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色”“长行”广三百年彩瓷历代人物纹饰

滥觞期广彩人物：源自景德镇

康熙中晚期至雍正时期，是广彩的初创阶段，国内流传下来的实物很少，来样订制的产品也不多。此时无论是师傅、颜料、素瓷胎都是来自景德镇，大多依照景德镇彩瓷纹样绘制，仍带有较多的景德镇彩瓷的痕迹，广彩自身的特色还不太明显：色彩的对比度不像后来的那么强烈；人物纹饰以“满大人”居多，题材较少，以家居或庭院生活情景为主。人物的绘画技法主要是“折色人物”，在衣纹的处理上明暗关系仍不明显。

［清·雍正］广彩人物纹盘口瓶 广东省博物馆藏

此时广彩所用的彩料，主要有干大红（即景德镇的矾红，但稍淡而明亮些）、西红（即景德镇的胭脂红）、水青（又称法蓝，类似青花的蓝色）、茄紫（比景德镇的茄紫稍清淡、明艳）、水绿（又称大绿）、湖水绿（也叫鹤春，因色似鹤蛋壳的颜色而得名）、麻色（即景德镇的褐彩）、金彩等。金彩的使用在此时还不是太多，过渡色也不太丰富。

▌乾隆时期：式多奇巧、岁无定样

在18～19世纪早期（乾隆、嘉庆），广彩瓷器进入最为鼎盛的时期。此时的产品主要销往欧洲，纹饰精美，用彩丰富，色彩明艳，“广窑仿洋瓷烧者，甚绚彩华丽”，广彩的独特风格已形成，来样订制的产品增多。

在色料方面，主要部分与前期差不多，鹤春、粉绿等过渡色使用自如，过渡色也更加丰富，画面更加多姿多彩，色彩对比较前期强烈。金彩的使用开始增加。并开始少量使用黄彩，所使用的是进口的锑黄，与中国传统的铁黄不同。麻色是由黑彩与干大红调和而成，根据画面需要出现深浅不同的多个色阶。

在清代的外销瓷中，因客商所需，景德镇的粉彩和广彩均有少量黄彩出现，相对而言，广彩比粉彩使用得多，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清末。在绘画技法上，除了延续中国传统画法外，广彩也引入西洋绘画技法，深受油画和版画的影响，用彩厚重。清人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记载：“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径越广州。清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埠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

此时人物纹饰的题材较前期大为丰富，除了“满大人”以外，还有明装人物、西洋人物等。其中，中式人物主要描绘悠闲自在的庭院生活，西洋人物则包括有宗教人物、神话传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等。人物绘画技法除了前期的“折色人物”外，“长行人物”开始出现并日渐成熟。人物彩绘用彩厚重，受到西洋油画的影响。表现的方式有通景与开光。墨彩彩绘的人物纹饰使用的是西洋版画的技法，以交叉的线条描绘表现出明暗关系。

［清·乾隆］广彩人物纹潘趣碗 此类碗系欧美家庭用以调制果酒用 广东省博物馆藏

中式人物仍然以“满大人”的图案为多见，主要流行于雍正至嘉庆时期，道光以后式微。

［清·乾隆］广彩开光人物故事图纹茶壶 广东省博物馆藏

人物纹饰的内容多为轻松欢愉、充满亲情的庭院生活，不一定有典故或故事，这与景德镇瓷器人物图案一般都有典故或故事明显不同。西洋人物题材中，宗教方面的有耶稣系列、摩西系列等。耶稣系列包括“耶稣诞生”“耶稣受难”“耶稣复活”“耶稣受洗”等。

摩西系列有“发现摩西”、“摩西过红海”等。

［清·乾隆］墨彩“发现摩西”图茶壶 美国皮波迪艾塞斯博物馆【PEM]藏

神话传说的题材有“帕里斯的审判”、“西蒙与伊菲金妮亚”、“欧罗巴与公牛”等。

［清·乾隆］广彩“帕里斯的审判”神话故事图盘 广东省博物馆藏

［清·乾隆］墨彩描金“西蒙与伊菲金妮亚”图盘 广东省博物馆藏

油画《西蒙发现伊菲金妮亚跟三个同伴在树下歇息》 比彼得·保罗·鲁宾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年）

现实人物题材有西洋仕女、洋人狩猎、洋人归航等。

［清·嘉庆］广彩西洋人物纹盘 广东省博物馆藏

［清·乾隆］广彩锦地开光洋人狩猎图潘趣碗 广东省博物馆藏

［清·乾隆］广彩洋人归航图大碗 广东省博物馆藏

此时人物纹饰的特点主要有：1.中式人物以“满大人”居多；2.无论中西人物，现实题材的都是表现悠闲、愉悦的庭院生活；3.与西洋油画和版画的绘画技法的融合已经形成模式。形成以上特点的原因：一是在这个历史时期，欧洲正处在中国热升温的时期，对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好奇而向往，整个欧洲狂热地追求中国艺术品和艺术装饰风格。此时欧洲还未能够普遍生产优质的硬质瓷器，精美的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欧洲，成为人们陈设观赏和日常生活使用的珍贵器物，同时也是炫耀财富的手段。因此，此时中国人的形象是美好的。广彩瓷器中大量出现“满大人”也正是当时中国热的侧面反映。二是欧洲此时正是洛可可风尚风靡之时，追求享乐、欢愉、轻松悠闲的生活成为时尚，因而此时的广彩，不论描绘的是中国还是外国人物，只要是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都以此为流行图案。三是此时广彩瓷器来样订制的产品日益增多，样稿中西洋绘画的画法逐步与传统景德镇瓷器的彩绘方法相融合。

在嘉庆至道光之间，广彩瓷器出现了少量人们俗称为“绿广彩”(green famille)的器物，其特点是：以碗、盘多见；用彩朴素，施釉较薄，以绿彩为主（使用面积较大），还有蓝彩、紫彩、墨彩等，有的少量使用金彩，红彩只少量使用干大红，完全不用西红；画面通常非常饱满，基本不留白；题材有山水和人物。边饰以织锦纹居多，少量有缠枝花卉纹；人物只有明装人物，或者是中国人与西洋人在一起，不见“满大人”和纯粹的西洋人物；绘画技法与广彩特有的折色人物和长行人物均不完全相同，而是使用了景德镇粉彩的画法，即用极细的黑彩线条勾勒出人物的所有轮廓和衣纹褶皱，再行填彩，但填彩的手法仍是广彩特有的大笔渲染技法。

［清·嘉庆］广彩婴戏图碟 广东省博物馆藏

［清·道光］广彩人物图盘 广东省博物馆藏

［清·道光］广彩人物图盘 广东省博物馆藏

［清·道光］广彩人物纹潘趣碗 广东省博物馆藏

限于文献资料的匮乏，对于这类器物的出现背景、销售对象等方面仍无从考证。

▌道光至光绪时期：走向程式化

进入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道光、光绪），广彩步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纹饰色彩绚丽、构图逐步程式化。

在用彩方面，这一时期主要使用西红、干大红、绿彩、金彩、蓝彩、麻色等。金彩的使用更为大量；蓝彩是粉蓝的颜色，掺入了较多的玻璃白，与前期的法蓝（水青）有所不同；茄紫色已基本不见；麻色仍然是单用和与其他颜色搭配使用的都有。总体来说以大红、大绿、大金为主色调。

在纹饰构图方面，道光时期还能见到少量的通景画。

［清·道光］广彩开光人物故事图大碗 广东省博物馆藏

同治、光绪时期则基本都是开光布局。

［清·同治］广彩人物纹双耳瓣口瓶 广东省博物馆藏

［清·同治］广彩人物纹长颈瓶 广东省博物馆藏

开光的边饰，在道光至同治时期还没有完全定型，有双龙戏珠纹开光、双夔龙纹开光、连续“回”字（如意云）纹开光等。到同治至光绪时期，则形成了固定的开光边饰模式：以连续的“C”字形线条构成开光的分隔带，中间绘花草或花蝶、花鸟纹，把绘画的面分隔成四、六、八个开光不等，在开光内绘人物与花鸟图案，两两相隔、相对。

［清·光绪］广彩人物折腰盘 广东省博物馆藏

至此，在经历道光时期短暂的过渡之后，同治、光绪时期广彩已完全进入程式化的阶段，并且这种风格成为了广彩的传统特色而流传至今。

人物纹饰的题材方面，此时可能是由于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在国际上的地位下降，已不见“满大人”的纹样。乾隆、嘉庆时期，欧洲人来定制西洋人物纹样瓷器的兴盛阶段也已过去，因此西洋人物的纹饰也极为少见。此时基本上都是绘明装人物，流行人物众多、场面喜庆的家庭生活或庭院生活情景的图案。清晚期出现了少量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纹样。此时人物的画法依然是“折色人物”和“长行人物”并用。从传世的器物来看，此时以看样选购或选样订制的瓷器为主，来样订制的只有少量的纹章瓷，其他来样订制的瓷器较之前期数量大为减少。绘画水平明显较前期逊色。广彩瓷器在这个阶段所出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题材的萎缩、画法的定格和纹饰构图的程式化。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市场的因素。1710年，德国迈森瓷厂成功生产出优质瓷器以后，欧洲自产瓷器逐步开始与中国竞争市场，导致中国瓷器对欧洲的外销自18世纪后期开始渐减。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标志着广州至北美洲航线成功开通：从纽约启航，绕过南非好望角，穿过印度洋，到达澳门后再沿珠江而上，最后到达广州黄埔港。

乾隆五十四年，美国商人又开通了美国至广州的太平洋航线：从波士顿港口出发，绕过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穿越太平洋直达广州。广州至北美的航线开通后，广彩的销售市场主要转向美国。

与欧洲以社会上层为主要消费对象不同，广彩瓷器在美国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美利坚民族热情奔放的性格以及当时美国广为流行的金色调装饰风尚，导致了广彩瓷器向浓烈的大红、大绿、大金为装饰的风格转变，尤其是金彩的使用空前突出。这种装饰风格构图丰满、色彩绚丽，成为广彩的典型特色并延续至今。同时，由于产量大增，导致了纹饰构图逐步走向程式化，广彩的“式多奇巧，岁无定样”特点成为了过去式。清末至民国时期：文人的介入民国时期的广彩瓷器，仍然延续传统的风格，即晚清形成的程式化风格，乏善可陈。清末至民国初期，因岭南画派画家们的介入，使广彩的部分产品短暂地出现了另外一种风格——在瓷器彩绘中融入中国画的技法，广彩画面中出现了类似浅绛彩和新彩的特点。绘画题材有的暗寓了政治性，这在广彩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清末至民国初年，以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的岭南画派的部分先驱，在日本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回到广州后，他们与一些知识分子组成“广东博物商会”，并在广州珠江南岸宝岗附近的宝贤大街的一间旧式大屋设置画室，表面上从事彩瓷绘画工作，实际上是作为支援民主革命活动的掩护。之所以取名“博物”，意指学习西方变革维新、开启民智。

这些作品一改同、光以来广彩瓷器大红、大绿、大金的传统，在用彩上虽然仍以墨彩、绿彩、黄彩、红彩（主要用干大红，基本不见西红）、黄彩等为主，但用彩清新淡雅，完全改变了用彩浓烈的做法。在绘画技法上，使用中国文人画的画法，而完全摈弃了传统广彩的画法，因而画面呈现出浅绛彩和新彩瓷器的特点。人物的题材上有文人隐士图，如高士烹茶图、谢灵运游山图等。

［清·光绪］广彩人物折腰盘 广东省博物馆藏

［清末民初（20世纪初）］ 广彩山水人物图盘及底款 广东省博物馆藏

还有带有暗讽政治现状、针砭时弊的题材，如何剑士绘的“商量国贼要颅头”图盘：盘心绘一飞跃起的古装侠女，右手提剑，剑刃上还滴着血；左手提着一个人头。背景是清冷的明月和城墙。画面上方题诗：“天风吹月坠危楼，万派河山接数秋。为问书尽缘底事，商量国贼要颅头。”落红彩印款“剑呼”。此画面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暗喻了清政府的摇摇欲坠。

［清末民初（20世纪初）］ 广彩人物盘（何剑士绘）

广东省博物馆藏

作者何剑士（1877～1917年），原名仲华，广东南海人。对书画、诗词、音乐、曲艺皆精，造诣亦高。因深悟漫画（当时称谐画、讽画、滑稽画、喻画）之力，遂致力于漫画事业。其所发表的漫画以政治题材为主，大部分是抨击清朝的腐朽统治、讽刺贪官污吏的种种丑行、批判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良风气。

上述这类彩瓷有的在器物外底有落底款，用干大红书写“广东博物商会制”，或中英文的“羊城芳村化观瓷画室”等。广东博物商会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在1912年民国政府建立后，它的使命便告结束，画瓷活动也随之结束。高剑父是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于1908年回到广州，任同盟会广东分会会长，随后创办了“广东博物商会”。因而这类瓷器的生产时间较短，当在1908年至1911年底之间，留下来的产品数量也不多。

广东博物商会除了绘制带有政治寓意的作品外，也从其它瓷庄承接外销订单。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类彩绘瓷与广彩是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它们只是与晚清程式化的传统广彩并存的另一种风格的产品，但其彩绘风格对传统广彩或多或少也带来一定的影响。

▌新中国时期：传承与创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广州的广彩

瓷业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复兴期、60～70年代的低迷期、80年代至今的兴盛发展期。这个阶段，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广彩从业人员也不断探索，采取多元化及变革之路。一是文饰题材更加丰富。总体纹饰布局大部分保留了繁密而不凌乱的传统风格。人物故事、山水风景、花果鸟虫等题材都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在清末民初“广东博物商会”的作品之后，广彩人物题材第二次出现了政治性图案。

二是在装饰技法上出现了多重性装饰，出现了色上色、色上描金、堆彩、堆金、多种色地描花等新技法，非常流行在色地衣服上用同色或不同色的彩料描绘碎花或图案。

三是彩绘技法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更加与其他艺术形式融会贯通，尤其是更多地与景德镇彩瓷和中国画技法相融合。题材上既有古装、亦有现代人物。古装人物包括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古典小说情景等，图必有意，改变了清代只反映轻松愉悦的享乐生活场景而极少典故或故事的做法。

现代人物题材有反映庆祝国庆、人民公社、工农兵、少数民族、伟人及历史人物等。如赵国垣大师的“庆祝国庆”图盘，绘于20世纪50年代，描绘了一群少年儿童手持彩色气球、放飞象征和平的白鸽的画面。边饰在5个开光内分别绘有镇海楼、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碑、广州烈士陵园内的中朝友谊亭、海珠桥、中山纪念堂等广州市具有地标性的建筑。画法仍然是“折色人物”和“长行人物”同时使用，用彩接近于传统。

［20世纪50年代］ 广彩“庆祝国庆”图碟（赵国垣绘）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

欧健的“太白醉写”图盘绘于2013年，绘画技法呈现出较浓的动漫插画元素，用彩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探索。

［2013年］ 广彩“太白醉写”图盘（欧健绘）

本文根据广州/黄静《“折色”“长行”三百年 广彩瓷历代人物纹饰》一文编辑整理，原文刊载于《收藏》2019年0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