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卡停火背后：亚美尼亚从“我们赢了”到“再也打不下去了”

　　一座年久失修的教堂孤立在废墟中，西墙依然高耸完好，在菲祖利这个纳卡地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破败的小镇中显得十分突兀。时至今日，已无人知晓何种教派曾在此活动，连它的名字都遗失在冻结的时间里。

　　
1993年8月23日，17000名居民匆忙打包行囊，干粮、铺盖被胡乱塞作一团，人们在荷枪实弹的亚美尼亚士兵监督下离开了家乡。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是阿塞拜疆人。懊丧的人流缓缓消失在黄昏下，在物理和记忆两个层面上，小镇菲祖利彻底化为了一座死城。

　　
27年后的秋天，阿塞拜疆人又回来了。“看看这一切吧，看看这毁灭、破败和遗忘，除了废墟，菲祖利什么也没有。”阿族军官纳提克年轻的脸庞上并无喜色，他告诉法国《世界报》，“他们（亚美尼亚人）大动干戈，将数以万计的人逐出家乡，难道仅仅是为了把城镇从活人手中剥离，然后弃置于荒野而不顾？”

　　
纳卡地区的居民多为亚美尼亚族。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围绕纳卡的争端肇始于1988年，并于上世纪90年代爆发战争。1994年战争结束，亚美尼亚占领纳卡及其周边7个地区。自那以后，这些地区一直被亲亚美尼亚政府的亚美尼亚族人控制。但30多年来，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围绕纳卡的争夺仍未停止。今年9月，双方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在6周多时间里，阿塞拜疆军队逐步占据了优势。

　　
土耳其军援支持下的阿塞拜疆军队在今年10月下旬夺取了菲祖利。亚美尼亚军队败走时，甚至没来得及移走军火物资，满满的机枪子弹盒被随意丢在马路拐角，还有不少苏制D-30牵引式火炮的122毫米口径炮弹散落地面。

　　
菲祖利离西北方向的舒沙只有40公里之遥。11月7日，人们在菲祖利能清楚地听见舒沙城中的D-30火炮轰鸣怒吼。在那场激战中，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军队在城区附近来回拉锯，几日之后阿军占据舒沙。这是纳卡地区最大的城市，阿军得手后，将可以轻易对纳卡地区剩余亚美尼亚军发起新攻势。11月9日，凭借此胜，阿塞拜疆军队迫使亚美尼亚签订了44天以来的第四份停火协议。

　　
与前三份形同废纸的文件不同，这次协议达成后，俄罗斯火速将2000名士兵和近百辆装甲车派往纳卡，开展维和行动。交火双方基本停止了军事行动，一派令行禁止的气象。在阿、亚两国首都，悲欢互不相同。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居民上街大肆庆祝胜利，而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的市民们则垂头丧气，难以接受败局。

　　
“最后的祈祷”

　　
“我弟弟在保卫菲祖利的战斗中受伤，和他一起参军的儿时玩伴在他面前被炮弹炸成齑粉，电光火石间，这就是一回头的事。”26岁的亚美尼亚女孩塔特维克带着痛苦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忆。截至上周末，亚美尼亚方面宣布已有至少2300多名士兵阵亡，由于亚方是败退一方，难以全部清点遗体数量，实际伤亡数字料将更高。在阿塞拜疆一方，官方没有宣布伤亡数字。

全民悲痛之下，纳卡地区亚美尼亚人的情感最为真切。开战初期，一张神父手持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立于山间的照片传遍社交网络。这位“网红”名叫霍夫哈纳斯，也是一名亚美尼亚老兵，现掌管着纳卡地区达迪凡克（Dadivank）城的修道院。在1993年春季的战斗中，他所在的部队夺回了修道院和其他几处教堂。达迪凡克修道院建于9到13世纪，见证了外高加索地区近千年来的动荡历史，多次经历战乱却屹立不倒，已成为亚美尼亚教会的骄傲。

　　手持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的霍夫哈纳斯神父

　　“我绝不会把它再交给‘突厥人’，1993年我们拿回修道院时，发现‘突厥人’居然把它变成了养牛场。”与前来报道纳卡战局的法媒交谈时，霍夫哈纳斯始终以“突厥人”一词来称呼敌人，故意将阿塞拜疆人和土耳其人归为一类，仿佛眼下的战斗只是亚美尼亚民族与对方数百年斗争史的一部分。阿塞拜疆军队已近在咫尺，霍夫哈纳斯却坚称将“与自愿留下的居民一起坚守”。

　　
决定性的军事挫败以后，尽管后方的埃里温还有不少人鼓吹继续作战雪耻，纳卡的亚美尼亚人厌战情绪已十分明显。面对咄咄逼人的阿军，当地居民多采取消极抵抗方式，或点燃自家房屋，或剪断电线，或拆毁加油站，但鲜有人愿意留下继续作战。

　　
阿塞拜疆方面曾要求当地亚美尼亚人在11月15日之前将城镇交给阿军，后来“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决定延期十日。消息传来之前，达迪凡克的居民们自发参加了“最后的祈祷”。不少人专程从亚美尼亚国内赶来，希望在这里接受洗礼。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在9日的停火协议签订后走访纳卡多地，发现大部分当地的亚美尼亚居民都欢迎俄军维和部队进驻，俄军的存在让他们决定继续留在纳卡地区亚美尼亚控制下的区域。目前正在纳卡地区拍摄纪录片的亚美尼亚资深媒体人苏莱曼尼耶也告诉澎湃新闻，俄军到来使一些人吃了定心丸。

　　
从“英雄”到“叛徒”

　　
两年前，亚美尼亚现任总理帕希尼扬借着那场反对修宪的街头运动登上了亚美尼亚政坛的最高点。

　　
当时，已卸任总统职务的萨尔基相就任新政府总理，而他在2015年推动的修宪公投使亚美尼亚政体在2018年由总统制转为议会制。反对一方认为修宪只是萨尔基相为了继续巩固权力。帕希尼杨此时乘势而上，获得一些有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NGO）支持之后，在全国发起了“和平游行”反对萨尔基相事实上的“连任”。

在那场运动中，他使用了一套主张对阿塞拜疆强硬的话语，还在集会中有意模仿亚美尼亚战争英雄梅尔科尼扬的外形和姿态，以此获取民众支持。正是由于这种强硬态度，此次停火协议签订的消息传来时亚美尼亚举国皆惊，一时间人们甚至不敢相信帕希尼杨真的在协议上签了字。

　　1992-1994年纳卡冲突中的亚美尼亚战争英雄梅尔科尼扬。 图源：亚美尼亚公共广播

　　帕希尼杨2018年4月17日在一场反对政府的公共集会上。他手缠绷带，穿着迷彩上衣，模仿梅尔科尼扬的姿态对公众讲话。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停火协议签署后，埃里温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抗议，抗议者称帕希尼扬是“叛徒”，并要求他就这一停火协议引咎辞职。帕希尼扬在其脸书主页透露，他本人的办公室遭到严重破坏，总理官邸中的电脑、手表、香水、驾照等物品失窃。

　　
“他们（埃里温官方媒体）一直重复着说我们赢了，直到前两天所有人突然发现战事已经一败涂地。”停火消息传来后，身在德国工作的亚美尼亚女孩塔特维克带着哭腔说。在不少公众眼里，总理就这样一夜之间由战时领袖变为了“国家叛徒”。

　　
其实，帕希尼扬并非一以贯之的对阿强硬派。从政前，他是亚美尼亚知名的记者和编辑，在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被认为“智力过人、言辞犀利、擅长辩论”，以痛斥腐败和批评寡头出身的政客而为人所知。1999年起，帕希尼扬任《亚美尼亚时报》编辑，也正是这个职位将他引向从政之路。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埃里温，任何动摇纳卡“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政治主张都无法持续存在。亚美尼亚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列翁·特尔-彼得罗相正是因为支持与阿塞拜疆实现“土地换和平”的倡议而逐渐在国内政治中失分，最终于1998年黯然下台。而初涉政坛的帕希尼扬与彼得罗相私交甚好。

　　
直到2008年，帕希尼杨都没有掩饰对彼得罗相的同情。在当年的街头公开集会上，他为彼得罗相的复出奔走呼号，高喊“我们得把城市从卡拉巴赫的渣滓们手里救出来！”此语矛头直指亚美尼亚前总统科恰良和萨尔基相，他们两人都在纳卡地区出生，都在纳卡问题上持相对强硬的立场。科恰良拒绝接受彼得罗相和阿塞拜疆方面一致同意的和平计划，而萨尔基相也不太赞同妥协。而在彼得罗相下台那一年，帕希尼扬还因涉嫌诽谤时任国家安全部长的萨尔基相而入狱一年。

　　
“真正的革命者是一种破坏力，破坏之后应该出现新的结构，真正的革命者永远不会上台。”记者出身的帕希尼杨曾在自己出版的著作《国家的对立面》中关于切·格瓦拉的一章中写道。但他仍然在2018年的街头运动后当选亚美尼亚总理，此后其对纳卡问题的立场也再次发生转变。

　　
早在去年1月，亚美尼亚国内就出现了关于帕希尼扬愿意对阿塞拜疆做出让步的猜测，当时帕希尼扬公开指出，在纳卡问题上毫无疑问要采取“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也就是亚美尼亚必须把在纳卡周围占领土地的一部分归还给阿塞拜疆。有亚美尼亚媒体评论称，这凸显了帕希尼杨政治投机的一面。

　　
一直以来，纳卡问题都对亚美尼亚的政治运作有着非常现实的影响，对于任何一届亚美尼亚政府来说，它都是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进曾撰文指出，亚美尼亚政治精英内部存在所谓的“埃里温派”和“纳卡派”。纳卡出身的领导人在战争的特定时期容易得到民众认同和支持，一旦纳卡冲突进入缓和阶段，来自首都埃里温的强大政治力量则很容易对“纳卡派”发起挑战。

　　
尽管帕希尼扬曾作出上述妥协的表态，在今年9月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战火重燃直到11月9日停火协议签署前，他仍能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塔特维克在10月中旬第一次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甚至断言，“现在是战时，帕希尼扬拥有我们的信任，全国人民都团结在他的政府身后。”虽然她早就注意到了亚美尼亚媒体与欧洲媒体的报道口径差别——在有官方背景的亚媒报道中，亚美尼亚军队“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对战损情况和战果的描述也不乏加工或夸大，但渴望胜利的情绪驱使她主动过滤掉了欧洲媒体对不利战况的报道。

　　
而亚美尼亚资深媒体人苏莱曼尼耶则认为，是时候用务实的眼光审视两年前那场助力帕希尼扬登上总理之位的“天鹅绒革命”了。苏莱曼尼耶出身于非政府组织，在多年的从业生涯中常常和美国主流媒体合作。

　　
“近来的亚美尼亚政治显然过多受到了民粹主义影响。帕希尼杨政府上台后宣称要终结腐败，承诺无一兑现。”苏莱曼尼耶告诉澎湃新闻，“过去两年间发生了太多无法解释的事情。如果新政府上台，有必要对过去两年的一切内外政治决策展开调查。”

　　
亚美尼亚的“三心二意”

　　
帕希尼扬的上台打破了二十年来亲俄寡头垄断政治利益的局面。尽管他执政后把主要关注点放在国内政治议题上，并未在外交政策上做出重大转向，但与地区“老大哥”俄罗斯的关系还是不可避免变得冷淡，这使得亚美尼亚对俄罗斯的跟随显得有些三心二意。而造成这种结果的，某种程度上正是帕希尼扬本人雄心勃勃改革议程。

　　
为了解决腐败问题，帕希尼扬将前朝“强人”告上法庭，其中包括前总统科恰良和前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哈恰图洛夫。波兰智库“华沙研究所”认为，此案对于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关系至关重要，据称科恰良与普京本人有着深厚的私人友谊，而哈恰图洛夫则是俄罗斯领导下的军事联盟集安条约组织的主席。在反腐框架下，帕希尼扬政府还针对俄能源巨头特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所有的亚美尼亚分公司和俄罗斯控股的亚美尼亚铁路公司展开了逃税调查。

　　
帕希尼扬政府倾向于改善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当时，美国驻埃里温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增加了两千人，同时，埃里温还与索罗斯支持的“开放社会”等NGO保持了密切关系。这些组织常常打着“慈善”名义，进行一些政治组织和宣传活动。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帕希尼杨政府完全“抛弃”了老盟友俄罗斯，至少不是在心理上。实际上，直到纳卡冲突的最后一刻，埃里温政府都明白如果能够争取到外部实质性支持的话，那它只能来自莫斯科，而不是华盛顿或者巴黎。

　　
俄罗斯似乎对此别有一番观感。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研究人员杜米特鲁·明扎拉里撰文分析称，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其对亚美尼亚的信任受到了损害，克里姆林宫将帕希尼扬视为 "索罗斯任命的人"，并指责他 "提拔亲美政客"。俄籍亚美尼亚裔国际关系学者玛丽埃塔·叶普列姆杨则告诉澎湃新闻，在埃里温的授意下，对俄资企业和相关项目的调查才得以进行，这直接导致如俄罗斯联邦杜马副主席扎图林等莫斯科高层官员失去了对帕希尼扬政府的信任。他们开始质疑是否值得在政治上继续投资亚美尼亚，而不是转向同样与俄罗斯维系了良好关系的阿塞拜疆。

　　
俄罗斯在最后一刻才“下场”介入纳卡停火协议可以看做是对埃里温的某种“惩戒”，但同时，明扎拉里认为这也是为了增强下一届亚美尼亚政府对俄罗斯的依赖。

　　
“为制造必要的威胁感，俄罗斯允许阿塞拜疆收复纳卡周围的所有领土，使该飞地未来的防御变得极为困难。被阿塞拜疆击败凸显了亚美尼亚在军事上的脆弱性。俄罗斯将利用这种脆弱感，说服亚美尼亚民众和领导人同意与俄罗斯更紧密地融合，甚至可能建立类似于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的那种联盟。”他写道。

　　
战后，俄罗斯实现了在所有三个高加索国家的军事存在，这是苏联解体后首次出现类似局面。尽管埃里温可能会因莫斯科没有及时下场来援而心怀怨气，但依据停火协议，俄军的存在将成为纳卡亚美尼亚人的安全保障。随着时间推移，亚美尼亚政府和民间舆论都将不得不更加重视俄罗斯的意见。

　　
这场急需外部支持的战争让亚美尼亚人看清了一切，欧洲和美国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帮助亚美尼亚对抗更强大的敌人。在首都埃里温，人们对西方的愤怒与日俱增。两名“中东之眼”的英国记者前往抗议现场时遭到抗议人群抵制，有抗议者大喊着“英国去死！”（“F**k Britain”），另一些人试图解释：“是英国和西方让亚美尼亚失望了。”

　　
“当我们与俄罗斯关系好时，世界就会惩罚我们。当我们与西方关系好时，俄罗斯就会惩罚我们。”埃里温的一名律师阿努什瓦西里阿塔加尼扬将亚美尼亚的困境总结为这样一个悖论。“我们失望透顶。发动这场战争的并不是我们，但面对悲剧的人是我们。”阿塔加尼杨感到愤怒又无助，她的堂兄在最近的冲突中协助救治伤员，不幸在一场无人机袭击中遇难。

　　
法国亚美尼亚人协会主席帕帕齐杨则告诉澎湃新闻，自己曾当面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法国加大对亚美尼亚的援助，并派兵参与维和。然而，除了答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外，马克龙没有对派兵提议作任何回应。

　　
作为近两个月来工作成果的展示，帕帕齐杨在社交媒体上高调描述如何争取到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和法国共和党大佬佩克雷斯等资深政客的支持。在法国亚美尼亚人协会的积极活动下，他们都支持法国政府承认纳卡地区政权，并主张向亚美尼亚提供援助。

　　
私下里，祖辈曾因亚美尼亚大屠杀而逃到法国的帕帕齐杨却坦言，“再也打不下去了，世界又一次抛弃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