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为何斗不过讲“仁义礼智信”的儒家？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周朝历史进入后半段，王室衰微，礼崩乐坏，逐个崛起的诸侯渐渐不把周天子放眼里，楚庄王甚至直接问鼎。这个时期，中国历史趋势是朝着封建化去的，昔日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注定要被淘汰。但，新兴诸侯短时间内谁也无法完成统一，他们急需人才为新的社会秩序提供理论指导，于是百家争鸣出现了。

根据《汉书·艺文志》对那个时期的记载，当时诸子百家中数得出名字的就有189家，后来的《隋书》和《四库全书》资料则说诸子百家数量上千。无论这个整体数量是怎样，最后形成有影响力流派的不过十多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方技家等），其中儒家和法家对后世影响都十分深远。

秦朝曾出现“焚书坑儒”，汉朝又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罢黜不是指儒家之外流派的主张完全消失了，而是儒家被选中为封建王朝思想文化的正统。比如法家思想就依然沿用，让西汉中兴的汉宣帝反对让儒术一家独大，他认为治国应该“霸道”、“王道”杂治，这霸道就包括了法家刑法思想，“本以霸王道杂之”。

但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法家从来都是站在儒家背后，儒家掌控社会舆论，划定思想界线，法家作为一种维持稳定的“术”存在，比如三省六部中的刑部专管司法刑法，“掌天下刑罚之政令......尚书侍郎率其属以定议，大事上之，小事则行，以肃邦犯”，法家的实用性多过教化民众的需要，教化民众那是儒家的事儿。

自科举制确立以来，儒家经典是读书人的教材，即便任职于刑部，官员仍然是读儒家学说出身，儒学先贤孔孟更是封圣，千年来祭祀尊崇不绝，这些都是法家所不能比的，可以说在封建时代，法家怎么也斗不过看起来温吞吞毫无杀伤力的儒家，这点很有意思，因为早在战国时期，法家就很看不惯儒家了。

法家的代表人物不少，经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发展，在战国时期趋向成熟，出现了一个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关键人物：韩非。韩非整理了前人的学说观点，综合之后提出了更加激烈的法学主张，和强调“仁义孝悌”的儒家格格不入，就差把儒家弟子祖先都拎出来骂一遍。

韩非子在《五蠹》中提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什么意思呢？儒家是主张克己复礼的，孔子就想着恢复周朝的礼乐宗法，强调仁爱，韩非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他认为儒家那些道德说教都是陈腐破烂，儒家重视的“礼乐诗书”都是早该被淘汰的远古垃圾，要维持一国稳定，就必须“以法为教”。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韩非代表的法家，在和儒家争夺“教”的地位。谁能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更受君主的青睐，谁就能更加深入人心，上到庙堂下到江湖都有其学说散播，然后长久传承下去。为此，韩非犀利地指出了儒家的一大堆缺点，他说“儒以文乱法”，儒家私学妨碍法治，不利于君王维系稳定。

此外，韩非子还骂儒学是“愚诬之学”、“贫国之教”、“亡国之言”，这一点倒是跟近代提倡新文化、主张废除传统儒学礼教的学者看法相似。韩非子主张定法家于一尊，他的前辈商鞅同样鄙视儒家，商鞅表示儒家学说不过是一些“高言伪议”，其理论都浮在表面，起不了富国强兵的实际作用，因此他也强调“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

事实证明，商鞅辅佐秦孝公，重视农战、轻道德文化教育确实让秦国从贫弱走向强大，跻身战国强国之列。但，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却只历经二世14年便走向毁灭，还落得个“暴秦”的名声，反倒是被法家百般瞧不起的儒家日渐繁荣，在孔孟二圣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董仲舒等后继者，董仲舒将儒家准则扩成“仁义礼智信”五常，后代代沿用。

儒家在思想文化层面上长久起主导作用，直到现在，反映儒家价值观的古语照样是人人会背两句，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个人以为，现代社会许多人喜欢抢占道德制高点，借着三观名义对一些法治案件中的受害者随意指点批判，甚至衍生出荒唐的受害者有罪论，其中恐怕就有几千年来儒教洗脑的原因。

从这层来看，法家在中国历史上与儒家相斗一直落于下风，要探究原因，还得回到汉朝前法家思想自身的一些特征上去。仍然以韩非举例，韩非的主张是禁绝其他学说，独尊法家，在他看来君王如果任由民众被这些五花八门的学说影响，民众就会是非不分；君王如果自己也兼听这些学说，同样会造成治理混乱。简而言之，韩非和商鞅一样，都想简单粗暴、搞严格单一的思想专制。

但法家思想专制与儒家不同，打个比方，法家是硬刀子，儒家是软刀子，严苛的刑罚是直接割人血肉，无孔不入的礼教是慢慢渗透进血肉，如果想维护稳定，缓和社会矛盾，后者无疑比前者更好用，这是法家输给儒家的一点。

在君臣之道这方面，法家主张也比儒家激烈。韩非提出要尊君卑臣，把君主和臣子摆到了矛盾对立面，“强公室，杜私门”，君王必须有绝对的权威，君王定法出令，一切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君主的手中，而臣子不能有自己势力，以免成为误国权臣。但这显然不符合封建王朝的需要，君王只能平衡势力，如果臣子毫无利益可言，为什么要傻头傻脑地忠君？

韩非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儒家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肯定贵族的特权，把礼教看得比律法重，这又符合了封建时代贵族集团的利益需要，封建王朝是私家财产，如果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话，皇帝身边还有亲信拱卫吗？

所以法家的法治长久作为辅助而不是主流思想存在，而儒家却历经千年发展变成了更适应皇权需要的教化武器。用道家的话来说，这大概也算一种“以柔克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