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的另外一个战场——西方人眼中的文明国家和野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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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时代开启后，随着国与国之间交流的频繁，国际法就应运而生了。

当时西方各国都高度关注正义战争的理论，也就是战争的正义根基究竟是什么。

这一点很重要，要想通过战争带来法律秩序的扩展，那么战争必须有正义的根基。

对西方人来说，正义的标准首先来自基督教。

也就是说，他们首先是从超越于具体法律之外的宗教责任的角度，来思考战争问题，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基本上属于自然法范式。

随着基督教世界逐渐向外扩张，西方国家又力图把国际法的适用范围扩展到非基督教世界去。

紧跟着问题又来了。非基督教世界的那些国家，它们算不算跟西方平等的国际法主体？

在自然法范式看来，这些国家也都有可以打交道的君主，虽然它们的道德观与西方不同，但也能为当地带来秩序，那么它们当然是平等的国际法主体，西方国家要努力跟它们在国际法框架之下建立关系。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当时也还不够强大，所以只能追求与东方国家的一种平等关系，这就更让西方在国际法上只能采取自然法范式。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国家之间逐渐发展出越来越多的国际条约。

法学家们面对各种条约，努力要找出能把它们给贯穿起来的法理逻辑，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对于具体条约的分析，要找到条约间彼此互为解释的关系。

所以西方世界的国际法理念在19世纪逐渐进入到实证法范式。

如果哪个国家不能有效地理解、参与到这样一种实证法律体系当中，就会被认为无法有效地参与国际法，不能享有完整的国际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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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国家是在另一种模式中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不懂得西方的国际法那一套。

并且，这个时候西方又开始形成军事上的优势，可以强迫东方国家了，于是西方就在19世纪后期把世界上各种地区划分为三种。

第一种，文明人的国家，这些国家享有完整的国际法权利，欧洲和北美国家都属于文明人的国家。

第二种，野蛮人的国家，这些国家内部是有成型的政治秩序的，但是它们的文明水准还不足以能够参与国际法，也就只能享有部分国际法权利，土耳其、波斯、中国、暹罗、日本等国当时都是这种国家。

第三种，未开化人的国家，这些地方内部连成型的政治秩序都没有，比如非洲各个地方或东南亚一些地方，只能接受文明国家的占领，被文明国家所教导。

国际法发展到这一步，中国这类国家所属的野蛮人国家，就会面对一种很不利的状况，它们没资格享有完整的国际法权利，却被要求承担完整的国际法义务，权利与义务很不对等。

中国近代签的所谓不平等条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平等。

鸦片战争后，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虽然经常被称作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实际上在《南京条约》里中国可不是作为野蛮人国家被对待的，仍然被英国视作一个平等的国际法主体，因为当时西方的国际法主流还处在自然法范式下。

可是到了19世纪后期，尤其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之后，大清所签订的条约确实多一半是不平等条约了，这时候的大清已经不被当作一个平等的国际法主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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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西方的国际法范式的转型。

大清在1864年就出版了一本国际法著作《万国公法》，是由一位名叫丁韪良的传教士翻译过来的。

这本书是以实证法范式写作的，但是丁韪良出于让中国人容易接受的角度考虑，在翻译过程中经常用春秋大义来比附国际法上的规定。

而春秋大义讲究的就是要对政治给出一种是非曲直的判断，这是很近似于自然法范式的一种角度。

这样一来，大清官员很容易就把国际秩序理解成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列国秩序，把大清看成仿佛是周天子的国际共主。

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各种实证性的国际法没什么概念。

更进一步，即便他们知道那些实证性的国际法，也不会把核心关注点放在上面，因为自然法范式更重视的首先是大的义理而不是具体条文。

更何况，西方人也曾经在自然法范式下与中国打交道呢。

结果就是，西方世界的国际法转变为实证法范式之后，中国被视作野蛮国家，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再来看看同处东亚的日本。

日本对于国际法的最初了解，还是通过从大清引进《万国公法》开始的，所以最初日本也是通过自然法范式来理解国际法的。

但是，日本人觉得《万国公法》这本书不解渴，在明治维新之后大量派人到西方去学习，很快搞清楚了西方在国际法范式上的变迁，懂得了如何能够有机会以平等身份融入国际法秩序。

所以，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中日两国在国际法方面所做的功课就有很大差距。

日本在战争中及战争后做了大量国际法层面的宣传，把自己表现得特别懂国际法，把中国表现得很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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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日本把战争变成了其国际法知识的大秀场。

比如，日本天皇在开战诏书中明确表示日本会遵守国际法，同时用日语出版了各种相关的国际法著作，作为军队作战时的国际法参考用书。

战争结束后，又马上派人前往欧洲，战后第二年开始，就以法语、英语、德语等语种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介绍甲午战争中日本的各种国际法实践，以此表明日本已经有能力严格依照国际法来行事。

在日本人写的这些著作中，中国的军队则被描述为没有能力依从国际法，仍然保有各种野蛮的战争习俗。

而中国人自己写的相关著作则极为有限，只有很少的一点基于义愤的文章，根本没有能力把它转化为具体的国际法探讨，指出日本人究竟违背了哪些国际法准则。

两相对比，高下立现。

西方人一看这架势，就改变了对于大清与日本的定位。

远东的国际秩序是由世界霸主英国主导的，英国希望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代理人，来主导地区性秩序。

本来英国希望能够让大清做这个代理人。

但是甲午战争让英国人改主意了，希望由日本做这个代理人。

日本开始被承认为“文明国家”的候选人，大清则被视作一个没有能力参与和理解国际法秩序的野蛮国家，要被西方与日本共同地进行文明教化。

大清作为野蛮国家就不能享有完整的国际法权利，在进行国际谈判的时候，由于这种身份残缺，总会遭遇到各种不公平。

于是在这之后，两国在国际博弈上，一方事半功倍，另一方事倍功半，这些差异就不断浮现出来了，两国国运走上了不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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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会说了，西方列强讲的是强盗逻辑，跟它们讲法有用吗？

其实，不管是什么逻辑，要的都是秩序，有秩序，才能让财富保值增值。

黑社会不讲法，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社团“法”来维持秩序，都乱哄哄的，怎么发财。

不管是当时的国际环境，还是现在的国际秩序，我们都得承认，还是西方主导，不管是当时的大清，还是现在中国，要融入世界，就得遵循国际法。

一个法治国家，才能称得上是文明人国家。

联想到蛋壳公寓这次暴雷事件，房东和租客，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闹事了报警，警察也是和稀泥，让一人承担一半损失。

至于法律到底是支持房东收房，还是支持租客继续住，没有人知道，法院也不给判决。

反正政府要的不是法律说了算，要是大家都别闹。

其实，可以让每座城市的地方政府统一收集信息，交由法律仲裁机构统一下法律建议书，到底是支持房东收房，还是支持租客继续住，给个明明白白的法律解释。

根据仲裁机构的建议，有不服的，就自己去法院起诉；服的人，就按仲裁机构说的做，该搬的搬，该收房的收房。

这才是法治社会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