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万大军到光杆司令，大明朝的军队是怎么没的？（雄文）

　　文/晨风

　　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大明王朝究竟有没有百万大军？

　　二是如果有的话，这百万大军究竟去哪了？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明朝总归是有百万大军的，起码在崇祯帝即位时，手头上掌握的账面上数字肯定是不止百万。

　　第二个问题，这账面上的百万大军都去哪了？

　　这两个问题，还得从大明王朝的军事制度和中后期的内外战争史来找答案。

　　01
卫所制，先天不足的军事制度

　　明代的军事制度在设计上先天就有巨大的缺陷。

　　明代的军事制度一般叫做卫所制。

　　这种军卫法由开国元勋刘基（刘伯温）设计，其核心就是卫所驻防制度，实施地方驻军与中央统军相互分离。

　　在地方上，依据军事需要和山川形变设立卫与所，用以驻防军队。大体上“要害地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

　　在人员编制上，卫的长官称指挥使，卫下有5个千户所，每所1120人。

　　这样算来，每个满员的卫当有约5600人。

　　卫是最大的独立编制单位，往上就是“省”这一级的都指挥使司（又称都司）。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勘定天下都司共有17个，行都司3个，留守司21个，内外一共有329个卫。

　　如果按常理计算，洪武后期编制上当有军队180万以上。

　　在中央层面，设有五军都督府和兵部相互制衡。

　　五军都督府由大都督府析分出，按地域统管上述各地都司。

　　为了达到制衡的目的，各都督府管理地域之间，相互掣肘。

　　各都督府之间，相互独立、互不相关。

　　最开始都督府分别掌管各地卫所屯田、训练，战时指派军官负责指挥事宜，兵部轻而都督府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地位完全倒过来了：

　　因土木堡之变导致武将勋贵集团的集体覆灭以及文官制度的日益成熟，掌管军队人事工作的兵部逐渐成为了军事决策与领导机关，都督府最终成为了兵部和各都司、卫所之间的中间机构。

　　所以到明末，中枢派出的督帅们基本都要挂一个兵部侍郎或者尚书的名头，而都督府里的都督们则只能成为京师里养老或者恩荫子孙的闲职。

　　这套看似合理，分权制衡的制度，其实有着巨大的隐患。

　　一是军队人员制度过于呆板，为最终军事体制的瓦解埋下了伏笔。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户籍分类管理制度最为严格和死板的时代。

　　明代军人从属军籍，一旦从军父死子继，子嗣断绝则从近亲和邻近中勾人填补。

　　明代卫所军户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征，顾名思义是开国时期打天下的老兵，是吴政权和后来大明正规军的“基本盘”。

　　二是归附，是开国征战过程中收降的军队。

　　三是谪发，也就是犯罪之人被判世代从军，这是中国历代的“老传统”。

　　四是成祖年间重新分阅军队，令“垛集”成军。

　　值得一提的是，成祖以后的明军构成中，垛集军是占比最高的。不管以何种途径参军入伍，在明代一经入伍，便世代成为职业军人，户籍上属于军籍，不得变为一般民籍，自然也就不能享受科举考试的“上升通道”。而且，明军的军官大多为世官，父子相承，军队内部的上升通道也被堵住了。

　　总体上，卫所制是一种呆板、停滞没有任何发展性的军事人员制度。

　　二是军事经济财政制度落后，逐渐陷入崩溃。

　　卫所制实行军垦屯田，在初期起到了节省军费，使军队财政能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在建国初期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

　　朱元璋曾夸下海口“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粟”。但这种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极其落后的“自给制”。

　　卫所制下，士兵领取口份田，耕种所获大部归公，士兵基本没有薪俸，自然也就没有积极性。过多地从事和军事训练无关的农业生产，自然也就导致军队战斗力低下。军官世袭、军人户口被世代绑定在一个固定单位，自然就加强了人身依附关系和军官对底层士兵的盘剥。在多种因素交加之下，士兵逃亡蔚然成风。大量的卫所事实上成为了空壳。

　　制度好不好，士兵们最终都会用脚来告诉最高统治者。

　　明代士兵的大量逃亡最早竟起源于洪武年间。

　　洪武三年至四年，京卫（南京地区）的部队就开始出现大量逃亡，部分卫所逃亡率就达到了3-4成。

　　靖难之役，朱棣数次歼灭中央军10万人以上规模。

　　南京地区的京军42卫大多已经名存实亡，朱棣即位后不得已开始行“垛集”勾取平民充军。

　　成祖时期不断对安南（越南）、蒙古用兵，军队规模不断膨胀，内外卫达到了空前的493个，编制兵力达到了300万以上（吴晗语）。

　　但实际上，有明一代始终没能解决军户逃亡的问题。

　　永乐整军之后直到宣德年间，士兵依然在大量逃亡。

　　迁都北京之后，为加强中央军事实力，北京地区增至72卫（含皇帝亲军26卫），同时令各地精锐轮番上京操练备边，称为班军。

　　土木堡之变使得京师驻军几乎被一网打尽。

　　于谦重建团营后，京师驻军数量才稍稍恢复一些，但也大不如前。

　　长期的驻军又导致出现了新的问题：吃空饷和占役。

　　逃亡的士兵员额被各级军官冒领，逃亡的越多，军官能贪的军饷就越多，故而国家的军事财政开支越发巨大，但是实际在位的编制人员却越来越少，中央能掌握的往往只是空头数字，很多卫所逃亡的百不存一，军官却一直在领足额的军饷。

　　占役是军官利用士兵的人身依附关系，役使士兵从事无关的事务。

　　例如，京师重地权贵众多，军队就常常被强迫去参加皇家园林修建、给权贵和军官打杂，甚至是上街杂耍卖艺供军官挥霍等；

　　南方水运便利，南军往往被强迫去当纤夫拉船干私活；

　　产盐的地区，军队往往被军官指示去从事制贩私盐活动；

　　沿海的海防军队，大量从事海上走私活动。

　　这样的军队，军纪败坏，士兵生活困苦，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02
从募兵到军阀，中央逐渐失去对军队的控制

　　卫所制下士兵的大量逃亡和战斗力的崩坏，在朝廷内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

　　嘉靖年间，明军开始大规模清查员额，结果触目惊心。

　　明代边防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沿边九镇，本事人员最为庞大、战斗力最强、军事任务最为繁杂的9个军区，也出现了无法让人接受的大量逃亡。

　　以东北的辽东镇卫例：

　　辽东镇负责防御女真，原有兵员12万多人，嘉靖年间减少到9万人，万历年间只剩了6万。连最基本的人员都少了一半，战斗力就更不用想了，自然也就无法控遏女真的崛起。

　　万历四十七年，明军大败后，熊廷弼奉命检阅辽军，全镇拣选精锐，仅仅勉强凑出了一万五千多人。就这一万五千精锐，也是“马多倒死，人人傀儡”的乌合之众。

　　既然卫所制搞不下去了，为了应付日益庞大的军事需求，自然只能开始募兵。

　　明代募兵历史很长，但大规模任将帅募兵始于嘉靖年间戚继光为抗倭在东南的募兵活动。

　　随着北方边患，特别是东北女真的崛起，募兵的需求越来越大。

　　蒙元崩溃后，大量的游牧武士散居于明帝国边防线附近。

　　从中后期开始，大量的边外夷丁被地方边镇将帅招募，成为所谓的“家丁”。

　　这些家丁，实际上是由将帅靠国家军事财政供养的私人武装，他们享有最好的武器装备与待遇，只听从将帅的个人命令，性质上已经开始向军阀蜕变。

　　将帅依靠战斗力强大的私人武装作战，自然对正规军队的训练和作战毫不重视，甚至将原本国家供给给编制军队的军饷、装备用来充实私人武装，自然使得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卫所制更加趋于崩溃。

　　万历后期开始，边镇已经越来越难以完成军事任务目标，国家也越来越依赖募兵。

　　且中央开始对地方将帅私募家丁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辽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蜕变为了国家财政的无底洞和事实上的军阀。

　　大名鼎鼎的关宁铁骑在与后金的历次作战中，战绩乏善可陈，在伸手要钱、要权上却是一马当先，最终成为了拖垮晚明财政的无底洞。

　　明亡后，残余关宁军又在吴三桂带领下化身“开路先锋”为满清立下了“汗马功劳”，真是何其的讽刺！

　　03
历年军事决策失误，崇祯年间明军主力被相继消灭

　　虽然制度崩坏如此，但制度往往是具有巨大惯性的。

　　分析1644年前后的大明帝国内外军事形势，并非是毫无翻盘的希望。

　　那么，百万大军究竟是怎么没的呢？

　　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一个前提，决定大明王朝命运的，在地理空间上从来都只是北方数个省。

　　也就是直隶（京师，今天河北、京津一代）、陕西、山西、河南一代。

　　明代的卫所-都司-中央军事体制，从中期开始已经因为越来越频繁的边境战争，逐步变成了卫所-边镇-中央体制。

　　在这个过程中，军事将领品级逐渐贬值和泛滥。

　　明代将帅职级、职责

　　明初，总兵官地位超然，是事实上的出征统帅，地位其实相当于末期的督师。

　　明中期开始，以九镇为代表总兵官开始大量出现，加上各省驻军（部分省份没有总兵），全国共有约80多个总兵编制。

　　总兵下辖的兵力，也从几万人一路减少到万人乃至几千人。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集中兵力以应付作战需求，只能不断叠床架屋，层层设置，开始出现更高级的编制，出征将帅能集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明廷方面，上至督师总兵，下至普通军士，正是在与农民起义军的不断作战中，损耗殆尽。

　　自万历末年到崇祯初，是农民起义军势力的初步发展时期。

　　农民军的来源与构成十分复杂。

　　虽然目前国内史学界一般用农民起义、农民军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明末的这场“大暴乱”，但若仔细深究，这场运动中农民的成分并不是最多的。

　　农民军的一大主力来源就是欠饷边军。

　　九边诸镇作为明帝国北方最重要的军事集团，历来囤积了重兵。

　　自万历年间开始，由于内外交困和皇室挥霍无度，帝国财政逐渐陷入窘迫。

　　在这种情况下，明廷开始拖欠起边军的军饷。

　　陕西三边（延绥、固原、宁夏）光是固原一镇，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就欠饷15万两。

　　边地生活困苦，军士还要受各级官长压迫，现在连基本的饷银都被拖欠，只能“典衣卖箭、沿街乞食”，发展到最后只能“公然噪喊”发动兵变。

　　二是来自作战中溃散的正规军。

　　萨尔浒之战后，明军残部向陕西、山西地区溃逃，明廷调集军队镇压，溃散的边军不敢返回，只能相互聚集乃至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

　　甚至就连派去镇压这批溃散边军和赴京师勤王的边军部队，也因为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最后哗变，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

　　这种情况下，义军是越剿越多，“按下葫芦起了瓢”，明廷的财政和军事压力因此变得越来越大。

　　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帝为了节省开始，采纳了大臣提出的馊点子——“裁撤驿站”，更是导致了明廷在陕西的总崩溃。

　　明代九边形势，可以看出陕北的重要地位

　　明代陕西的建制很大，相对于现代陕西，还包括了宁夏、甘肃地区，是边防的重要地区。

　　为满足军事需要，设立了大量的邮传驿路，有大量驿夫。

　　崇祯皇帝裁撤驿站，使得约3成的驿夫完全失去了生活来源，只得加入义军的行列。饥饿的农民、有战斗经验的边军、通晓地理交通和官方消息的驿夫，三者结合到了一起，直接导致了起义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明廷将起义扼杀在陕西境内的图谋直接破产，义军纷纷向邻近的山西地区扩散。

　　崇祯二年，明廷以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杨鹤（杨嗣昌之父）为三边总督，洪承畴为延绥巡抚，督帅陕西边军精锐大力清剿义军。

　　虽然一部分农民军被击溃，但其余都涌入山西各地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杨鹤的招抚之策事实上失败了。

　　崇祯帝于1631年怒而将其撤职下狱，改用洪承畴为兵部右侍郎兼三边总督。

　　洪承畴改抚为剿，加紧镇压，陕西义军因此陷入低谷。

　　与此同时，明廷也加调集兵力围剿山西义军。

　　1633年前后，明廷先后调集附近省份的延绥贺人龙部、临洮总兵曹文诏、昌平左良玉、京营王朴、四川邓王己、石砫土司军（秦良玉部）分头从陕西、陕西、四川等方向围攻山西义军。义军则采用诈降的方式，成功跳出明军的大兵团包围，进入了更加广阔的河南、湖广地区，开始了机动作战。

　　此时明廷吸取了前一阶段各部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的教训，决定设立五省总督，以延绥巡抚陈奇瑜担任，调陕、晋、豫、川、湖（明代湖广，即今日湖南湖北）兵13万围剿进入河南等地的义军。

　　陈奇瑜采用“随方剿抚”的策略，最终将义军主力困在川陕边界的车厢峡。

　　但陈奇瑜误中义军诈降之计，纵虎归山，义军进入陕西后再度壮大。

　　崇祯八年，义军在河南集会，已经发展到大小72营，部众20多万。

　　明廷的反应十分缓慢，义军趁机向东歼灭了留守朱国相部4000人，攻破了明朝中都朱明皇室的龙兴之地凤阳府，直接焚毁了皇陵，烧光了朱元璋当年出家的龙兴寺。

　　值得一提的是，凤阳所在的中都留守司，编有8卫1千户所，账面总兵力当在4-5万人，但在实际作战中只能抽出几千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卫所制此时已经衰败到何等境地。

　　崇祯七年前后，明廷决定再次以洪承畴为督，节制各地精兵合力追剿陕西义军。

　　这一轮围剿，明廷集中的都是各地精锐，包括西军2万、北军18000人、关宁铁骑2000人，真定兵5000，天津（蓟州）兵3000人、土司兵3000人。

　　洪承畴在河南汝州召集明军各部，定下了将义军围死在陕西的计划。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天津兵和川军发生哗变，土司部队磨磨蹭蹭不见踪影。

　　洪承畴等了许久也不见计划中的部队到齐，而此时陕西的义军已发展成燎原之势“其数几至二百万”（卢象升奏语）。

　　洪承畴决定孤注一掷，不等诸部汇合直接进剿，在此过程中，部下大将临洮总兵曹文诏阵亡。曹文诏时称“大曹”，是官军中最有名的猛将，前后参与围剿义军7年，率部击杀义军数万人，捕杀义军头目数十人。曹文诏的阵亡使得官军士气低落，义军则乘机突入河南发展壮大。

　　为了应付河南的义军，明廷再次改变方略。

　　崇祯八年（1635年），明廷任命卢象升为兵部右侍郎，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军务，专职在河南围剿义军，若义军再度进入陕西，则由卢象升督诸军进入陕西合力追剿。

　　同时，为了缓解兵力不足，调固关（山西辖三关总兵之一）兵4000人、辽东总兵祖宽部关宁铁骑3000人、山东倪宠部3000人、牟文绶部3000人，同时在湖广新募兵7000人。

　　1636年，卢象升在滁州大败闯王高迎祥部。义军被迫北走河南，在朱仙镇遭到河南官军陈永福部和左良玉部合击，损失2万多人“逃死略尽”。

　　闯王高迎祥汇合义军残余人马，西走汉中，出子午谷，企图再入陕西，在周至附近的黑水峪被陕西巡抚孙传庭擒获。

　　高迎祥被俘后，义军陷入低谷。

　　恰逢此时清军再度入塞进犯京畿，洪承畴、卢象升等奉命北上勤王，义军因此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1637年边境局势稍稍安稳之后，崇祯帝便启用正在居家服丧的杨嗣昌（前任总督杨鹤之子）为阁臣。

　　杨嗣昌执掌中枢之后，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进剿策略：

　　一是在军事布局上，以陕、豫、楚和江北（今安徽江苏长江以北地区）为四镇，四地专门负责防守本地辖区，剿灭本地内部义军。以延绥（今陕北延安、绥德一代）、山西（今山西中、南部）、山东、江南（今安徽江苏长江以南地区）、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地巡抚负责防守本地，防止义军进入上述地区扩大势力。令总理卢象升、总督洪承畴各自率领机动部队专门追击农民军。

　　二是增饷扩军。

　　杨嗣昌提出当前各地防军和驻军严重不足，需要增加募兵12万人，增饷280万两。

　　三是以两广总督熊文灿为兵部尚书总理豫、晋、陕、楚、川诸省军务，成为事实上的前线总指挥。

　　杨嗣昌的策略给义军造成了极大地困难，以张献忠等为主力的义军主力被围困在四川、湖广、陕西交界地区逃脱不得，眼见就要覆灭。

　　但是前线总指挥熊文灿贪图张献忠等供奉的珍宝贿赂，力主以抚为主，极力阻止洪承畴、左良玉等人消灭农民军的主张。

　　1639年，伪降一年之久的张献忠、罗如才等部再度起事。熊文灿急令左良玉进军剿灭二人。左部在房县附近的罗山遇伏，大败而归，士卒损失万余人。

　　崇祯帝急速下令逮捕熊文灿，并令阁臣杨嗣昌为督师，节制各总督、巡抚、总兵，亲自前往四川、湖广剿灭义军。

　　与以往坐镇中央“赞画机宜”，动动笔杆子就能指挥前线的大头兵们不同，此时明军的地方部队已经开始出现中枢难以指挥、对中央听调不听宣以及出工不出力等情况。

　　这其中除了募兵导致的军队将帅私有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廷及前线指挥在历次进剿作战中处理失宜有关。

　　一是明军各部在作战中，出力最多、战力最强的部队被反复使用，以至于最终往往陷入苦战被义军包围、歼灭（如曹文诏部），而战力低下以及不服从指挥的官兵却往往得以保全（如陕军贺人龙、李国奇部），长此以往，诸部在作战时都消极避战、保全实力。二是将帅失和。

　　以左良玉为例，其先后参加过对清军和农民军的作战，在围剿作战中算是身先士卒、敢打敢拼的一员猛将，左部也是明廷在南线的湖广和四川方向上重要的一支力量。

　　1638年张、罗伪降后，左良玉就曾力劝熊文灿彻底消灭二人，但被其无视。

　　二人复叛后，熊又不顾“路险、饷艰”的实际情况强令左部追击，结果导致了罗山大败，左良玉因此被“贬三秩”，心理上恨上了这些胡乱指挥的文臣统帅。

　　最初杨嗣昌曾建议过授予左良玉“平贼将军”衔以节制诸军。

　　不久又觉得左良玉跋扈难制，又改口向朝廷建议以陕西明军将领，有“贺疯子”之称的贺人龙为“平贼将军”，令其统帅诸路明军。

　　杨嗣昌私下里曾将此消息透露给贺人龙知晓，贺人龙因此十分高兴。

　　但随后杨嗣昌又以贺人龙在四川作战不利，而左良玉在玛瑙山之战中战功卓著为由，再次改口向朝廷建议任命左良玉为“平贼将军”，一番操作下来使得贺人龙十分不满。

　　左良玉在得知杨嗣昌曾密谋以贺人龙取代自己后，加之熊文灿之事（熊文灿由杨嗣昌力荐成为总理军务）二人矛盾也彻底爆发，左良玉拒不听从杨嗣昌的调动。

　　左良玉的行为，只是明末诸路军阀开始形成和崛起的一个缩影。

　　督师杨嗣昌刚愎自用，不仅与诸路领军将领有矛盾，与其他方面统帅也有很深的矛盾。因为与陕西方面孙传庭的矛盾，杨嗣昌构陷孙传庭将其下狱。

　　1639年清军入塞，杨嗣昌为了与清军议和，挟私怨拒不发兵援助被围的卢象升部，导致卢象升战死。孙传庭的下狱和卢象升的战死，使得关内追击农民军且即将获胜的明军一下子失去了两个主力统帅，直接导致了明军对义军战事的彻底崩盘。

　　崇祯十三年（1640年）开始，皇太极吸取历年来强攻关外明军诸堡垒受挫的教训，决定集中兵力，毕其功于一役。

　　1641年开始，清军集中主力包围重镇锦州，明廷苦心经营的关门防线有彻底崩盘的危险。在这危急时刻，明廷抽调正在前线指挥剿匪的洪承畴，令其为总督，督帅八大总兵共计13万精锐“刻期进兵”，解锦州之围。

　　洪承畴所督13万人（骑兵4万、步兵9万），均是边军劲旅和京军、辽军精锐，可以说是当时明廷手上能掌握的最强的一张王牌。

　　洪承畴出关一年，不断受到朝廷催促其与清军决战的命令。

　　面对朝堂上的指责与压力，洪承畴只能放弃“且战且守”之策，主动出击寻求决战。清军以掘壕方式围困明军，又夺取了明军藏在他处的辎重粮草，此时被困的明军十余万人只剩三天口粮。

　　在朝廷的不断催促之下，洪承畴召集诸将决议分左右二路突围，结果刚一散会，大同总兵王朴就直接率部趁先逃跑，明军的突围行动直接变成了大溃败。

　　黑夜之中，明军自相践踏死伤无数，清军纵马追击斩获不计其数。

　　主帅洪承畴等人被清军包围在了松山，最后由于叛徒的出卖，洪承畴被俘投降，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被杀（二人皆是当世猛将）。

　　锦州守将祖大寿见此只得献城降清，明军失去关外的主要防御据点。松锦大战以清军完胜而告终：是役，清军斩杀明军53783人，缴获马匹7440匹，甲胄9346件，明军“浮尸飘荡、多如雁鹜”。

　　松锦大战，是明清战争史上，具有一锤定音的决定性一战。

　　此战之后，明廷经营近20年，耗费无数的关-宁-锦防线彻底崩溃，明军最后的精锐主力兵团被一举歼灭。清军的入关之势已经无法阻挡，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松锦大战前后的时间点，关内正在围剿农民军的各路明军也相继遭受重创。

　　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趁督师杨嗣昌率部入川作战襄阳防务空虚之机，率部一举攻破襄阳城。

　　此战，农民军缴获杨嗣昌囤积在此的五省明军饷银、火药、弓矢等物资无数，收降明军数千人，极大地增强了实力。

　　在活捉了明室宗亲襄王朱翊铭（与万历帝同辈，是崇祯帝的爷爷辈）之后，张献忠又将其斩首，意图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十几天前李自成攻陷洛阳，处死了崇祯帝的叔辈--福王朱常洵，杨嗣昌一月之内连失两藩，必死）。

　　杨嗣昌督师年余，不仅没能剿灭农民军，反而连失洛阳、襄阳两大重镇，惊惧交加之下病死于路途。

　　崇祯帝为此哀叹道“廷臣无复能督师者”，明廷此时已经到了连合格的统帅都派不出来的窘境。

　　河南方面，李自成在攻陷洛阳后，势力进一步状大。

　　1641年至1642年间，李自成在河南连续发动五次战役均取得胜利，基本肃清了关内明军最后的主力，奠定了天下大势归属。

　　1641年9月，新任明军陕督傅宗龙率总兵贺人龙、李国奇部陕军2万，汇合保督杨文岳部保定军2万企图夹击农民军。

　　不料刚一接战，保定军就挟持总督杨文岳逃跑，贺、李二部按兵不动，农民军全力围攻傅宗龙部督标部队。

　　此战，农民军俘斩总督傅宗龙及以下6000人。1642年，明廷又以汪乔年接替傅宗龙的总督之职，率陕军郑嘉栋、牛成虎、贺人龙等三部3万余人出潼关攻打李自成。

　　农民军发起突袭，三部总兵各自率部溃退，左良玉在郾城按兵不动，

　　汪乔年只得率督标千余人退守襄城，被农民军俘杀。

　　《明史》载“自成自数月间再败秦师，获马二万，降秦师数万”，李自成的实力进一步壮大。

　　襄城之战2天后，李自成即率军围攻开封。

　　明廷急调新任督师丁启睿汇合保定总督杨文岳，督左良玉等部明军10万（号称40万）来救开封城。

　　在朱仙镇附近，两军掘壕对垒，明军发生内讧，左良玉部溃逃途中进入农民军事先设置好的壕沟中，几乎全军覆没。

　　左良玉部是盘踞在湖广-河南地区的明军主力，核心精锐有10营兵力，其中战力最强的5营在此战中损失殆尽，只剩下部分老弱病残，已经无法再与农民军作战。

　　朱仙镇之战，李自成收降了颇有战斗力的明军数万之众，加上之前两场会战的俘获，此时的农民军，已经“号曰百万”，光是原明军正规军转化过来的就有数万之众，这支农民义军，已经发生了质变。

　　随后，义军再度围攻开封，因明军决堤导致开封一片汪洋。

　　义军见取开封无所获，决定西入陕西，恰逢此时明廷急令陕督孙传庭出关，双方在郏县发生激战，秦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战后，李自成决定南下争夺襄阳。

　　在汝宁之战中，李自成又一举歼灭了保定总督杨文岳的残部和川军孔贞会部万人。此时的河南，几乎全部为义军掌握，河南地区的明军已经基本为义军肃清。

　　河南五战告捷之后，李自成又南下攻占了襄阳一带，期间火并了罗如才部，实力进一步扩张。

　　在襄阳，李自成称王建制、整顿军队，初步完成了国家化、正规化，此时的天下大势已经十分明朗。

　　明廷方面，此时据有的兵力已经不足为恃。

　　松锦大战后，关宁军残部只有约老弱病残3万余人，这部分军队已经惊弓之鸟，凭险自守尚不能支，何谈入关勤王。

　　不难理解为何吴三桂无法在李自成进抵北京之时全力勤王：

　　一旦这部明军放弃山海关防线赶赴北京勤王，关宁军后路就会被清军截断，不管能不能挽回大明王朝，没了山海关的阻挡，清军都将全面入关。

　　如果不进京勤王，一旦明室覆灭，凭关宁军这几万残军，既不能阻挡清军的攻击，也无力抵抗新兴的大顺政权。河南地区因为数次战败，全省已经为大顺政权所有，基本没有明军的存在（当时只剩陈永福部参军约2000人）。

　　山西方向，历年来不断抽调驻军和边军参与抗清和围剿义军的作战，几乎已经被抽干，只剩少量明军据关自守（如宁武的周遇吉、大同姜镶等部）。

　　直隶（河北）方面，保定军在河南全军覆没，连总督也一并战死。

　　大名、顺德一代的主力天雄军，也随着主帅卢象升的阵亡而覆灭，河北明军也是丧尽。

　　天子脚下的京军呢？

　　编制上有72卫，但近两百年的逃亡下来，十不存一，老弱病残加起来只有不到5万人。附近最近的部队只有密云总兵唐通部8000人。而在关内其余诸省，还剩两大“主力”。

　　一是孙传庭的秦军。

　　孙传庭自郏县败后，退保陕西，大肆扩军，终于在一年之后将部队扩编到3万人。就是这三万人，已经是关内明军最大的机动兵团。1643年，明廷以孙传庭为兵部尚书，督师陕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广、贵州、江南、江北七省军务，出关与李自成作战。七省总督，是有明一代设立的权力最大的方面大员，这也在侧面反应了此时明廷摇摇欲坠的窘境：一个集中了七省兵力的总督，手头上只有区区10营兵力3万余新募之兵。

　　二是盘踞在湖广一带的左良玉部。

　　左良玉自河南战败后，起家的5营精锐损失殆尽。退入湖广之后，左良玉沿途收集残兵败卒、大肆抓捕丁壮，凑集了近20万人，号称30万。但实际上，左部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连败溃卒、强征的百姓，并没有什么战斗力，就连数字也是虚报的。对此，明廷方面是心知肚明，对其战斗力也不抱任何希望，就连军饷也只给予2.5万人的份额。

　　四川方面，川军精锐数次东出、北上参与剿灭作战，几乎全部打光，彼时张献忠正图谋入川，四川方面自顾不暇，几无自保之力。

　　其他南方诸省如江南、浙江、福建、两广等地，或是军力孱弱，或是距离太过遥远，远水解不了近渴。

　　此时，明廷能掌握的机动兵力，只有孙传庭一部3万人。

　　大顺军方面，在河南击溃明军，占据荆襄后，大顺开始了建制整军。史载，大顺军光是中央直属部队就有五大营共计骑兵2.5万、步兵4.2万，共计6.7万人（不含伙夫、厮役等勤杂人员）。

　　这近7万人的力量多是李自成部老营精锐和3年多来在河南历次战役中收编的明军各部主力，战力较强。

　　此外，大顺中央部队5营230队，每队还有辅助部队和勤杂人员若干，共计约50-60万。

　　大顺军还有仿效明朝建制在湖北各地设置地方部队卫所13个。

　　整军之后的大顺军，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尤其是五营精锐，以顺军老营亲军为骨干，收降的明军正规军为主力，战力极强。

　　1643年前后的李自成部已经成为关内实力最强的军事力量，明廷的垮台进入了倒计时。

　　1643年，孙传庭二败郏县，所部3万人全军覆没。

　　此战后，明军彻底丧失了全部机动兵力，只剩下了陕西与畿辅附近的少量留守兵力。此时的北京城，就像一颗熟透的果实，等待着大顺或大清前来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