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衰败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这四点才是问题的关键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历史王朝总会在某个节点后盛极而衰。对于大唐王朝来说，这个节点便是“安史之乱”。那么，大唐衰败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便结合今人观点进行剖析，看看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偌大的大唐王朝土崩瓦解。

第一个：亡于少数民族政策

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较多，自中唐以来便已诞生了此类说法，称大唐的覆灭与不完善的少数民族政策有关。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河北胡化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这一观点的引申。

隋唐建立于乱世，唐廷吸纳了大量周边少数民族，但安置少数民族的政策并不健全，直接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出现“胡化”的现象。有学者认为，一旦“胡化”在边远之地普及，这里便会产生一种离心力，当地的人民缺乏对大唐王朝的归属感，容易被其他势力策动。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唐朝的少数民族的政策是相对成功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大唐王朝有不少胡人血统的大臣，这些大臣对唐朝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且行走在挽救王朝的前沿。唐朝的少数民族政策，与后世的满清高度类似。清王朝虽将最高军权牢牢地控制在满族手中，但却任用了大量中高层外民族将领。

在笔者看来，李世民的少数民族政策是成功的，但李隆基的少数民族政策却是失败的。李世民坚持将军权控制在“自己人”手中，即便任用了大量藩将，掌握最高军权的仍是汉族重臣及李家人。相比之下，李隆基却没有把握好这一尺度，任由军权被拿捏在高仙芝、安禄山等藩将的手中。

除此之外，从两位大唐皇帝任用的藩将身份上，我们亦可发现端倪。

李世民任用的少数民族人才，多为出身高贵的少数民族权贵，如：突厥王子、铁勒王子等，无不是少数民族贵族。反观李隆基，他任用的少数民族人才多是出身草根的寒门子弟，即“多是杂种贱胡”，例如：安禄山就是个出身杂胡的死囚犯。

虽说，“英雄不问出处”，但无法否认的是古代贵族阶层拥有平民所不具备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这些人一旦忠于大唐，往往会对中央产生一定的向心力。况且，这些少数民族贵族在当地享誉盛名，容易获得部属的拥戴。

相比之下，那些出身寒门的少数民族子弟，即便获得了高人一等的地位，也很难取得少数民族地区的拥戴。在这种不服气的心态下，这些人难免会心生反叛之意。

第二个：亡于科举制度

近日笔者在网络上看到另一种观点，同样引人深思：安史之乱爆发的首因，是失意军人与失意士人结合。

这一观点，是前文中“华夷之辩”的反证，持这一观点的学者给出的依据是策动安史之乱的幕僚多为汉人，而不完善的科举制正是这些汉人发动叛乱的首要原因。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虽然武周时期后科举盛行，但原有的门阀士族仍处于权力核心，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很难获得大权，即便有也只能算是凤毛麟角。

科举制的推行，无疑给广大寒门子弟出人头地的机会，让他们获得了成为人上人的机会，但即便是在科举盛行千年后，这项人才选拔制度仍无法满足读书人的需要。在文学领域我们能看到，唐代文人大多自负，唐诗中出现最多的便是“怀才不遇”的喟叹。唐朝的读书人，大多希望学有所成，“学而优则仕”，极少会像其他朝代怀才不遇的才子一样隐居山林（即便隐居山林也都是在多年名落孙山后）。

对于无法中榜的士人来说，他们的出路十分有限。科举失意以后，不少文人（尤其是那些颇有才名者）都会远走河朔，在军阀手下当幕僚，走一条“曲线救国”之路。藩镇军阀，与这些落魄文人有同样的心境，那就是对现实不满。这两股对现实不满的力量相互结合，对原本的秩序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

汲取了唐代前车之鉴的宋朝，在重文轻武的同时，大量启用士人，让读书人的出路更多。即便是多年不中的倒霉蛋，亦能得到中央倾向性政策的支持，通过其它途径混到“铁饭碗”，所以，宋朝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第三个：亡于开边政策

不少朋友认为，唐朝皇帝（尤其是李隆基）穷兵黩武，开边过度。还有不少人拿出了开元时期的军费记录，用以证明开边过度耗空国库的说法。

为什么这种说法不见史学家提及？

这是因为唐代的军费开支再多，也不会拖垮国家经济。我们不妨拿出唐代前后的汉、宋两朝，通过对比就能发现唐朝的军费开支不算多。众所周知，自天宝到开元，唐朝经济始终处于富庶的上升期，因此李隆基执政时期中央的军费开支实属九牛一毛。

况且，唐朝采取了“以战养战”的策略，所以在许多对外战争中非但不会耗费大量军费，还会凭借占地的资源发一笔财。这套策略，对国内经济反而起到一定推进作用。

笔者发现，很多朋友对唐廷穷兵黩武这一点的认识并不全面，将这种现象的成因归咎于皇帝个人，亦或是归咎于某个贪功的将领。

根据史料来看，当时的确存在不少想要去边疆立战功的将士。例如，王忠嗣持重安边，可他手下的兄弟却觉得跟着王忠嗣混没有什么前途发展，对他离心离德。为了安抚麾下的将士，老成持重的王忠嗣不得不采取一些激进的对外政策，在确保胜利的情况下发兵攻打辖区外的少数民族，让手底下的将士获得升迁的机遇。

然而，这些贪功的将士毕竟只是少数。

相比于常年混迹于边疆，指望着用军功博前途的士兵来说，内地的士兵往往有偏安的愿望。随着唐朝和平日久，内地逐渐出现了“不识兵戈数代人”的状况，距离中央较近的地方军甚至连怎么打仗都忘了。安史之乱爆发之际，内地的守军还闹出过这样的乱子：叛军的军号一吹响，便有被吓破胆的守军在城墙上跌落下来。

《仁本第一》有云：“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安史之乱中，我们能看到“好战”的边军及“忘战”的中央军，这一时期的大唐可谓兼具“好战”与“忘战”，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处于危亡已是大势所趋。

第四个：亡于军政制度

自高宗以后，府兵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直到李隆基登基后这项征兵制度彻底被募兵制所取代。必须要说的是，均田制只是府兵制的支撑政策，其本身的变动尚不足以影响到府兵制。朝廷逐渐废止了府兵制之后，均田制仍被保留下来。

唐代中后期的士兵，不论是在服役期内留守地方的守军还是终生服兵役的中央军，基本都是通过募兵制招募而来的。由府兵制到募兵制，军队完成了向职业化的转变。然而，这一转变是不完善的，在转变的过程中埋下了军队地方化的种子，使藩镇势力崛起。

安史之乱为何爆发？

笔者认为离不开府兵制被破坏时诞生的节度使制度。

显而易见的是，唐朝军事实力最强的时期，正是府兵制盛行的时期。李世民推行府兵制，所以贞观时期的唐军战斗力世界第一；高宗沿用府兵制，所以高宗时期的唐朝疆域最广。中唐之后，有大臣看到了制度转换后的弊端，所以恢复府兵制的呼声水涨船高。

有不少历史爱好者认为，唐代“天下财富，国都不藏”的政策，间接导致唐代地方权力威胁到朝廷，进而引发藩镇割据。说实话，这项政策的出台的确带来了地方政权威胁到中央政权的隐患，但凡事均有利弊，该政策亦有利国利民的一面。

且看安史之乱期间，国都被叛军攻占后，大唐仍能借助地方资源发动反击，这便是最有力的证据。

当时，东南财阀尚在，大唐天子可借此东山再起。张巡据守睢阳整整三年，若地方府库中没有庞大的积蓄打底，单凭城内军民宁死不屈的意志和草根树皮，恐怕也难撑过这三度寒暑。

反观后世的靖康之乱，汴梁一旦被金人攻陷，北宋便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连回环的余地都没有了。

总而言之，大唐之军政有利有弊，我们亦不能将唐王朝之衰败归咎于某项军政，这是有失严谨的。在唐朝发展的过程中，贞观、开元两大盛世是大唐各项政策利处的体现，那么，天宝年间的动乱就是各项政策弊端的体现。

后世的王朝，无不借鉴了大唐之兴衰。甚至，从唐王朝289年的发展史中，生于现代的我们亦能收获颇丰。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