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言论自由的捍卫者——霍姆斯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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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陷入僵局之时，美国以德国潜艇对美国商船进行无差别攻击为由，正式向德国宣战。一个已经100年没有关注过欧洲事务的国家，在此时卷入了那场世界大战之中。

为了应对战争，美国推出了一系列战时政策，其中便包括1917、1918年颁布的《反间谍法》与《反煽动叛乱法》，宣布任何阻碍美国征兵、对美国政府表示不满的言论均属违法。

在战争时期采取非常手段维持治安无可厚非。但是，这两部法案的判断标准过于严格，它在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同时，也成为了一种破坏公民权利的迫害工具。在战争期间，超过1900人在言论、文章、演讲、传单等渠道上，因触犯这两条法案而被起诉。其中很多人并非敌国间谍或叛乱煽动者，而仅仅是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者，以及关注工人权益的社会主义者。

一战时期的讽刺漫画。图中的犯人是耶稣，他因传播和平言论被判刑

在美国司法机构利用这两条法案镇压反对者时，一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站了出来，为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站台。这位大法官名为奥利弗·霍姆斯，在那个时代，他被誉为“美国英雄”。

霍姆斯

奥利弗·霍姆斯

霍姆斯出生于1841年的波士顿，他几乎经历了19世纪后期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

19世纪中期，正值美国文学蓬勃发展的年代。霍姆斯的父亲老霍姆斯便是当时著名的美国作家，他的著作《早餐桌上的独裁者》畅销美国。托他的福，小霍姆斯的童年得以在美国文艺界人士的沙龙中度过，他们家的常客之一便是著名的美国作家——爱默生。

1857年，霍姆斯进入哈佛大学。他于1861年毕业，那一年美国内战爆发，霍姆斯加入了联邦军队，在前线与敌人拼杀，他受过三次伤，前两次子弹分别击中了他的胸部与颈部，不过霍姆斯不但大难不死，还屡立军功，成为一名准将的副官。

年轻时的霍姆斯

战后霍姆斯回到哈佛研习了三年法律，于1867年获得了律师资格。与此同时，他从未放弃过研习法律理论。1881年，霍姆斯出版鸿篇巨著《普通法》，受到了英美两国法学界的好评。《普通法》令他名声大噪，1883年，凭借着他的声望与专业能力，霍姆斯成为马萨诸塞省最高法院的大法官。1902年，又得到老罗斯福的推荐，进入联邦最高法院。

霍姆斯的巨著——《普通法》

在担任州法官与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时，霍姆斯相当关注公民权利问题，他经常站在普通民众与劳工的立场上，反对政府的压迫行为，以及资本家的剥削。

当时的美国信奉契约自由，司法机构经常给予资本家以极大的权力，让他们可以随意在工作契约中对工人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不同意者，则不予录用。

对于这种流氓行径，霍姆斯指出，自由的前提应是“自己的自由不会损害他人的自由”，掌握资源与权力的资本家们，以契约自由为名，让劳工只能维持极低的生活水准，这便是在剥夺劳工的自由。

中年的霍姆斯

不过，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美国司法界中，保守主义盛行，法官们总是偏向于咬文嚼字，对法律文本进行最表层的解释，而不关注其背后的道德内涵以及现实中的实际情况。因此，霍姆斯的观点常常会因其他法官的反对而败下阵来，这让他获得了“孤独的反对者”之名，但同时，他也因此得到了进步知识分子的赞美。

在一战时期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受到压制之时，这位“孤独的反对者”仍然站在他以前的立场——民众上，继续在最高法院内争取公民权利不受侵害。

“清楚和现存的危险”

在战争早期涉及言论自由的案件中，霍姆斯还仍未对言论自由有着深入的思考，他并未宽恕所有因违反《反间谍法》与《反煽动叛乱法》而被起诉的人。

1917年，美国社会党书记查尔斯·申克在美国开始征兵后，印刷了大量传单，称新通过的《征兵法》违反了美国宪法，因为兵役可以被看成一种监禁，违反了美国第十三条修正案。他号召美国公民们一切抵制征兵。申克因违反《反间谍法》被判处6个月监禁，他不服，以美国对自己的监禁行为违反了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为由，上诉至最高法院。

申克发表的反征兵传单

与同事讨论过后，霍姆斯仍决定维持原判。霍姆斯在审判词中暗示，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条款并不会保护所有言论：“即使对言论自由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保护一个人在剧院谎报火灾，从而造成恐慌。”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言论是否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即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呢？霍姆斯认为，如果言论发表者的意图会造成“清楚和现存的危险”，那么此言论就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

在此案件中，申克确实存在抵制征兵的主观意图，接到传单的年轻人也因此抵制征兵。按照霍姆斯“清楚和现存的危险”的原则，申克应当被判刑。

“清楚和现存的危险”原则也被用于其他案件中，1918年，美国社会主义者尤金·德布斯在俄亥俄州发表反战演讲，赞扬了拒绝征兵的朋友，因此他因违反《反间谍法》被判刑。德布斯不服，遂上诉。

霍布斯仍然选择了维持原判。霍布斯认为，德布斯反战演说中宣扬的反战理念并不违法。但是，他赞扬了因反对征兵而入狱的同志，因此，德布斯的演说并非针对所有战争，而是针对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其目的是阻碍政府的征兵行为。综上所述，德布斯的意图会造成“清楚和现存的危险”。德布斯仍被判刑。

社会党反战人士尤金·德布斯，他入狱后以犯人的身份竞选总统

霍姆斯提出“清楚和现存的危险”原则，本意是禁止政府将《反间谍法》与《煽动叛乱法》作为口袋罪，随意打压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在这两次案件中，美国各级法院反而利用此原则，变本加厉地打压反对者，霍姆斯的想法被误解，这让他非常郁闷。他的两位法律界朋友也对此表达了不满，对霍姆斯进行了善意的批评，霍姆斯诚恳地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此后，霍姆斯开始反思自己的观点。在1919年的“阿伯拉姆斯诉美国案”中，他对于言论自由的看法最终成型。

“阿伯拉姆斯诉美国案”

1918年，美国军队开始干涉苏俄内战。5名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在纽约散发传单，谴责总统威尔逊随意干预他国内政，并号召工人进行罢工。在当时的美国，“恐红症”盛行，这五人被判处了极其严重的15-20年有期徒刑。其中一人——阿伯拉姆斯以第一条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因散发传单而被判刑的犹太俄裔移民

克拉克等多数派法官认为，这五人对美国总统的诋毁，以及号召进行总罢工，其意图是阻碍战争动员，而且会造成切实的影响，因此符合“清楚和现存的危险”原则。

令人惊讶的是，霍姆斯在此案中竟发表了反对意见。首先，法院判决声称，被告鼓吹削减战争所必需的军火生产。霍姆斯认为，主张削减军备生产并不能推断出被告拥有“阻碍美国从事战备工作”的意图。对被告是否存在某种意图的判断，不仅要证明被告在主观上存在某种意图，还需要证明被告的所作所为真的是为了满足某种意图，而不是其他意图。在此案中，只能说明这五人存在削减军备生产的意图，无法判断是否真的希望阻碍战争。

时任总统威尔逊

其次，霍姆斯认为，五人散发的传单并未造成“清楚和现存的危险”。国家在战时确实拥有更大的维护治安权力，可以惩罚造成危险的言论。但是，政府在使用这个权力时，应确认某言论确实造成了危险。此次事件中，没有证据证明传单真的阻碍了美国的战争工作，顶多算是“未遂”，不能按照“已遂”判决。

最后，霍姆斯发表了对言论自由最经典的论述：

当人们认识到，时间颠覆了众多值得为之奋斗的信念，他们就会相信，甚至比他们相信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还要确信，我们所追求的“至善”，唯有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才能更好地实现——检验真理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市场的竞争中，让思想自身的力量去赢得受众，而且，真理是人类愿望得以安然实现的唯一基础。

霍姆斯认为，真理是不惧怕辩论的，如果它真的是真理，那么它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让人们信服。这就是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因——让人们在不断的交流中，确定那些真的是真理的思想。

结语

在阿伯拉姆斯诉美国案中，很遗憾，霍姆斯仍没有占据多数派。但是，他对于言论自由的议论，却永在美国司法史之中，被一代又一代人阅读。此案之后，霍姆斯继续在各种涉及言论自由的诉讼中维护公民的自由。他对于劳工的同情，和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态度让美国人铭记住这位法官，正如法律史学家伯纳德·施瓦茨所说，20世纪最终将是霍姆斯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