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贪腐从开始便注定：600干部配千余人侍奉，住皇宫都不满足

咱今天讲讲苏维埃政权刚建立那会儿一段十分有趣却又充满讽刺意味的历史。

“十月革命”过后，苏维埃政府的首脑们发现，眼下局势比预期要糟糕得多。且不说国外和旧俄势力虎视眈眈，“烂摊子”这个词恐怕都不足以体现出国内局势有多糟糕。那些宏伟远大的目标先不提，大量百姓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从数据来看：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3年里，全国有近一半的洗衣房和超过1/4的浴室无法使用，20.2%的发电站与15.4%的净水设施被荒废；完好的公共设施大多集中在主要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还专门为权贵服务。也就是说，普通百姓有地方住，能隔三差五地洗个热水澡，那就算相当相当不错了。

更要命的是，接踵而来的战争让这个本来贫穷的国家更加艰难。为抵抗敌对势力，苏维埃政权将资源集中调配，大量住房被转为他用；除了被改造为兵营、作战室和战地医院等军用设施外，这些房子还有一个十分简单的用途——被拆毁，劈成柴火用于取暖。据资料：1919年冬季，有约2500栋木质房屋被莫斯科政府征用。都说“竭泽而渔”是一种近乎于自杀的生存方式，“拆屋取暖”显然比这更糟。领导们深知，如果不能尽快解决问题，苏维埃政权怕是也撑不了多久了。

好在领袖们并不迷茫，前人早就为他们指明了出路。

早在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傅里叶提出过这样一种构想：在封闭的小空间中弄出一个“小社会”，在拥有社会的主要元素同时，这样的小圈子还能保持高度的集体性。这样的构想不但非常符合苏维埃政权的定位，更重要的是能够解决燃眉之急，当局立马决定大力推行。出于成本考虑，政府并没有大兴土木建造这样的“小空间”，而是挑选了一批房屋，将它们改造成一间间可供单人或是家庭居住的宿舍；这些住所不配有厕所、厨房等，要解决相关问题还需去公用设施。

苏联政府其称为“住房公社制度”，1923年，当局一口气搞出了13栋“苏维埃楼”。毫无疑问，这些住所首先要解决领导的居住问题。当时苏联家底并不殷实，加上苏维埃政权是从社会中下阶层中走出来的，万不敢铺张；但要让国家的领导人和决策者们像普通百姓一样住条件简陋的集体宿舍，这显然又不怎么现实。因此，当局采用了一种较为折中的办法：政府征用了一批旧俄时代的宾馆、酒店和贵族学校等建筑，还把它们按照档次进行了划分。最好的一部分提供给国家领袖或是政府要害部门的首脑，例如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校舍，最负盛名的领导者们大都居住于此。虽然住客仅有约600人，但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医生、保安和厨师等工作人员超过了1000人。

稍差点的住所通常提供给重要的国家机构的负责人、委员等等。倒不是说这些由酒店改造成的房间条件不好，而是它们不如前者敞亮气派。当然，有一部分大人物出于方便工作的考虑，更加偏向于选择住在这里，如捷尔任斯基、布哈林等，这样一来，他们做出的决策能够更快地传达到下属那儿。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级别的住所有点“限量供应”的意思——不少官员身份够格却仍没法享受，只有等那些资历更老、为国家作出贡献够大的老领导腾出空房后才能搬入。基层官员则被安排到条件更差的住所中，它们大多由旧俄时期中产阶层的公寓改造而成，虽说远不及前两档豪华，但起码有配套的卫生间等设施，居家过日子绰绰有余。

领导的居住问题一解决，平民百姓就没这么多讲究了。为百姓准备的苏维埃楼条件有好有坏，有的宽敞明亮，干净整洁，有的则阴暗潮湿，甚至四处漏风。对大部分人而言，能分到怎样的房间完全看脸。有些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后来回忆：他们经常在半夜被噪声惊醒，睁眼一看，被子上正趴着几只大老鼠跟他们对视呢。另外，受限于条件，即便是在酷热的夏天，每人每周也只能洗一两次澡。即便如此，相比于过去风餐露宿的日子，民众对这样的生活已经十分满足了。截至1928年，苏联各大中城市都建立了数以百计的苏维埃楼，其中仅列宁格勒就有超过1万人获得了居住保障。

正当住房公社搞得如火如荼时，一部分人却变了心。早在1922年8月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上，与会者们就一个问题展开了讨论——领导究竟该不该获得品质更高的生活？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国家领袖日理万机，理应获得最好的生活保障；虽然不该搞铺张，但一味的禁欲主义同样也要不得。后来，一份名为《关于领导干部的物质条件》的决议在会议上通过表决。表面上看，这份决议带着明显的谄媚意味，它却也为后来所发生的事埋下了伏笔。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苏联国力得到了一定增长，掌权者们又把当年的问题挑出来讨论。作为妥协，当局有意识地在住房公社中混入一批豪宅，以“分配”的名义分给权贵。有意思的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列宁就做出了明确指示：任何干部家庭或成员的住房都应受到严格控制，每人不得超过一间。事实上，列宁本人在克里姆林宫就有6间豪华住宅。其他人则上行下效，虽说不敢打破红线，但领导也只是说了“只能拥有一间”，没说这间有多大不是？结果，新修建的为高官准备的住房中出现了许多户型大得夸张的豪华包间。

没过几年，官员们几乎没有人愿意再住在最初的那批苏维埃楼里了，住房公社制度在权力圈子里逐渐变得名存实亡。眼看着那些地位不高不低的官员在豪宅里享受着高品质生活，住在昔日皇宫中的那部分实权大佬反而觉得有些落寞。米高扬曾如此感叹：“这里（克里姆林宫）荒无人烟，宫殿好像被恶魔施了妖术。似乎所有的人都永远地睡着了，这儿总有一种神秘感和压抑感。”

物极必反，列宁还在时，人们尚且能将心中的欲望压制；等列宁一走，人们的情绪就彻底释放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斯大林出于“高薪养廉”的考虑，为官员提供了优渥的福利保障，官员纷纷搬进了专门建造的别墅中。事实上，在当时的苏联，住别墅并非很奢侈的事情，手里稍有点本钱的苏联百姓都能住上；然而，为了彰显自己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官员们尽可能将自己的寓所修建得富丽堂皇。米高扬后来也这样描述自己在搬离克里姆林宫后分到的房子：“它是用红砖建造的，哥特式城堡风格。三个方向都有大理石台阶铺就的门……整个地板都是大理石的，大厅还挂着圣母像，连画框都是意大利做工的大理石框。”此时，对这些手握国家权力的人而言，宅邸已不单单作为寓所而存在了，它们俨然变成了炫耀权力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