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起国门搞工业化，才是拉美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

随着中国的人均GDP迈入1万美元，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又开始热起来。

不少国人都担心，中国能不能跳过这个陷阱，成功进入发达经济体。

毕竟，二战后，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启动工业化，只有亚洲四小龙成为发达经济体，拉美和亚洲地区的经济体，几乎都失败了。

尤其是拉美地区的国家，百年前就已经是富裕国度，却在近几十年陷入中等收入困局中出不来。

很多人认为，拉美国家之所以跌进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过早地去工业化。

今天我就告诉大家另外一个角度，拉美的困局不是去工业化，恰恰是因为搞工业化而造成的。

01

拉美地区都是资源很丰富的国家，不仅仅是矿产资源，农牧业资源也都很丰富，有些拉美国家在19世纪靠出口这些东西曾经很富裕。

但是进入20世纪，西方国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大规模展开之后，出口农牧业产品和原材料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上处在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很多国家就开始琢磨怎么能推动自己的工业化。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要发展这些工业，实现从1到N的变迁，主要依赖高效率的现代组织手段。

很多国家看到了这一点，就琢磨着用国家的力量来提高组织效率，推动工业化进程。

阿根廷的传奇总统庇隆，就这么努力过，推动了一种国家主导下的工业化过程，同时用民粹主义的政策来弥补政治正当性。

国家主导工业化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是拉美和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做法，后来人们经常把这种做法就叫做庇隆主义。

庇隆主义会推动建立国家主导的工业企业，但是这种企业跟一般的私有企业相比，效率明显是偏低的，那得怎么活下来呢？

对应地，这些国家又会出台一个叫进口替代的政策。

这个政策简单说就是用本国的高关税来阻止别国的工业品进入本国市场，让本国的工业获得机会成长。

很多后发国家在发展工业的时候，都用过进口替代策略，来试图发展本国的工业企业。

但问题是，进口替代在历史上就从未成功过。

因为进口替代政策的高关税，打造起一个封闭的本国市场，本国的工业企业就只能在一个小规模市场里发展。

而市场的规模决定了市场的效率，市场规模小，市场分工就不会充分，过大的国有企业在这样一个不充分分工的市场中，效率就会更加低下。

这是个纯消耗的过程，不可持续，所以纯粹的进口替代最终都会让小规模市场走向自我锁死。

02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的文章《德国用一百年，从落后的农业国，超英赶法，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里面也提到过，19世纪的德国奉行经济学家李斯特所鼓吹的经济保护政策，确实取得了成功。

那为什么拉美国家同样采取保住本国工业政策，就会失败呢？

德国的成功不是因为它使用了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而是因为它们发生了技术跃迁。

进口替代所保护的不是国家内部那些传统产业，而是保护本国暂时还弱小的新技术产业。

等到新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德国便把它迅速推向全球出口，进入全球市场，这样才能真正获得成功。

第二次工业革命里，德国人保护了自己的汽车行业，当自己的汽车企业强大时，马上打开国门，参与到全球竞争中。

那时汽车行业是新技术，在德国属于弱小产业，需要德国政府出台政策保护。

现在汽车属于传统工业，如果哪个国家还用政策保护，那一定会失败，看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汽车行业就知道了。

经济保护政策没有错，就看你是在保护新技术产业，还是传统产业。

03

虽然从长线来看，进口替代政策没法成功，但是短期来说，它也会帮助实施这种政策的国家建立很多工业企业。

于是就有很多人离开乡村到城市里来工作，人们的收入水平也会跟着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涨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这些国家的工业企业和产品能够进入世界市场，否则，它的效率将会进一步降低。

但是，一旦进入世界市场来比拼，另外一个麻烦又来了。

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在努力推动本国工业化的时候，你隔壁的国家也在这么做。

本来你们两家收入水平差不多，但是如果你这里收入水平提高更快，劳动力成本涨得也就比较快。

隔壁的收入水平提高没你快，劳动力成本仍然比较低。

到这会儿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在媒体上经常会看到的一个概念，“中等收入陷阱”，你这国家的劳动力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于是竞争不过邻居了，工业都转移到他那去了。

说到这你就会看到，从进口替代起步力图发展工业的小国，如果没有技术跃迁做根基的话，一定时间之后大概率会陷入两个结局。

一个结局是，继续用贸易保护的手段，让自己的工业企业在一个小规模市场中把自个儿给憋死。

另一个结局是，进入到开放的世界市场跟别的国家竞争，但是又没有足够的竞争力，最后被国际市场给淹死。

总之，下场都是死。

04

拉美的政治民粹化这些国家一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有更大麻烦在后面。

制造业从这些国家转移走了，本国就没有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了。

而工业化过程中，城里已经涌进大量从乡下来的工人，现在他们却失业了。

失业之后，他们是不愿意再回到农村的，因为城市的机会毕竟比农村多，而且更好玩。

不愿意回去，又没有工作，肯定是各种不满。

敏锐的政客们很快就捕捉到了这一状况，他们发现，只要能用一个政策许诺，或找到句简单的口号，把这样的一群人给煽动起来，那么就有机会获得大量的选票。

于是，这些口号就转化成了一系列民粹主义的政治。

政客们民粹主义的操作，就是声称自己是真正代表底层利益的，用反对资本主义、反对霸权等一系列口号来吸引底层的支持。

因为底层掌握最多的选票，最会煽动底层的人，就更有机会上台。

等到民粹主义政客上台之后，他多多少少要兑现一部分当初的竞选承诺，比如发放福利。

当政府没有足够财力来发放福利的时候，如果民粹政治不能改弦更张，就只剩下两个选择，或者是借外债，或者是大幅提高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税率。

长期这样搞下去的话，本国经济的根基就会被进一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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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客又不可能说经济的糟糕状况是错误的政策导致的，为了维系自己竞选前后的正当性，政客就必须找个背锅侠。

这是现成的，美国。

民粹主义政客会指责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带来这些恶果，于是，民粹政治往往又会跟反美、反霸这两个事裹挟在一块。

所以我们看到，拉美国家的政府，几乎都反美，把自己过得不好的锅都让美国背。

但是，靠反美反霸来掩盖內部的经济问题是不可持续的。

这些小国这样的搞法，把各种问题全都政治化，思考问题不是从经济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出发，而是从价值理念口号出发，只会让经济变得更加糟糕。

更加糟糕的经济，往往会引发更加激烈的社会矛盾，该如何平复呢？

于是，又一个新的选项浮现出来了，就是军人独裁。

所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拉美国家，便出现了很多军人独裁政府上台的现象。

军政府收拾好国内的混乱残局之后，通常会还政于民，毕竟国家是不能长久地靠军队来统治的。

还政于民之后，又浮现出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一个偏向自由主义的政府上台，另外一种是，仍然是偏向左翼的政府上台。

但是无论哪种倾向的政府上台，仍然得面对某种民粹主义的情境，因为都得服从于选票的逻辑。

这个逻辑让上台的政府不敢削弱民众福利，但国内经济又不振，只能加大借债，当还不起钱时，就当老赖。

这导致了拉美国家不断地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当中。

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泥潭，无法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