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占据全球领导者位置，并不只是政府意志，背后更大的是民众

摘要：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一方面想继续占据全球事务领导者的地位，一方面却不想承担国际责任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这种矛盾心态看似荒唐的同时，有着深厚的国内民意背景。

最近我看到了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中几位学者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些学者们认为，过去四年表明，如果没有国内民众对华盛顿雄心壮志的支持，华盛顿就无法维持他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事实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当选经常被解读为美国中产阶级对美国所承担的领导全球的负担的抗议。战后几十年来，美国在全球事务方面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推动了全球化进程，领导层大肆宣扬自己全球领导力所带来的成果，然而，他们忽视了国内关键选民为此所承担的代价。

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的停滞证明了这一点，在本世纪前十几年的时间里，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仅从2000年的78056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78442美元。现在由于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这种情况显然变得更糟了。

虽然特朗普政府这四年给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带来了很大伤害，但是如果拜登新政府不能在国内获得中产阶级更多的支持，美国在未来几年也很难在海外恢复影响力。

2017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召集了一个由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的前官员组成的特别工作组，试图来解读以中产阶级利益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可能是什么样子。这项工作包括对俄亥俄州、科罗拉多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三个有代表性的州进行了数百次采访和深入调查。

调查结果展示出了一个跟近年来所谓“美国优先”政策相矛盾的结果，那就是美国中产阶级并不排斥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相反，他们支持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并且承认美国的主导地位给国家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但同时中产阶级也普遍认为，两党政府在适应中产阶级不断变化的需求方面做得还不够。

美国公众似乎最希望得到的首先是在国内获得更多投资，美国人获得更多机会和美好未来基础上的，在这个基础上华盛顿在世界上树立一个更开明的领导地位。

我们必须承认一段客观存在的事实，那就是在整个二十世纪，主要来自于美国的创新推动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扩张。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美国人都受益于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生活水平、更多的机会和更长的寿命。

不幸的是，在很多美国人看来，这个故事逐渐消失了。他们认为，如今中产阶级已经被掏空，全球参与的好处过于集中在城市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几年来，关于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个话题一直是全国性的话题。很多人都在争论，美国工业地区的衰落是因为贸易自由化和中国的冲击，还是因为技术变革和自动化的快速发展？

随着世界的全球化，美国的贸易额在全球所占的份额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大得多。尽管来自外国的低成本竞争给美国人带来了负面影响，但各国间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也带来了许多好处，比如降低了消费价格，让美国人享受到了全世界的优质产品。对于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什么，在美国社会一直存在一种错位的认识，在从中受益的同时又日益抵触全球化。

由此产生的错位本不应令人惊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经济学者彼得森就给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写了一份非常有先见之明的备忘录。彼得森的备忘录阐述了全球化的现实，警告政府如果不准备好应对全球化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彼得森是自由贸易和开放全球市场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也深知不断变化的形势需要美国国内的适应。然而，各届政府的决策者都未能做到这一点。全球化事实上侵蚀着美国国内对外交政策的共识，而这种观点的分裂已经成为今天美国所面对的核心战略挑战，那就是美国如何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重新激发出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