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新政有希望吗？“十四五”如何面对中国人口结构剧变

　　“十四五”，新一轮造富期下的大机遇系列之四——“十四五”时期人口政策的重要变化中，不难看到几个关键词：包容性、全面性、前瞻性和均衡性。特别是“生育政策包容性”的表述，还是首次提出。

　　文：本刊记者 庄文静 责任编辑：李靖

　　统计数字显示，2019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数量已经超过2.5亿，而在“十四五”期间更将突破3亿，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在十四五规划中，关于人口政策的内容，格外引人关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文发布，其中关于人口政策的内容：“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

　　提到

　　尽管只有简短的70余字，却折射出了“十四五”时期人口政策的重要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表示：在这一政策中，不难看到几个关键词：包容性、全面性、前瞻性和均衡性。特别是“生育政策包容性”的表述，还是首次提出。

　　那么，这一人口政策该如何理解？有哪些人力资本领域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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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政策“包容性”，三孩新政有希望吗？

　　为了应对中国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早在2013年12月28日，“单独二孩”政策即开始实行。到2016年1月1日，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施行，国家明确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就此，二孩生育新政策全面实施。

　　但是，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正在下降。以2017年为基点，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下降了200万人，2019年再下降58万人。2019年，我们新生婴儿1645万人，出生率已经降到千分之10.48。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人。2019年一孩、二孩的出生数比2018年分别减少了36万人和13万人。

　　可以说，“全面二孩”的政策红利开始消退。

　　事实上，在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时，人们已经形成了更为理性的、个人化的生育观。

　　于是，有专家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尽快放开三胎政策，并逐步推进，观察效果。而十四五规划中，提到的“生育政策包容性”，首先就释放了要将生育权利还给家庭和女性，放宽对生育限制的信号，解决“想生”但“不能生”的问题。“包容”就是要让社会上消除对多生、早生等行为的歧视，同时也在各个层面上优化制度设计，包容各种生育状态。

　　专家表示，还要建立生育包容性的制度环境。眼下，应尽快逐一清理不合时宜的相关法规及政策，以推进这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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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政策“全面性”，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大有所为

　　人，作为一个国家最核心的生产力，需要长期的战略规划与人才培养，所谓“十年育树，百年树人”。

　　在十四五规划中，“全面性”一词颇为亮眼。国家是让老百姓生孩子，可是现实生活中，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是“生得起，养不起”。因此，此次政策不仅针对生育环节，也在抚育、养育、教育等孩子成长的全生命周期上有所关注。调查显示：养育成本、母亲的职业选择、学前照料等都是家庭生育决策的主要考量因素。而作为女性，依然面临着职场性别歧视，甚至这一现象愈发严重。

　　因此，人口政策必须要从婚育假期、生育津贴、劳动权益保障、托幼照料、儿童教育、女性就业等多层次、全方位地支持生育和儿童成长的大环境，或许才能解决“能生”但“不想生”的问题。

　　近来，笔者小区附近的一所私立双语幼儿园，被区教委收编为公立幼儿园。而学费也从原来每月的4000多元，降至1000多元的公立园收费标准，可想而知周边的儿童和家庭受益之深。而这样的情况在各地区也都有发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政府对于生育政策的失去和支持。

　　另外，北京已从几年前就开始了学区化改革，推进了学区制管理、集团化办学等区域扩优改革，最大力度的普及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比如，名校、品牌校收编附近学校，进行统一的管理，甚至有一些名校教师和合并校教师的调换，以平衡和提升整体的教学质量。而这种种措施，无疑是在通过解决家庭的后顾之忧，鼓励生育。

　　同时，我们看到为此也有更多的职业兴起。比如十几年前就开始兴起的月嫂、育儿嫂服务，以及长期以来需求量巨大的家政服务业，近些年更是人才缺口很大。中道普惠总裁、职业规划&教育管理顾问于洋在接受《中外管理》采访时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了万元美金社会，消费升级需求明显。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像陪伴看护、社区养老、上门护理、保姆育儿等职业越来越供不应求，这些职业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缺口。”然而，有职业素养、经过相关培训并具有资格认证的人并不多。

　　因此，仅仅在家政服务、看护照料等职业的培训市场，就大有空间。而这一定是因为人口结构变革带来的人力资本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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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重视“家庭福利制度建设”，很可能成为趋势

　　事实上，欧洲作为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之一，他们的“家庭友好”政策体系为推动该地区的生育率回升，发挥了很大作用。这类政策通常向幼儿的父母和照护人提供三种必要的资源支持，比如：时间、资金和服务。

　　事实上，我国家庭福利制度建设才刚刚起步。

　　而只有通过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及公共资源配置，才能有助于家庭和个人提升生育意愿。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刘娜表示：我国现行社会政策体系“去家庭化”倾向比较明显，毕竟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年龄大了，甚至还要成为“老漂族”来到子女的身边看孩子，有诸多的不便和力不从心。因此，以家庭支持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具有“补救型”和“碎片化”特征，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与现实需求仍有较大的差距。

　　为此，刘娜也给出了几个建议和方向：第一，将家庭放到社会福利输送的优先位置；第二，建设专门的家庭福利政策统筹部门；第三，培育多元化家庭福利输出平台；第四，注重平衡社会与家庭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关系，养育孩子绝不是母亲一个人的事。

　　当前，我国家庭遭受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居家养老作为主要养老方式导致家庭压力增大；第二，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的变革，形成了不同的福利需求，儿童发展、女性权益保护、家庭支持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多；第三，人口流动不断呈现新态势，流动人口内部的类型细分使得其社会福利诉求日益多元化。

　　因此，养老机构服务、养老居家服务、托儿托幼服务、流动人口家庭服务等问题，都有很强的市场需求。对于家庭内成员责任来说，目前除了女性有带薪假期，男性的带薪育儿假期也已经出台，通过男女性家庭责任的平衡，来减少社会对女性的就业歧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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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发族”人力资源，需要“乘风破浪”的机会

　　早有专家表示：中国缺少劳动力的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然而，如何让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人群参与到职场中，继续创造社会价值，必将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一个必选项。比如，我们在日本很容易见到60-80岁的老年人还在做司机、洗碗工之类的工作，日本社会鼓励让老年人从事这些单一性的工作。

　　而我们目前看到体现老年人资源价值最多的场景，就是在社区服务、志愿者服务这类岗位上。目前，即使是应聘家政服务人员，通常也都不再喜欢用50以上的人了，雇主们不爱用“阿姨”，而是要雇佣“姐姐”了。

　　事实上，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程度的加速，随人口结构的变革，老龄人力资源的空间依然大有可为，只是需要社会给他们一个“乘风破浪”的机会。

　　来源：中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