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禁中国20年的美国中情局特务

半虚构故事，文章主人公为化名

　　“书呆子”进中情局

　　2014年9月5日，美国康涅狄格州布兰福德的一家临终安养院里，84岁约翰·唐尼心脏停止了跳动，死于胰腺癌。他没有亲人，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床边只有安养院的工作人员和两名CIA中情局特工。

　　中情局特工专程到此看望一个临死之人，所为何事？难道他是政府高官，或者中情局领导？

　　约翰·唐尼1930年4月19日出生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只有4万人的小镇沃灵福德。他父亲老唐尼是一名律师，所以希望儿子长大后也成为律师。在美国，律师医生都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中产阶级的首选。约翰也果然不负父亲的期望，从小就品学兼优，在中学时被学校评为“最受欢迎、最多才多艺、最可能成功”的学生。

　　17岁那年，约翰如愿考上了耶鲁大学法学院，若按此路径，他成为一名律师指日可待。可是在大四那年的春天，一个40多岁的络腮胡找到他，自称是中情局的人。

　　“唐尼先生，你的档案我们看了，我们觉得你正是中情局想要的人”络腮胡说。

　　“为什么是我？”约翰从未想过加入中情局，对他而言这是很遥远的工作。

　　“你聪明、机智，学习能力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络腮胡说。

　　约翰并没有马上答应络腮胡，他说要跟家人商量一下。

　　一段时间后，约翰终于答应加入中情局，虽然他父母极力反对，但他的老师同学朋友们积极鼓动他应该去中情局，因为那是很酷的工作。约翰觉得，他从小就是别人眼中的好学生，现在是时候做自己的了，让他们看看书呆子也有酷的时候。

　　1951年6月，约翰正式加入了中央情报局。起先在马萨诸塞州训练了几个月，然后分配到波士顿分部工作。

　　转眼到了1952年9月，约翰加入中情局一年多，还没有真正出过一次任务。听老同事们说，新进的菜鸟至少要两年以后才会被安排一些小的任务，在老人的带领之下。

　　某天下午，负责人艾伯特先生叫约翰到办公室：“约翰，有一个任务。”

　　约翰看着艾伯特心里直纳闷，现在就有任务了？不是说至少两年吗？

　　艾伯特好像看出了约翰的疑问：“特殊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军队正在朝鲜打仗，情况紧急，需要我们大量中情局情报人员的支援。”

　　“可是我还没有经验。”约翰怯怯地说。

　　艾伯特点上了一支烟：“经验都是在战斗中积累的。两天后你将去华盛顿报到，有一个中情局7人小组到朝鲜，你听命于克莱顿，他会给你安排工作，跟着多学学。”约翰听过克莱顿的名号，是中情局的传奇人物，二战时他在西西里与黑手党合作，对盟军击败意大利的德军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1年之前中情局总部在华盛顿，后来搬迁到弗吉尼亚州的兰利）

　　两天后约翰去了华盛顿。看着7人小组里还有3个跟他差不多的年轻人，约翰总算松了一口气。那些中情局老鸟都十分高傲，用下巴看人。如果整个小组只有他一个年轻人，那些老鸟的各种讽刺奚落将集中他一人身上，如今会有其他年轻人分担“火力”。

　　C-47运输机已等在机场，除了他们的中情局的人，还有一批物资要运往朝鲜。上飞机前，克莱顿拍了拍约翰的肩膀：“放松点，年轻人！”约翰笑了笑点点头。

　　约翰并不清朝朝鲜那边现在的情况如何，他甚至不知道此去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一炮打下了CIA特务

　　1952年4月，美国中情局与台湾保密局合作，在缅甸境内和中缅边境的云南丛林中投放了一批国民党特务，他们的任务是与缅甸李弥的“复兴部队”配合反攻大陆，另一方面是联系留在云南的特务和亲国民党的残余作为内应。

　　这批国民党特务先后跳伞在缅甸和云南，跳伞缅甸的特务找到了“复兴部队”策划着反攻的部署，但跳伞云南的特务却了无音讯。后来才知道这些特务跳伞降落的第二天，就被老乡举报抓住了。那时候老百姓反敌特的警觉性很高，一旦出现生面孔就会报告派出所。显然，国民党特务并不了解这个情况，以至于自投罗网。

　　台湾方面并没有放弃，他们作了新的策划。7月份在中情局帮助下往吉林投放了5名特务人员。台湾方面是这样认为的，美军终将拿下整个朝鲜半岛，如果能派一批特务去东北，给志愿军后防捣乱，就能与正面战场形成里外夹击。老蒋很清楚美国人看不上他，对他失去整个大陆颇有微词，如果能利用这场战争拿下东北，也让美国人看看他的重要性。老蒋还意识到，应该将反攻大陆大业紧密与朝鲜战争联系起来，放弃以前从西南地区反攻的思维。

　　约翰一行中情局7人此去的主要工作，就是与吉林的国民党特务取得联系，帮助他们投放补给，互通情报等等。

　　他们到朝鲜后，在克莱顿安排下空投了两次物资，9月份一次，10月份一次。

　　到11月又该空投物资了，克莱顿安排约翰和另一名中情局特工负责这次任务。这是约翰真正的第一次出任务，他有些激动。到达朝鲜两个多月一直待在后方，前方战火如火如荼，让他有些着急，迫不及待想做点什么。

　　这本该是一次稀松平常的任务，或许是约翰运气太差，当他们的C-47运输机飞入吉林境内后就被解放军防空炮火盯上了。一炮打过来，飞机瞬间被折成了两半，机头严重起火，正副驾驶当场死亡，约翰和他的中情局同事赶紧跳伞……

　　在迅速坠落的一刹那，约翰依稀看到同事的降落伞还没打开。当他打开伞，定了定神，再看那同事，已经完全找不到人。约翰沮丧地想，恐怕他已经摔死了吧。

　　约翰在慌乱中跳伞并没有调整好降落地点，他落入一片密林之中，挂在树上。约翰感觉大腿有些发热、湿湿的，一根树枝扎进了他的大腿，血流如注！

　　约翰疼的快要晕死过去，用手捂住伤口，很快鲜血便从指缝间渗透了出来。

　　片刻后，一阵嘈杂的声音传来。从约翰跳伞的那一刻，他就被解放军掌握了，现在他们找到了他。几个解放军士兵指着他在说话，约翰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约翰先被送进医院包扎伤口，并做了身体检查，一个会说英文的中国军人告诉他：“你身体没有大碍。”

　　“谢谢！”说完约翰立刻觉得惊讶，为什么要跟敌人客气，按照他在中情局获得的培训，此时应该一言不发，尤其要注意敌人的心理战，比如拉拢关系示好。

　　接下来约翰很快“清醒”，他不再跟任何人说话，包括医生。

　　这天，一个领导模样的军官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位翻译兼秘书。通过翻译，约翰得知此人问他是谁，并告诉他，已全部掌握他的情况，但仍给他机会，最好是自己坦白。

　　约翰满不在乎摇摇头，一言不发。翻译又将以上大致内容说了一遍。约翰闭上了眼，假装睡觉。

　　约翰分明听见那军官哼了一声，说了几句话，好像很生气的样子，然后就出去了。

　　接下来两天，他们又来了，还是说着几乎同样的话，交代情况之类的。并告诉他，在最近的一场大战中，美军大败。还说，美国那些被资本家控制的官老爷全然不顾美国人民意愿，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他们这些大好年华的美国青年只是炮灰，没人会在乎他们。

　　约翰依旧闭着眼，一言不发……

　　被判无期徒刑

　　半个多月后，约翰的伤基本好了。他被转移到一所监狱里，后来他才知道这里是沈阳，辽宁的省会城市。

　　在监狱里，约翰被单独关在一个屋子里，他不知道这是战俘营还是一般监狱，他没见过任何美国战俘，甚至没见过任何中国囚犯。

　　在这里对约翰的审问更加猛烈了，他每天都被轮班审问，通常最少连续4个小时，有时会长达24小时。约翰很清楚这种审讯方式，这种疲劳轰炸、不让睡觉的审讯方式也是他们中情局常用的手段。

　　在这种连续的、没日没夜的审讯中，约翰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只觉得很疲倦很疲倦，简直生不如死，连脚趾头都只有一个想法：睡觉。

　　终于，约翰坚持不下去了，他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并且透露了渗透进吉林的国民党特务的情况。

　　约翰交代了情况，他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可是后来发生的事又让他夜夜不能寐。

　　约翰以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不服，每天在监狱里大喊大叫：“你们不能判我刑，我是战俘，你们无权审判我。”

　　约翰当然不清楚一些政治上的微妙。如果他是美国军人，被抓住自然就是战俘，毫无疑问。如果他只是中情局特工被抓住，或许也不至于被判无期徒刑。最麻烦的是他为国民党特务提供帮助，这是他们绝不能允许，更不能忍受的，所以才会重判无期徒刑。

　　约翰抗议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整日躁动不安，想着这场战争尽快结束，双方交换战俘，或可回到美国。

　　监狱工作人员对他还不错，并不像之前听说的那样，在红色监狱里会被毒打虐待，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动过约翰一个指头。只是食物有些吃不惯，约翰一贯爱吃的牛排自从跳伞后就没见过，但这并不足以让他很痛苦，他最痛苦煎熬的是漫长刑拘，失去自由，直至终老。约翰经常会想，不如死了算了。

　　在沈阳监狱关押5个月后，约翰被转移到北京的监狱，仍然单独关押起来。伙食好了一些，可是约翰仍然没有胃口，每天吃的不多。入狱以来他瘦了10多公斤。

　　约翰的飞机被打下来后，美国中情局特工多方联系寻找一年多，他们不得不猜测恐怕已经去世了。1953年年底，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几个月后，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给约翰家人写了亲笔信，信中表示他们“想必已经身亡”。

　　很难想象约翰父母看到信后的心情，他们无比自责当初没有极力阻止儿子加入中情局，当个律师平平安安多好。

　　日思夜想的家人

　　到了1954年11月，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中国方面对外宣布了约翰被判刑的事。这时候美国人才知道约翰还没死，在北京的监狱里服刑。

　　那时候政治的对抗十分严重，美国中情局方面对外否认约翰是CIA特工，因为这会有损到他们的颜面。背地里策划着各种营救方案，但面子上不能承认这件事。

　　约翰的父母得知儿子还活着，几次找到中情局领导让他们想办法救儿子，得到的回复都是“正在工作中”，让他们耐心等待。同时中情局恢复了约翰的工资，每月按时打钱，由其父母代为保管。

　　时间来到了1959年。几年的牢狱生活，或许约翰有所适应，他早已接受这个事实，每天作息时间良好，并且也可以看书看报。约翰只看英文书报，监狱方面满足了他的要求。在监狱中，约翰还自学了俄文和法文，后来也会要求看法文书报。但他从未学习中文，尽管在中国监狱里坐牢，学习中文可能对他有好处。约翰后来解释说，如果学习中文，则表示他认罪了——想法有些奇怪，但可以理解，说明他始终不认可被判无期徒刑这件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约翰父母更加年迈，身体大不如前。约翰的母亲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久了，她唯一的愿望是能看看儿子。但一个美国人要去中国看望坐牢的儿子，这比登天还难。

　　美国中情局尽可能帮助约翰母亲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他们不宜直接出面，这无疑是承认了中情局与约翰的关系。所以通过拐弯抹角的联系，中情局的人帮助约翰母亲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联系上了，向他们表达了去中国看儿子的意愿。

　　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于1957年7月29日，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但需要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报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官员帮助约翰母亲向中国驻非洲某国大使馆传递去这个意愿。

　　大约过了一个月，从国际原子能机构传回消息，中方不允许约翰母亲去中国看望儿子，但可以写信到香港，再转到约翰手中。

　　约翰的母亲有些失望，她知道这辈子不可能再见到儿子了。好在还能写信，互寄照片，通过文字和照片寄托思念之情。当然，他们的信件，监狱方面都是要通过审查的。

　　1961年约翰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与以往不一样，落款不是他的母亲，而是他的兄弟。在信中，兄弟告诉他母亲已经去世一年多了，没敢告诉他，怕他太难过。约翰这才联想起这一年多来母亲的信都由兄弟“代写”，没有母亲的亲笔信，他只以为是母亲年纪大握笔不稳，一直未产生过怀疑。

　　几年后，约翰的父亲也去世了，虽然兄弟也会定时写信寄往北京，但约翰总感觉越来越不知道说什么。兄弟每次都问他过得怎么样，他也只能机械地回答“还不错”。兄弟在信中总是兴致勃勃告诉他家乡正在发生的变化，约翰对此兴趣也不大，他常常会想“我还能活着回到家乡吗？”

　　外界发生在变化，监狱里的约翰感受并不深，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起床吃饭看报做操……时间的漫长让他似乎已不抱有什么希望。

　　在监狱中，约翰也能感受到外界确实在发生一些大事，他依稀得知是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最直观的感受是监狱的囚犯增多了，每个人喊着自己是被冤枉的。即便约翰不肯学中文，长期耳濡目染，他也能听懂一些中国话。

　　“我”不是英雄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约翰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他马上感觉这非同寻常。

　　约翰并不知道这就是后来中国人所说的“乒乓外交”，这对中美关系意义重大，此后美国取消了对华贸易限制，中美关系正在升温。

　　这年10月，约翰又从报纸上看到，联合国大会投票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这个消息更加证实了约翰的看法——要变天了！

　　让约翰更加激动的是，两国关系向好，这可以使他或许不用终老监狱，就可以回到美国了。

　　深秋11月的一天，两名监狱工作人员打开牢门：“走吧。”

　　“去哪儿？”约翰十分疑惑。

　　“上级命令，带你出去买身冬天的衣物。”一个工作人员说。

　　“出去？……”约翰并不确定这个出去是指出哪里。

　　另一个工作人员一边打开他的脚镣一边说：“以后就不用戴这个了。”

　　约翰在两名工作人员陪同下出了监狱，这是他入狱以来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世界。说起来，约翰在北京“住”了快20年，他却是他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北京。在监狱里偶尔能听到外界的声音，汽车鸣笛声、鸽子哨……有时还有商贩叫卖，约翰经常会想，这个监狱大约是在北京城区里面吧。

　　约翰被带到北京一家百货商店，换了一身新衣服，包括一件大衣。约翰试着衣服，心里想“是不是他们要放我回美国了？”

　　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约翰仍然被送回了监狱，没有任何人跟他提出狱的事。

　　自从中美关系升温后，中情局方面又积极运作约翰出狱的事了，几次向白宫打报告，希望局势的缓和可以从外交方面入手。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向中方提了约翰的事。这件事被上层关注，某位高层领导批示，那个美国人已被关押20年，可以放出去了，给美国一个面子。

　　1973年3月，约翰出狱，结束20年的牢狱生活。他被两名中方外交部官员护送到香港，由港英政府官员代表接收，再转交给前往接收的美国外交人员。

　　约翰回国后，中情局通过关系安排他在联邦邮政工作，也算是对这位中情局特工20年牢狱生涯的补偿。

　　1988年中情局的一次活动中，专门邀请约翰前往，并给他颁发了荣誉勋章，认为他的事迹是“中央情报局历史上最杰出的故事之一”。

　　一些中情局后辈纷纷过来祝贺约翰，称他为“英雄”。约翰摆摆手：“我不是英雄，你们不要这样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