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页举报信背后，被学阀奴役的中国学生

近日，一篇题为《实名举报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张裕卿教授和其女张丝萌学术造假》的文章，在网络疯传。

流传出来的文件共有123页，堪称揭黑界的巨著。

与其说这是一篇揭露造假的文章，不如说它本身就是一篇生动详实、有理有据的打假论文。

首先，我们打开封面，标题清晰简洁，一目了然。“天津大学化工学院”阐述了事情发生的地方，“张裕卿教授和其女张丝萌”指明了行为人，而“学术造假”则说清了主题。

“实名举报”露出的作者姓名，无疑是昭示着明人不做暗事，沉甸甸的信用背书。

接着往下看，是目录。

章节层层递进，有简介，有详述，还有结论，连参考文献都标明了，严谨程度可见一斑。

在简介里，作者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背景，说自己是来自普通农民家庭的学生，因为心揣梦想考上研究生，决心励志走向科研道路。

当他自己第一次和导师见面时，心想运气真好，能遇到这样一位又有能力，又有热情的老师。

没想到，上了几堂课以后他就发现，自己的同学们对老师很不耐烦，课后还对他破口大骂，一开始，他颇为不解，好几次都想找这帮人理论。

结果，等到他自己去实验室帮导师做实验的时候，才突然在实验记录里发现了许多弄虚作假的行为。

他想弄明白，但同学们都瞒着他，一个巨大的疑团在他心中慢慢形成。

在一次实验中，由于效果不行，作者希望老师亲自试试。没想到，老师啪地一下，很快啊，勃然大怒，将作者训斥一番。

直到这时，作者才明白，在这个导师的下面，造假，原来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师兄师姐们告诉作者，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三条路，一是跳湖解脱，一是退学回家，一是造假毕业。

那种天地之间无路可走，逼人从恶的境况，让人看得心头一紧。

随着他学生生活的继续，越来越多的秘密被逐渐挖出来。

张裕卿不仅论文造假，而且简历造假，自称高级研究学者，但经历存在严重造假行为。

用假数据造图，张裕卿让自己摇身一变，从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

甚至连张裕卿的女儿，背后也一样有黑幕，张裕卿给女儿占用保送名额，致使一位考生无辜落榜。

在论文环节，作者本着严谨的态度图文并茂，用证据一张图一张图地实锤，具体导师哪里作假了一一点出。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四点诉求，不仅要求处分这样的作假教授，而且要求妥善处理张裕卿过去和现在的学生，要求赔偿，要求健全教师监管制度，足见其心思缜密，早在发声之前，就把后续都想好了。

真是越看越触目惊心，越看越心意难平，同时也越看也越对作者肃然起敬。

作者不仅思路清晰，逻辑严谨，文笔流畅，而且是苦心孤诣、经年累月，搜罗如此多的证据，冒如此大的风险，给腐败的学术界奋力一击，不仅仅是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更是在为所有高校学子争取权益，不可谓不勇也！

我完全理解他这样做的决心，因为在如今的高校，导师利用职权欺压学生，早已屡见不鲜，弊病早就到了不得不除的时候。

不久前，华中科技大学也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情。

学生因为宿舍安排不合理，找后勤处反映无果后，便向学院副书记郑强教授求助。

郑强教授听闻学生的不公正待遇，当即火冒三丈，情绪激动起来：“我今天就把自己的党籍和职务撂在这里了，也要进去掀了他的桌子。”

然而，结果却是这位郑强教授被学院通报批评，并取消两年的评“优”资格。

一个墙壁开关就标价3000多元的学校后勤处，究竟有多黑暗，各位可以自行想象。

一个方某人，举国声讨半年多，至今稳坐钓鱼台。

而这位为学生挺身而出的郑教授，竟挨了学院的通报处分。湖北的文化教育领域，真真是奇哉怪也。

毛主席那个时代喊了很久要打倒的学阀，现在在教育界又卷土重来了，为祸一方。

学阀就是学术流氓，借助知识垄断，把持教育界和学术界。在学阀之下，还有学匪、学棍、学霸，为非作歹，横行无忌。

他们上可以混淆视听，下可以妖言惑众，他们虽不能控制人的身体，却能影响人的思想，他们杀人不见血，杀人还诛心。

仅仅这段时间，前有浙大女博士因不堪导师骚扰后跳楼自杀身亡，后有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投河自杀以死明志。

学阀古已有之，可以说是封建时代最顽固的势力。

从光武帝开始，东汉历代皇帝很热衷于学经，于是推动了一场场全民学经热潮。而带来的后果是，迅速形成了众多的“学阀型”的世家大族。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由全国名儒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白虎通会议记录）

这些世家大族们把某种儒家经典作为自己的家学，从而世世代代在帝国享有高官厚禄，而且垄断了国家官员选拔的途径。

东晋时，“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与皇帝势均力敌，成帝司马衍见王导时，要起身相迎。

唐代的牛李党争，两大学阀挥拳互殴，打了四十年，从此埋下祸根，让王朝逐渐覆灭。

两宋时期，门阀消灭了，但学阀却更加来势汹汹，一帮阴暗卑鄙软弱无能的士大夫，天天恐吓皇帝，让他放弃北伐，自顾自己的安乐窝，哪管天下苍生。

明代的东林党更是夸张，自己组织黑社会，暴力对抗中央巡视组，为此还倒打一耙，煽情地写下《五人墓碑记》，一时令人傻傻分不清，到底谁才是受害者。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

1927年3月，北伐战争风起云涌，国民革命军克复上海。

5月4日，上海特别市党部、学联会、东路军政治部、淞沪警察厅及上海各大高校等各界团体数万人，聚在上海的公共体育场， 召开了“五四”运动纪念大会。

在这次演说中，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对上海各高校学生称: “此外， 你们还有一种特别的任务， 就是须要拿上海所有的学阀， 一齐打倒。”

国家政权即将更迭，在如此重大意义的政治仪式中， “打倒学阀”竟然成了上海政、学、党、军界的一致追求。

而且，国共两党都喊出了这样的口号。

为什么？

因为清末以来，江苏省教育会在以张謇为代表的地方士绅的支持下发展，逐渐形成一张笼罩东南的权势网络。

这张网络跟直系军阀暗通款曲，长期在当地只手遮天，为祸一方。

江苏省教育会的许多人，都曾是同盟会会员，资格很老，背景很硬。

随着国共政党势力开始在苏沪学界扩张，在他们动员下，各地都发生了澎湃的学潮，这使江苏省教育会对苏沪教育权的控制受到了干扰。

1923年，国民党人想借江苏省教育会名义，在上海广设平民学校以开展党务活动，遭到了江苏省教育会的拒绝。

这种不合作的态度让汪精卫非常不爽。

1925年1月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突然发布命令，免去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校长郭秉文的职务，由胡敦复继任。

大学历来是成为各派政治势力争夺的重要阵地，作为独立王国的江苏学界自然对此很不满。

胡敦复前往东南大学强行履职，结果遭到学生的围攻，有学生对胡拳脚相加，强迫胡写下声明：“为尊重公意，永不就东大校长职”。

这场运动中，是江苏省教育会在暗中操纵。

国民党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将江苏省教育会痛斥为“学阀”。

共产党人恽代英抨击江苏省教育会：

“向来与军阀打成一气，引诱着学生醉生梦死的过日子，他们教学生死读书，讲究享受恋爱，不要加入政党，不要过问政治; 他们用这些法子，以软化江苏一般青年”。

“江苏省需要一个空前绝后的普遍的学潮， 把这般教育界的流氓驱逐净尽，一扫数年来他们所酿造的妖氛” 。

学生终于开始意识到: “从前我们只知道‘打倒军阀’， 却不知道‘打倒学阀’”， “‘学阀’其害之大， 其虐行之苦， 也不知比军阀更多几倍呢！ ”

1925年爆发了五卅运动，学生们群情激愤，纷纷表示要走向街头。

当这种情绪日渐高涨之时，各大学校却想了个办法，放暑假让学生回家，来消解学生运动，屁股坐到帝国主义那边去了。

1925年8月，暑假之际，上海大同大学的学生会决定不离校继续爱国运动， 并发行《大同大学暑期特刊》，但校方却登报否认该刊为大同大学所办。

大同学生会登报声明，并质问校方，双方起了冲突。

10月，直系孙传芳入主江浙，与江苏省教育会同流合污，蝇营狗苟。

他们对学生入党、干预政治十分不满。

当时，江苏教育会的领袖是黄炎培，和关系密切的江苏省长陈陶遗在年底发布通令，要求师生“对于任何党系不准加入，已加入者即日脱离，如有阳奉阴违，一经查出，职教员辞退， 学生除名” 。

1926年3月，适逢五卅周年纪念，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担心再次爆发大规模群众运动。

于是，工部局在3月18日办了一场晚宴，出席这场晚宴都是苏沪学界名流，如虞洽卿、黄炎培、沈恩孚等。

工部局的目的，是请求商量应对方案，要各方“用强力抵强力，以维持公众之安全，所望此种事会不致发生”。

很快，工部局宴会的消息经各报披露出来，立即坐实了激进学生的论断。

学阀，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

就在同一天， 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 消息传到上海， 引发学界震动。

学生们立即组织罢课示威活动， 这令各校校方极为不满 ，许多学校在强力压制下开除了闹事学生。

1926年下半年，广州国民政府宣誓北伐，兵锋直指江浙。上海学生受到鼓舞， “打倒学阀”的呼声日益高涨。

而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江浙士绅，担心北伐军进攻江浙，于是成立了“苏皖浙三省联合会”， 主张联省自治。

革命军势不可挡，军阀孙传芳节节败退，江苏省教育会没有大腿可以抱了。

1927年3月21日，上海市中小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派人查封江苏省教育会会址， 会址大门上被贴上了“打倒学阀， 打倒破靴党"的字条。

黄炎培听闻自己遭到通缉后，连夜逃离了上海。

打倒学阀的运动，看起来好像赢了。

然而，1927年9月，国民党三个中央合流。12月，蒋介石再次上台，国民党对于学生运动逐渐转向限制与控制。上海市党部及下辖的上海市学联的权力缩减，上海学联的经费难以为继。

“新学阀”的名号又接踵而来，在三四十年代，仍旧是一个抹不去的标签。

两千多年了，作为封建残余的学阀仍然对人民敲骨吸髓，成为一个硕大的毒瘤。

建国后，教员把知识分子派往农村，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受劳动改造。

结果，部分知识分子就觉得这是屈辱，是痛苦，是斯文扫地，是受压迫，无法接受。

于是，教员死后，曾经被打倒的学阀们死灰复燃，以复仇的形式，疯狂对那个时代进行污名化。

事实上，无论是牛结晶胰岛素的合成，还是抗疟良药青蒿素的发现，这些诺奖级的科研成果都诞生于我国五六十年代。

这样的现象，绝非偶然。

一位参加过“两弹一星”的技术攻关过程的老工程师，道出了其中的秘密。

首先，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斥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

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可以和老科学家同场辩论，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大拿，也常常参与这样的活动。

那时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阶级的藩篱不复存在，一些老工人也一起来讨论，在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上能够集思广益，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许多项目是越做越好。

其次，技术私有的观念被破除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如果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

可以说，这是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

最后，社会主义拥有高灵敏的协调机制。

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只能用机械方式实现，那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

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他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就找到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

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的教育骤然掉头，从全面学苏，走向全面学美。

中国学术界诞生了一批以“新三届”为主的学术明星。

早年的曲折经历以及经济上的困窘，使他们心理扭曲，急于寻求补偿。那些饿其体肤的记忆、上山下乡的磨洗，对比“脑体倒挂”的尴尬后，终于变成对资源的索取和对权力的贪婪。

能从千军万马中能够脱颖而出，挤上大学独木桥，进而占据大学教席，在学界尽得风流，说明足够聪明。

但他们从来缺乏对学术真正的敬畏，甚至缺乏做人的底线。

他们住上了豪宅，开上了名车，娶上了美妻，顶满了各种头衔和荣誉。可他们的学术课题，往往言不及义，空洞无物，剽窃成风。

金庸武侠中的江湖门派，讲究论资排辈，等级森严，师父教徒弟武功，徒弟就要无条件为师父服务，但凡有不满，就会被逐出师门。

学阀门下，同样等级分明。

导师可以视作学生的师父，而学门成员之间以学缘关系为构成基础，弟子按照入门时间分为大弟子、二弟子、三弟子……他们往往管自己的导师叫老板。

老板们领来课题后，不仅没有兴趣或精力来指导学生，反而要靠学生来完成课题，学生一进校就沦为课题廉价的主要劳动力。

老板们从课题中抽出九牛一毛给学生，学生就得感恩戴德——因为大部分学阀让学生干完活是一毛钱都不给的。

课题做完后，老板就欣然把自己的名字署在第一位，然后运作在核心期刊发表。

在这种学术模式下，今天的中国大学几乎变成了高级技工学校。

《人民日报》当初曾评论：

“苏联叛徒们还把‘物质刺激’原则搬进学校。特别在高等学校里，他们巧立名目，实行高额助学金、奖学金和学位、学衔制度。

表面上是刺激学生钻研书本的积极性，实际上是用金钱进行收买，引诱青年追名逐利，走上修正主义的邪路，从而把他们培养成鄙视劳动、压迫工农的精神贵族。”

想当年，延安抗大打起革命的旗帜，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抛家舍业，不远千里万里，纷纷投身革命浪潮中。

现如今，有些高校导师，已被学生们视为恶魔，避之唯恐不及。

今年的一句“困在系统里”，仿佛成了时代的隐喻，而封建学阀利益集团，势力强大，他们本身就是系统，是规则制定者。

这位研究生的大胆揭露做了一个好表率，学阀这种腐朽的东西，就应当给送进棺材板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