臣。你弄他们，他们也弄你，反弹。所以这样的行径，又有他们可爱的一面。读这种人的传记，读一遍不一定理解，好好读几遍，就该为他们感慨，为他们惋惜了，有时还觉得他们可鄙，心情很复杂。总之，就是这样一批人上了台，轰轰烈烈，历史面貌为之一新，文化各方面也都为之一新。

还有一批人，站出来与时代黑暗抗衡。战争那样残酷，是黑漆漆的时代，天下人都为了君主一人对土地、人民的欲望，拼搏厮杀，杀人盈城。各国内政情形又怎样呢？一切以战争为目的，饿死很多人，灾荒没人管。

战国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它是中国历史从大分走向大合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交织着新与旧，激荡着血与火，在各个诸侯国之间，有变法的阵痛，有战争的惨烈，一批新人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时期大兼并的历史现实，造就了独特的战国面貌。那么，战国时期还在哪些地方发生着变化呢？

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大家知道，周家创业，周武王等带着一二十万人闯天下，搞封建制。搞封建制的标准是什么？血缘关系。亲人、盟友，都封出去做诸侯，世世代代。讲亲戚关系，对后来中国人影响很大，至今也很大。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不行了，政府不能容忍这些了。商鞅变法就提出来一条，一个家庭最理想的状况是五口。为什么要这样规定？是政府为了税收。为了税收，就要把家庭破析到五口人这样一个小单位。夫妻两口子，总得有吧，缺一个构不成家，生个大孩子，生个小孩子，可能还有一两个老人，这样的话，就是五口之家。五口之家，大概有三个需要纳税的大人。所以，要全社会的家庭都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五口人的规模。

就是为了保证王朝税源充沛。若是大家族，好几百口子在一块儿，却只交几个人的税，国家税源就少。不仅秦国，列国的税收制都在变，无形中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人为的、出于政治军事目的的强制改变。

所以说，当时的社会结构变化，不是由于社会结构自身内部新因素生长的自动变化，不是，是被政府强行划开的。强行划开就不容易愈合。什么时候政府力量弱了，或者不严加管理了，家族势力就起来了。在当时，出于政治需要，经由政治手段，做了一些改造社会的工作。但是这种改造，并不是沿着家庭生活福利这种逻辑做的，而是相反，是为了保证国家财富。所以这样的改革改造，会出现反复。政府稍微一失控，家族势力就起来了。到汉魏南北朝时期，就形成了家族门阀势力。

变法还造成另外一个结果。如果我们熟悉汉朝初期，那时有一个很显著的思想现象，就是“过秦”。什么叫“过秦”，就是检讨秦国，批判秦国。陈胜起义要“诛暴秦”，到了汉初，思想家在理论上要“诛暴秦”，其中思想家里最有力的“过秦”者是贾谊。

贾谊写文章说，秦国因为变法，社会风俗变得很不善良。因为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税收的利益单位，所以秦法下亲人之间的关系很不好，不厚道。他说在一个家族里，婆婆哪怕是向儿媳妇借个答帚，儿她妇也得骂一顿，骂骂咧咧才给你，因为我家吃了亏。这个风俗不好。所以他向政府提出要求，应该兴儒术、兴教化、讲人伦、讲和谐，回到儒家所倡导的社会轨道上去。页谊的说法，透露出战国在社会风俗方面发生的显著变化。这是另外一个特点。

二百五十多年的战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互相兼并。在这个时代，既有奔走于各国之间的游说之士，为了功名朝秦暮楚，也有推行变法、不徇私情的法家人物；既有像庞涓一样心胸狭隘的将军，也有蔺相如那样胸怀宽广的大臣。这些人有公心，也有私欲；有优点，也有缺陷，但他们一个个都个性鲜明，具有强烈的战国时期人的特点。那么对于这些人所生活的战国时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总结呢？

最后，我要用顾炎武的一段话对这个时代做个总结。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他写过一本书叫《日知录》该书卷十三有一条叫《周末风俗》，这个“周末”指的就是战国。他把战国与春秋对比，说：“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意思是，春秋时期的人，包括打仗也讲个礼，讲个信任。什么叫讲信任？

春秋时楚国打宋国，宋国的宰相爬出城来，找到楚国的宰相，说我们国家“易子而咬其骨”，都开始吃小孩儿了——吃小孩儿不忍心吃自己的，换别家的孩子吃！他可以把这话告诉楚国执政。楚国执政也说实话，说我们现在也没粮食了，要撤军了。战争期间还能讲这些，重礼讲信。

但是到了七国，再也看不到这种现象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说：“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期尊王攘夷，要当霸主，没尊王的表现，诸侯就不跟你走，不论是齐桓公还是晋文公，都尊王，尊王可以把大家统一起来，排除异族，所以周王是一面重要的旗帜。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就不然了。顾炎武这个说法，是个概括性的说法。有人会说，战国时期魏惠王也尊过王。是的，可他尊王是想升高自己，下场却是马陵之战栽了大跟头。

我们说，魏惠王有点时光倒错，生活在战国，却老做春秋梦，所以，梁惠王的表现不足以构成对顾炎武的反证。战国时，周王已经彻头彻尾变成聋子的耳朵了。

第三点，“春秋时，犹宴会赋诗。”春秋时期列国宴会上唱《诗经》，是一种文雅，非常雅致的君子风范。到战国，见不到这样的现象了。

还有就是苏秦这种人。苏秦，得了势以后回家，问嫂子，为何对他前倨而后恭？嫂子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说，还不是因为叔叔你钱多、官儿大吗？

大秦帝国苏秦剧照

还有一点，“春秋时，犹有赴告书策”。赴告，列国之间发生了事以后，互相通报情况，到战国则没有了。另外，“邦无定交，士无定主”，说这个时候，邦国之间没有一定的交情，今天答应你割地，明天接着打你。而且是今天跟你约了盟，明天一看你要倒霉，就破鼓乱人捶，一块儿下家伙。士与士之间，就是你的功利别妨碍我，我的功利不妨碍你。妨碍了我，就给你使绊子，给你下药、下套，把你搞死！顾炎武说：“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还说不要等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文武之道已经完蛋了。“文武之道尽矣”，“尽矣”不就是完了吗？他对“文武之道”的丧失充满了惋惜。所谓“文武之道”，就是礼乐文明，就是西周文明，就是前边所说的朝聘会盟、赋诗言志、崇礼尊信等等。

的确，战国是一个新时代，它在很多方面表现出许多特色。七国打来打去，打出一个新模样，这个新模样，老实说不是很好看。但是中国要走进未来的历史，非要经过这么一段时间不行。这就像蹬浑水一样，非要瞠过去才能好一点。

总之，回望七国，成的有成的原因，败的有败的教训。读这段历史经常使人生警醒。这也应了那句老话，读史可以使人明智。所以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我们的事业而言，这段历史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