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族精神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美国民族精神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崔雪茹

摘要：探讨和借鉴美国民族精神，对加深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完善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国应该借鉴：美国致力于培养本国青少年的民族精神；美国民族精神促进其独特企业精神的形成；美国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和解读；美国民族精神与法律、道德体系的协调关系。

关键词：美国民族精神；企业精神；人与自然关系；道德体系

中国与美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善良智慧，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继续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美国人民乐观进取、务实创新，用200多年时间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探讨和借鉴美国民族精神，对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完善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美国致力于培养本国青少年的民族精神

没有民族精神就没有民族与国家。美国意识到民族精神应成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灵魂，道德教育必须致力于培养本国青少年的民族精神。美国道德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全体国民的美国精神，使不断涌入的移民“美国化”。美国强调宣扬所谓“美国精神”，强调要培养对国家具有强烈忠诚感的美国人，让青少年具有民主精神，勇于开拓，以身为美国人而自豪，由此造就了一批敢做敢为、大胆进取的“世界公民””［1］。美国不断地向青少年灌输：美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它的制度是最好的，科学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但时时面临着威胁，某国家的导弹能打到我们国家，某国家的经济会赶上我们，对我们构成威胁，而我们的美好生活有可能遭到破坏。美国仅博物馆就有7 000多家，特别是注重美国成就史教育。

在美国，调查资料表明约有2/3的人认为，学校应在青少年学生的道德发展方面承担责任。1988年10月，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在《重视优等教育》一文中指出，学校不能仅仅发展学生智力，智力加品德才是教育的目的。他强调，“必须把道德价值观的培养和家庭参与重新纳入教育计划”，“教会孩子区别正确与错误”［2］252。美国华盛顿D·C《大西洋月刊》的著名编辑詹姆斯·费劳斯在《美国人眼中的日本》一文中指出：“我们应当向日本及东亚其他国家的学校学习，强调发奋努力的重要意义。美国的教育家们抱怨，学校担负着过多的道德和社会使命，这妨碍了真正的教学，但日本学校承担的道德使命更明确，尤其在小学。”［3］现任美国课程发展与管理协会国际教育委员会主席S·拉姆勒指出：“为培养二十一世纪的公民，我们必须不断设法帮助学生学会‘用他人的眼光，心理，心态来看待事物’。”“建立一种要求我们为地球上人们更好地生活负责的价值体系。”［4］

越注重培养民族精神的国家，道德教育就越有成效。我们要让青少年懂得爱祖国是中国人民的最起码、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也是全民族的崇高道德。同时，把青少年道德教育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重新审视、阐释、理解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培养真正富有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国人［5］。

二、美国民族精神促进其独特企业精神的形成

一个国家之所以兴盛和持续增长是有原因的，而一个国家之所以衰败和停滞不前也是有原因的。美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多元开放、混合纷乱的文化，但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文明研究者公认，作为美国赖以立国、作为其文化核心和持续原动力的还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就是美国人开创兴旺产业背后的伟大精神力量。

中国现在正经历传统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中国的企业和职工们，正刚刚发展市场经济和产业经营，当下的市场经济状况类似清教徒在美国建国前后创业的状况。中国真正确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起码5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未来50年中，我们还必须持续地创业。创业阶段最需要的就是创业精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清教徒的创业精神理所当然成为我国企业及其员工急需的精神食粮［6］2。

在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高峰会议上，一份由全球领先的管理及信息技术咨询机构——埃森哲公司，对26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就如何鼓励企业的创业精神进行的一项为时3年的调查报告称：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企业最缺什么？他们的结论是：创新意识。21世纪的中国企业又缺什么？他们的答案是：创业精神。报告说：中国有相当多的企业和政治领导人已经能够全面认识创业精神和高度协作精神的重要性，中国97%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认为创业精神对于他们的企业非常重要，88%认为他们的企业在未来三年里将会变得更富创业精神［6］2。

创业精神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内在的、不可抑制甚至是发自生命的一种原动力。正是这种原动力，使沃尔玛的前总裁山姆·沃尔顿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与顺便来探望他的一位商店经理讨论销售数据；正是这种原动力，使福特公司以自己的前途作“赌注”，大胆地向着“使汽车大众化”的目标前进，从而为人类真正地进入汽车时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他们的这种原动力，其真正来源就是植根于生命信仰的清教徒精神［6］2。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的就是清教徒们开拓北美洲时的创业精神！我们需要像清教徒一样开拓市场、拼命使财富增值、并使这些经营活动神圣化；英国著名的清教徒布道家约翰·卫斯理一句名言成了清教徒精神的精辟概括：“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6］10；我们需要像清教徒一样刻苦禁欲、履行天职、充满信心、担当社会责任；我们需要像清教徒一样的企业家，更需要像清教徒一样的员工。如此，我们才能创造和拥有巨大的财富，我们的企业和公司才能开拓市场、扩展基业、创造辉煌的业绩，履行最大的社会责任，而我们的国家才能确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成为名列前茅的世界经济强国［6］10。

三、美国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有重新认识和解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在世界上必须首先解决的基础性的问题。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在给我们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财富的日益丰富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诸如环境、生态危机的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也开始认识到，解决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问题，不能仅仅依靠物质技术手段，还必然使人类意识提升到自觉层面。从价值观上正视自然，在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建立起新的伦理关系，这样人类才会热爱、尊重和敬畏自然，从而为解决危及地球自身以及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提供可能途径。美国传统的主客二分式和强调主体性的哲学在现代已被超越，在人与自然关系、生态问题上颇具影响的诸如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大地伦理、森林伦理等绿色伦理，还有后期的海德格尔哲学（当然比生态哲学要深刻得多），都认为人类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和万物存在的目的，人类仅仅是世界的成员之一。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人是宇宙中的存在者，人应该以感恩之心对待宇宙，包括宇宙中的其它生命，生态体系就是人和其它生命共同的家园。

正如人对人的奴隶制必须废除一样，人对物的奴隶制也必须废除。由此我们看到，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占有、征服、改造与利用的关系，而是不同世界成员的关系，他们之间应该相互尊重、相互依存。因此，人不仅要关心人，还要关心动物和植物，关心所有生命，关心生态整体，把尊重自然看作一种责任，使我们的功利性生存转化为“诗意的栖居”。这种思想应被借鉴到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中。自然生存环境和条件对民族的性格、社会心理及整个民族文化精神起着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固然表现其民族的精神状态，也现实化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中，但民族精神中不能不包含对自然的理解和态度。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在其文化进程中既受自然的束缚，又能超越束缚。人类利益只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小部分，因此人类应该主张人与自然合一（不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初的天人合一，而是更高级意义上的合一），在改造和顺应、尊重和保护自然中保持张力与平衡，从内心升华出热爱、认同、尊重自然的精神［7］。

四、美国民族精神与法律、道德体系的协调关系

美国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美国人信仰的基督教，对美国法律传统的形成、演化及其实在法的制定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美国法律制度。它的影响不仅在表层意义上，比如有些仪式来自宗教，更是在内在精神上［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有着内在的历史关联和思想关联。这也是美国法律制度的文化基础。美国现代法学家庞德指出：“宗教观念在美国法律的形成时期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考虑清教，我们就难以得到美国法制史的完整图画，也就无法理解上个世纪的美国法律。”［8］23宗教和法律都是社会价值观的表现形态，都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和制约作用，所不同的是，前者控制人的内心，后者制约人的行为。美国法律制定中所倡导的“人性升华”、“良心自由”的原则，体现了对个人主义、个体的尊重和重视，并且能使外在的法律规则内化为人们的内心自觉。

宗教和道德作为调整社会关系行为规范，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美国的道德。美国道德的核心是个人主义，美国法律的核心也是个体本位，法律、道德和宗教是协调一致发展，构成了一个相对系统和稳定的体系，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大体是一致的［7］。

这一史实对我们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有一定启发意义：正确处理法律、道德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协调关系。这三者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民族精神是最终目的，法律是手段，道德是核心，它们指向共同的价值目标，因此必须在这三者间保持平衡。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的内在灵魂，它的建构固然离不开每个社会个体对它的认同和接受与个体的文化创造活动，但同时也需要法律为之提供必要的保障，需要人们的道德自觉为之提供一定的支撑，法律与道德应该在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中各司其责，两者既要相互分离，又要相互作用。民族精神激发道德力量，推动道德建设，道德力量支撑民族精神。既要把民族精神外化为人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道德原则规范内化为人们道德自觉，又要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约束和规范作用，使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承担一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社会主体必须具备高度的自我意识和自觉的参与意识，在文化和道德实践中把握民族精神的真正内涵［7］。

如果我们以体系性的组合来看待民族价值，从不同的价值组合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中美的价值差异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民族及民族精神的差异，从而能够在差异中正视自己的问题所在。中国的民族精神中没有自由的因素或少有自由的因素，往往抑制或扼杀了人的创新精神，漠视人的主体性，当下的中国缺乏的也正是对个性自由的重视。因此，要关注人的自主性、独立性及选择性，倡导在民族价值体系组合中群体价值共识基础上的个体价值的张扬，尊重人的个性及追求，从而使个性摆脱内在及外在的束缚与压制，个人的智慧与能力得到充分展现，个人自由意识得到普遍认同。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但在吸取他人之长时，中国文化绝不要丢掉传统中的理性成分，这样中国的国民性也就不会丢掉理性。儒家一直重视“内圣”，“仁”实质上是一套道德体系，它是主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基础。儒学中的理性成分是东方哲学中的宝贵遗产，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将有助于现代人更好地理解人类的终极价值，解决美国人所遇到的精神危机。一个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人情的社会，有些美国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9］。否定儒家文化传统势必造成社会伦理的断层和空白，造成整个社会的精神失落与困惑。

同时，我们不能将美国国民性中的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绝对化。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固然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但如不加以节制，它给美国社会确实会带来致命的东西。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曾警告说，美国人性格中的有些方面——他称之为个人主义，而不是传统的自我主义——有可能最终将美国人之间隔绝开来，而破坏自由的条件。个人主义是市场经济操作的伦理基础，如何遏制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如何建立社会的调节机制，这是中国文化思考的问题之一。

美国民族精神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内容，我们应该继续发扬包容、理性的文化传统，取长补短，从而不断发展和丰富我们的民族精神，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崔景贵.国外青少年道德教育的走向及其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02（3）.

[2]戴艳军.思想政治教育案例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美国人眼中的日本教育[J].比较教育研究，1993（4）.

[4]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教育[J].比较教育研究，1993（3）.

[5]贾仕林，崔景贵.全球青少年道德教育的走向及其启示[J].思想·理论·教育，2001(12).

[6]曼丽.天职：美国员工创业精神培训读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7]董慧，夏增民.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8]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M].曹玉堂，杨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9]朱世达.中美文化比较及启示[J].百科知识，19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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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0）21-0026-03

作者简介：崔雪茹（1980-），女，河北石家庄人，博士，西南财经大学（四川成都611130）人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