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灏：提高劳动者收入，是中国避免西方衰退陷阱的关键

洪灝，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清华五道口紫荆商学院教授。他准确预测了2013年中国“钱荒”市场的暴跌和反转，2014年中至2016年中中国股市5000点泡沫的始末，被彭博誉为“中国最精准的策略师”。

上个月，洪灏的首部著作《预测：经济、周期与市场泡沫》面世，总结了作者20多年来预测市场、经济、周期的理论和实用量化模型，阐述了当下中国和全球宏观经济运行规律，揭示出西方国家长期经济衰退的根源。全球百年变局之下，中国经济做对了什么，未来又该如何走？我们跟洪灏聊了聊。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洪灏

观察者网：您的新书中谈到，过去十年中国GDP的波动性几乎被抹平。这主要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吗？对整个经济来说，平抑波动是一件好事吗？

洪灏：其实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结构性转型，波动性减小是很正常的。过去十年，中国已经更多地变成了一个消费型经济，不再像以前那样以投资为主导、以中小型制造业企业为主导。从全球来看，大部分发达国家也都经历过这样的变化。美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同样波动非常巨大，但是到了最近几十年，它的增长速度不断下台阶，经济的波动性也大大下降了。这主要还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

政府调控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是自上而下的宏观管理模式，因此我们古代就可以修建大量水利工程，开凿京杭大运河。今天中国政府的宏观管理思路，并不是全新的东西，它跟古代是一脉相承的。在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就会倾向于去主动刺激，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古老哲学，它的主要出发点就是维持经济运行的稳定，从而维持整个社会的太平。

所以，这里面既有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也体现出中国独特的宏观管理哲学。

观察者网：现在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呈现出另一种低波动，就是长期的低利率加低通胀状态。您认为这是贫富分化和供给过剩的结果，能通俗地解释一下吗？

洪灏：贫富分化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如果在一个经济体中，90%的底层人群只获得了50%的国民收入，他们的收入增长持续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那么就意味着有效需求的增长落后于供给的增长。

相对于整个社会的供给能力来说，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对价格产生向下的压力，导致通胀逐渐消失了。通胀消失之后，国家就开始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但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货币宽松政策本身并不能够提高社会总需求，相反，它只能够刺激金融的需求，形成金融泡沫。

所以这些零利率的国家，不管是日本也好，还是欧洲的法国、意大利等等，实行了这么多年，经济还是没有恢复过来。有效需求不足才是根本原因。而且当它们出现有效需求滑坡的时候，并没有像中国一样进行积极的宏观管理，经济长时间停留在非均衡状态下。

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管理者非常重视生产和需求的均衡，包括我们现在提出内循环，就是为了让需求足以支撑起我们庞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西方国家完全崇尚自由市场，但市场本身并不永远是有效的，有时候政府必须要进行宏观干预。他们始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当他们的经济需要宏观刺激时，政府总是不能够及时出手。

观察者网：西方国家调控力度的不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的政府和学术界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吗？

洪灏：整体上，他们还是过于相信市场经济，相信市场会自我修复，不需要政府干预。而且他们也不是没有干预，但是没有及时地干预，这一点很重要。日本就是个典型的例子，96年泡沫破灭之后，日本没有及时用宏观手段去干预经济下滑。

美国就比较幸运，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伯南克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大萧条，他知道在大萧条之际，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政府刺激计划去干预有效需求，让经济重新回到正轨。虽然08年之前，伯南克本人并没有预计到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和次贷危机，07年还在国会表态没有危机，但危机真的爆发之后，他及时进行了量化宽松，因此美国过去10年的经济复苏，比日本要好很多。

观察者网：可是激进的宽松政策，势必将导致更加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恶性循环。面对疫情冲击，美国大规模的放水会带来一场新的危机吗？您对美国经济周期性的研究，也显示危机很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发生？

洪灏：本来按照我们的周期预测，在2020年末到2021年的上半年，美国出现危机或者经济衰退的概率很大。但是很明显，新冠疫情已经让危机提前爆发了。而且疫情带来的这场危机，比经济运行本身所产生的危机要深刻得多。

由于美国现在不遗余力的放水，未来两个季度中，它重新回到危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除非新冠疫情完全失控了，那就另当别论。至于说放水导致的下一轮危机什么时候来，时间上不好预测，但是危机的种子已经在酝酿了，因为借钱总归是要还的。

现在有一种“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只要政府有印钱能力，它就可以不断地把宽松维持下去，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没有通胀的假设之上的。事实上，虽然印钱不能改变社会的生产力，不能改变经济的真实增长率，但它仍然会改变通胀和通胀预期，或者说通过改变通胀预期而改变实际的通胀。通胀预期会让很多人倾向于囤货，这样就造成了实际的通胀。这可能是被“现代货币理论”忽略的地方。

观察者网：今年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供给端恢复较快、需求端恢复较慢，高端消费恢复明显快于基础消费的现象。中国是否也面临着需求不足和贫富分化的危险？

洪灏：贫富分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中国也没法完全避免，只不过美国更明显一些。

但具体到今年的经济表现，有效需求的恢复慢于供给的恢复，个人消费者的需求恢复慢于上游需求的恢复，其实是正常规律。每一次经济复苏都是上游先复苏，再逐渐传导到下游。所以我并不特别担心复苏不同步的问题。供给端先复苏，就业岗位恢复了，工资开始重新上涨，人们对生活恢复信心，自然就会重新去消费了。

观察者网：但是有些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做得更多，比如像美国那样给穷人发消费券，这样可以更好促进经济的恢复。

洪灏：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中国的情况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美国人储蓄率是很低的，大部分家庭如果发生1000美元的紧急开支就会破产。他们的家庭储蓄无法支撑超过两个星期的日常开支，这是很可怕的，政府不给他们发钱，他们真的活不下去。而且现在美国的社会矛盾这么尖锐，即便在疫情之下还会有大量街头游行，底层人的生活已经非常艰难，如果再没有经济救助，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恰恰相反，中国人的储蓄率在45%~50%左右，也就是说，大家每赚1块钱，就会把5毛钱存起来。就算最近几年下降得快了一点，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水平，所以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去大规模地发消费券。而且中国对疫情的应对这么好，死亡率这么低，跟美国也是完全不同的。

观察者网：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还是非常克制的，而且市场预期将会继续收紧。在这样的政策下，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能恢复到什么水平？

洪灏：我们十四五并没有制定一个具体的增长目标，而且疫情也还存在很大的变数。但是中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毕竟我们GDP总量已经达到了100万亿。

中国过去每年7%~10%的增长率，意味着GDP总量7~10年就能翻一番。如果中国经济再翻一番，达到200万亿，那么美国都只有我们的2/3左右，这对于整个地球的资源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所以我觉得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大概率事件，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以及增长过程中，怎样对增长果实进行更好的分配。

《预测：经济、周期与市场泡沫》

洪灏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10月

观察者网：您的书中还提到，过去30年，全球都呈现债券跑赢股票，债权人跑赢企业主的现象。中国人常常讨论的实体经济不如银行业赚钱，也是一个体现吗？打破这个趋势的根本动力是劳动者报酬的提升？

洪灏：对。债券跑赢股票，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就算你买了欧洲的债券，很多已经降到了负利率，相比于股票还是赚的。甚至买希腊的债券都是赚的。

因为通胀一路走低，经济增速也一路走低，债权人比起企业主，比起靠企业盈利来赚钱、同时承担经济发展风险的人，是更有利的。

在整个经济链条中，工人处于最底层，工人的剩余价值不断地被敛聚在企业主的手里，企业主又要拿着这些剩余价值，去偿还债权人的利息。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债券跑赢股票，股票跑赢劳动者收入，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观察者网：其实您说的道理跟马克思是相通的。

洪灏：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马克思论述了剩余价值的原理，以及剩余价值是如何被分配的，认为这是社会不公的根源。这是从成本侧进行的分析。我所说的债券跑赢股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导致通缩等等，也许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角度。

观察者网：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减小贫富分化，提高劳动者收入，让社会分配更加公平？在具体的政策层面上有哪些操作空间？

洪灏：我们十四五规划中就着重强调了社会分配的问题，我相信，有关部门接下来一定会有具体的政策出台。比较容易想到的手段，包括增加资本利得税，增加对财富转移的税收，比如开征遗产税。此外还可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甚至对低收入家庭给予直接的政府补贴，这些都是很好的转移支付方式，能够让低收入人群更好地享受社会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的果实。

同时，改善社会分配最好的方法，就是继续去做好教育机会的均等化。户口制度也需要一个根本的改革，让人口作为一种资本真正流动起来。我们的山区还有很多非常聪明的孩子，没有接受到最好的教育，如果他们能够更方便地流动到一线城市，有一个更加良好的成长环境，他们能够爆发出来的生产力，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是不可估量的。

观察者网：还有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就是中国的福利水平应该提升到什么程度，社保标准应该如何改进。有人认为只有维持一个比较低的福利水平，才能够增加全社会的积累，才能够让经济更好的发展。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洪灏：社会保险也是改善社会总体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不过它主要影响的是消费发生的时间，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在年轻的时候消费，还是等年老了再消费。

中国人是非常勤奋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努力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储蓄，为养老做准备，但是他们也牺牲了年轻时候的消费机会。其实对于老年人，国家应该承担更大的照顾责任，因为他们曾经为国家创造了很大的财富。用社保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安全网，让他们在年轻时就敢于消费，这对经济会有很大的好处。

除了整体的社保规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社保具体怎样分配。中国人高储蓄的习惯，使得大部分人其实还是有很强的自我保护能力，那么社保就可以更加侧重于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或者努力劳动之后仍然无法获得太多储蓄的人。这个分配的过程怎么把握，需要非常细致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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