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统治者来说,地方治理如果处理不善,极有可能导致朝廷被架空。因此,明清两朝帝王在总结前代得失经验以后,创立了督抚制度: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总督和巡抚等地方大员,互相牵制,从而掌握地方情况。一般来说,总督的官阶一般为正二品,而巡抚的官阶一般为从二品。不过,在明清两朝,山东地区却是一个例外:因为山东巡抚的官阶,往往也是正二品,甚至极个别的情况,还会出现从一品的情况。
在清朝,总督负责的工作相对来说偏军事,但附带有民政方面的业务,而巡抚的工作范围主体上以民政方面为主,这就导致了总督和巡抚之间存在着交集。其实这正是清朝皇帝所期盼的:因为只有互相牵制,皇帝才可以放心。
并且,总督和巡抚还存在这样的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一般来说,多个省份才有一个总督:比如两广总督,负责广东广西两个省。当然,名字最为威武霸气的,莫过于清政府在晚清时期设立的东三省总督,一下子管辖三个省。而巡抚一般来说,一个省只有一个。
而山东的特殊性在于:山东只有巡抚,大清皇帝没有在山东设立总督,但是,山东总督所要负责的工作,总需要有人负责,或者说代为负责。因此 ,大清皇帝委任山东巡抚代行总督的职能,就这样,导致山东巡抚的级别,比其他省的巡抚高一级别。
其实客观上来说,山东的巡抚,事实上是山东总督兼任山东巡抚,只不过大清皇帝没有给山东巡抚总督的头衔而已。但实际上,山东巡抚同时行使了总督和巡抚的头衔。
那么,清朝为何没有在山东设立总督,而是采取这样的模式?
山东是一个特殊的省份。所谓特殊,体现在方方面面。
在清朝初年,山东曾经有过拥有总督的岁月——当时是直隶总督管理山东,不过这种局面只是短暂的维持了几年时间,山东便从直隶总督管辖的范围中脱离出来,从此开始了只有巡抚没有总督的岁月。
山东的特殊性,首先要说其地理位置。
对于大清帝国来说,大清奉行“坐北吃南”原则:即京城设立在北方,但是粮食和赋税,由南方地区提供。因此对于大清皇帝来说,京城所在的直隶省,其主要职责在于维护京城安全:事实上,整个清朝的所有总督里面,直隶总督的职务是最高的。晚清名臣李鸿章,就曾经担任过直隶总督。毕竟,直隶总督关乎到大清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
而山东,位于直隶省和江苏省之间,属于两者的连接:如果山东省出现了问题,那么,江南地区输送到直隶省的各种赋税、粮食,也都会遭到阻滞,最终导致京城出现变故。因此清朝皇帝有必要重视山东省,这也是山东巡抚地位高的原因之一。
此外,黄河的入海口以及最后一段河道,是在山东境内。虽然黄河号称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千百年来,黄河不断泛滥成灾,尤其是在山东境内。有时候山东境内会出现这样的尴尬情况:比如这几年水患不断,而过几年又旱灾不断(比如乾隆时期,山东就曾经大旱)。因此,对于明清朝廷来说,山东的水利治理、河道管理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山东巡抚又有管理河道的职责。
而到了晚清,山东由于沿海,因此成为列强角逐的重灾区:比如德国就曾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英国还曾强行将山东的威海卫纳为英租界:单从这两点来说,在晚清时期,山东巡抚还有负责外事的职责。加之山东沿海,因此,山东巡抚又要负责海防。这导致越到清朝后期,山东巡抚的权限越大,责任也随之越来越大。
山东对于大清来说,意味着交通安全。但是,如何设计山东官场的分权制衡,这反映了明清两朝帝王的政治智慧。
在清朝历史上,很多担任过山东巡抚的人物,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比如晚清的风云人物袁世凯。
在主流历史教科书上,袁世凯的名声十分不好,但其实袁世凯是一个颇有才干的人。只不过到了民国初年,变得鬼迷心窍,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袁世凯在担任山东巡抚期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如火如荼,袁世凯深知义和团运动的壮大,必然导致山东的地方大权受到干扰,但是慈禧太后又宣布义和团合法。这时候,袁世凯想到了一个绝招。袁世凯宣布:此时大清正在危急关头,义和团应当去直隶“勤王”,凡是不去勤王的,都是假义和团,都在围剿的范围之内,就这样,袁世凯将义和团势力从山东基本上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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