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栏欲言
商务部再提刺激消费!
经济疲软必提刺激消费!
改变消费习惯?
刺激消费冲动?
我最大的烦恼,就是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不匹配!
01
中美消费对比
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投资只是为了更好的生产。
中国的投资力度一直很强,消费却相当低迷。
2019年,中国投资(资本形成)占比GDP比例超过43%,超过居民消费占比38.8%,而美国居民消费占比GDP比例为67.02%!
消费与投资的不匹配也造成了中国产能严重过剩。
收入数据,1993-2017年,劳动者报酬占比GDP比例,中国平均为47%,美国平均为55%,差距8%。
但居民消费数据差距30%。
原因除了两国政府财政收入侧重点(民生或投资,导致保障程度有差异影响消费)有所差异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居民部门需要负担的隐性成本太多。
02
居民隐性负担一览
中国居民部门的需要负担的隐性成本很多,内外皆有:
1) 负担美元印钞的成本转嫁;
2) 负担通胀成本;
3) 负担房价飙涨的成本;
4) 负担风险定向爆破的成本;
这些成本都在不知不觉中被转嫁给居民部门,太多的隐性成本压制了消费能力,成为消费低迷的原因!
03
消费和隐性负担的跷跷板
居民收入(包括信贷)如果稳定,消费和隐性负担就成了跷跷板,隐性负担越多,消费能力自然越差。
提高直融比例被多次强调,这或会放大居民部门隐性负担,那么其他负担有压缩空间吗?
1) 美元印钞的成本。政治上的缓和是以付出成本为代价的,融入美元体系也是需要承担成本的,成本总是需要有人负担的。
2) 通胀上行的成本。得益于汇率攀高,输入性通缩因素压制近期通胀在下行。但M2增速很快,高企的房价也会从成本端向通胀传导,内生性通胀动力十足。
3) 房价飙涨的成本。房不住炒,说明居民隐性负担飙涨已经引起警觉。但这是稳房价而非压降房价,房价压降容易演变为银行危机。房价未降,成本就需要有人负担,只是不再飙涨而已。
从居民隐性负担来看,每项负担都很难压缩,反而是增加直融比例,似乎会增加居民部门隐性负担(底层资产违约增加——基金等踩雷——居民购买者踩雷)。
04
提高收入?
收支两头,支出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收入端或者有办法?
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包括提高居民信贷)来支撑消费?收入端无非来源于:
1) 信贷能力。为负担房价,居民杠杆率高企,没加杠杆的人已不多,信贷扩张能力有限。
2) 转移支付。如财政收入加强对民生的转移支付,提高居民生活保障,从长期来看是有利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但起效时间长,远水救不了近火。这正是当前加大基建而非选择加大转移支付的原因。
3) 提高居民收入(GDP*劳动者报酬比例)。受两个因素影响,GDP增速和劳动者报酬占比。受疫情冲击、债务压制、红利吃尽等多重影响,GDP增速下降,这会影响居民收入提高;存量分配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实现起来要比增量分配更加困难,这会直接消弱财政收入,而财政支出极为刚性,又演变为财政缺口。
从支出端结构来看,想要提高居民消费,实现内循环,需要压缩隐性负担,让房价爆破是缓解居民部门隐性负担最有力的选项,但却容易诱发银行风险;
从收入端结构来看,想要提高居民消费,实现内循环,最有力度的选项是提高居民收入,但必然会挤压财政收入,造成财政缺口。
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哪里是突破口?
不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如何实现刺激消费?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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