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后,因了对文化的各种善良想象与希望,各种“后”、“新”之学开始流行蔓延,“后鲁迅时代”以同样的缘由被文化界杜撰了出来。
01
“后鲁迅”,意味着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鲁迅可以宣布告别了。于是,鲁迅文章分批次地被清理出语文教材,最后连《阿Q正传》、《呐喊》这样的经典名篇也不可幸免。
这不免让人想起1928年的那些以宣判阿Q时代的死刑来急切证明自己进步、先锋的文学家们。
实际上,阿Q所揭示的国民性病症至今仍顽梗于我们这个缺少自省的民族的精神根脉中,阿Q的时代仍然与时俱进、如影随形地跟随着我们这个时代,并时常令我们跟随鲁迅的文章去反复惊叹!
仅此而言,鲁迅身后的时代仍然是鲁迅的时代,鲁迅时代与鲁迅之后时代的沉重问题,以及鲁迅以思想者的自觉面对、承担、思考这些问题的沉重价值与意义,并非“后鲁迅时代”这样一个轻巧的名词就可以悄悄绕过去的。
无论喜欢与否,超然与否,我们都必须面对这个各种问题依然存在的时代与社会。也因此,我们仍不得不重新面对鲁迅所曾经面对的同样严峻的问题,去满怀同情地阅读他写于黑夜里的喷着火焰的文字,去聆听他在荒凉大地上那一声声凄厉的战吼。
面对时代的黑暗与不公,从不媚世从俗的鲁迅是不惮在虚假的“平安”中发出批判的恶声的,他因此把自己的文章称为枭鸣,并且终生奉行着这样一种抗天拒俗的自由意志与精神。
这使得他往往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而尤为权力者所不喜。对于任何一个存在着权力主导的社会意识来说,鲁迅的思想都是不合时宜的,所以他的“横站”命运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然而奇怪的是,曾有一段时间,终生反抗权力而被放逐于权力之外、处处碰壁的鲁迅思想在其身后被新的权力扶持与推崇,鲁迅被解释成了处处合乎时代的大文豪、大思想家,鲁迅生前备受压迫的文字经过“专家”们注释与修订后也俨然成为一部教育民众的经典。
尽管认为文艺与政治是会发生冲突的歧途,鲁迅还是被称颂为革命家;尽管只喜欢做“夜颂”式的反思文章,鲁迅研究中还是出现了大量的颂歌文章。比此更奇怪的是,许多学者参与其中,热衷其事,且不为怪者。
于是,在这样“批判的继承”中,鲁迅思想中更多、更有价值的命题悄然流失了。
鲁迅思想遭遇“涂抹修订式”的研究结束于一场文化浩劫之后,虽然至今仍有某些学者乐意为之,但似已堕入末流。
鲁迅思想的重新回归后,开始与主流话语圈渐行渐远,“回到鲁迅”、“反抗绝望”、等重要命题的发现显示了鲁迅思想的复活与复兴。
但是,鲁迅是否还会“中兴”,劫难是否就此结束?我并不很乐观,只要有永远随风倒的“学者”在,永远能跟随时尚的“学术”在,种种文过其实的鲁迅研究,我想是不会消亡的。
鲁迅思想,我以为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最不适合为所谓学术做高头讲章的。他的思想,从来不是在沉静的书斋中完成的,从来都是指向切实的中国问题;他的思想是合乎现代中国的思想,但却是直指问题与残缺的,是独立的、批判的,而非迎合时尚、应景时需的。
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
“对于时代环境,怀着不满,要它更好,待较好时,又要它更好。”
可惜的是,鲁迅的这种合于现代中国建设需要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恰恰消失在许多掩耳盗铃式的鲁迅研究中。
02
老实说,时下“扬胡抑鲁”的流行风气,诸如“胡适还是鲁迅”之类,我总疑心这也是文化界掩耳盗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胡适与鲁迅的思想与话语方式自然有别,但许多地方比如争自由、求改良等也是相通的,可以互补,而非对立。
为什么后人,不能从这两大资源那里汲取各自所需的精神滋养,反而非要为故去的两位思想先驱你死我活的打一番不必要的擂台呢?
现代中国,需要胡适思想,亦需要鲁迅精神。鲁迅的精神是“药”,胡适的思想是“饭”,饥饿的民族最需要“饭”,但不要忘了,鲁迅这副“药”,永远是不能或缺的。
这才是胡适所说的“持平之论”,才是胡适一生所信奉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精神。
遗憾的是,一些独尊胡适的学者,丢弃的不仅是假想之敌鲁迅的精神遗产,还有自己偶像胡适的思想精义与神髓。退一步说,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在现代中国弥足珍贵;而在胡适止步的地方,鲁迅与权力彻底决裂、反抗奴役的精神,是否也可以借鉴呢?
看看中国当下文坛与影视界歌颂帝王、权力的主旋律漫天飞舞的现象,胡适的适时登场,我总觉得这也是其中掩耳盗铃的思潮之一。
胡适研究其中不乏真诚严肃的研究者,我所忧虑的是被人普遍忽视的话语转换背后的权力关系,在人们转而崇拜新的知识偶像时,鲁迅是否就是一个需要抛弃的牺牲与代价?
我们应该抛弃鲁迅思想中曾被扭曲的权力阴影,但是否也要恢复、寻找被权力阴影所扭曲的鲁迅的本真思想?
而在轻率、浮薄的顾此失彼中,曾经合乎时宜的鲁迅研究中所流失的知识分子精神,是否也会在合乎时宜的胡适研究中同样流失?
而厌弃权力世界的鲁迅被学者所厌弃,这与他曾经的被权力所亲近的研究热潮是否也存在着默契与一致?
如果是,那么,下一个又是谁?
03
“五四”以来所奠基的中国现代思想传统在特殊时期被颠覆后,都需要恢复,都需要重建。
为了恢复失去的传统,多说鲁迅我以为也并不过分。“过分”的只是将鲁迅文章多次清理出语文教材,以遮蔽鲁迅思想价值的翻云覆雨与轻薄恶劣。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鲁迅,试图走近鲁迅,“成果”可谓夥矣,而事实上,又有多少人从精神上真正理解了鲁迅,走近了鲁迅?
而如果我们不能从精神深处亲近鲁迅,在内心世界与他沟通、对话,达成心的理解与同情,又何谈反思与承扬?
当鲁迅所曾面对的问题依然迫切、严峻,当鲁迅的思想遗产亟需我们这个时代重新恢复与解释时,对鲁迅思想的被抛弃,让我们却依然感到一种遥远的隔膜,这是很可哀的。
在当下这个时代,与鲁迅的隔膜,说明的只是我们的欠缺,而非鲁迅所欣幸的超越。
当我们在这个时代去有意识地选择背离鲁迅时,不是鲁迅所期望的速朽的时代已经过去,而是面对贫穷、苦难与黑暗,我们选择了转身背对与闭眼睛。
当我们从鲁迅的为沉默的底层大众去揭示人生病痛,转而津津乐道属于自己的名声、钱与权、房子与车子的问题,这是文化界又开始踱进玻璃洋房吃糖果、受优待的夸夸其谈的光荣,也是渐离大众、掩耳盗铃的耻辱。
当我们撇下耗费心血写下浩浩数卷的鲁迅文字时,在纸页之外,是否同时也留下了他的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
当公众的鲁迅印象还是过去的权力时代所描绘的一个苍白的战士形象时,我们是否还在重复过去掩耳盗铃的涂抹角色?
当我们在自己的内心与鲁迅有对话、有反思,也才会对鲁迅的思想遗产真正有所承继,在鲁迅止步的地方,发现问题,寻索意义,继续前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界只有回到自己,才有可能回到鲁迅,当我们能真正回到鲁迅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才真正找回了自己。
如此,文化界也许才能少一些鲁迅所厌恶的“伪士”、“做戏的虚无党”,大众才能对鲁迅之“民族魂”多一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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