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匠人：殖民文化下的自我认同

Roberto Lujano用一种地方特有的芦草“多多啦”(Totora)的茎秆束成捆，制成巨大的可漂浮的芦苇岛，岛上的房屋、家具、所有生活用品以及作为交通工具的筏子也是用芦草制成。

秘鲁匠人：

殖民文化下的自我认同

本刊记者/霍思伊 摄影/ROMAN JEHANNO

在秘鲁静深的安第斯峡谷间和潮热的亚马逊雨林里，有一群匠人，他们日复一日地劳作、饮食、弯腰、休憩，重复的动作中蕴含着美与永恒。以“处世之智”为主题，法国青年摄影师罗曼·热阿诺来到秘鲁，为这些手艺人拍摄了系列肖像照片。

“他们不仅是工作，而是完成一生的使命，这些劳作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拥有的知识和智慧蕴含着整个人类的知识和智慧。”罗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每个匠人都是一个艺术家”。

在库斯科（Cuzco）的一座小山坡上，长笛制作者Jorge Choquewillka正在试验一支刚做好的长笛的音色。从远古时代开始，秘鲁就一直是笛子之乡。在各种庆典上，不同种类的长笛合奏，叙述着丰收或春天的到来。

玉米和宇宙

当罗曼拍摄这些匠人时，他经常会被他们的目光所吸引——这些匠人直直看向他，纯实、坚定，眼中有光。

广告拍摄出身的他，选择将“工作室拍摄法”带入他的肖像系列，在拍摄广告的工作室内，灯光从顶部或边缘直射到被拍摄对象的脸上，他们摆出设计好的动作，眼神经常直直地看向镜头，这是一种粗暴而瞬时的凝视，但工作室的环境是人工的、缺乏生活的细节。当拍摄匠人时，罗曼仍选择用广告片惯用的柔光箱。对每个人物，他都拍摄两张照片：一张在被摄对象上方装有柔光箱，而且他特意让光源非常接近人的脸部，其轮廓在近乎神性的打光中被精确地描绘出来；另一张则在自然光线下仅拍摄背景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最后的成片是用后期将人物和背景放到一起。

在他看来，这样拍摄，是为了让人们发现，这些人为自己的职业和身份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感在他们工作的环境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

Mauro Palomino和他的儿子Yovanii（右）是秘鲁有名的吉他制作师。就像其他匠人世家一样，Mauro从小就和叔叔学习制作吉他的技艺，现在他把这些知识和技巧传授给了自己的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我在一个吉他制作者的家里看到这里又脏又乱，地上堆满了木头残渣，但这表达了制作一件乐器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喇嘛背后无限广阔的山脉、羊驼饲养员身边的羊驼、甚至是采石场里未加工的石块，或是沙漠尽头的渔民独自生活的地方……我认为所有这些地方都有很强的美感，因为这里有被摄对象的故事和记忆，不仅是他们工作的环境，也是他们表达自我的方式，体现出他们一种特殊的品质。”他说。

在一个行将日落的时刻，上了年纪的老奶奶坐在自家的土坯房前，穿着色彩鲜艳的秘鲁传统针织马甲，脚边堆满玉米。她的手指灵活，顺着玉米生长的脉络将一颗颗硕圆的玉米粒捋下，这是制造吉开酒（Chicha）的第一步，在这个黄昏被完成。

穿着秘鲁传统服装的老妇人，用手指将已晒干的玉米粒捋下，这是制造吉开酒（Chicha）的第一步。

吉开酒是秘鲁的一种传统玉米啤酒，在西班牙殖民者到来前的印加文明时期广为流行。妇女们通过咀嚼玉米，然后将其吐入水中，以促进发酵。唾液中存在的邻苯二甲酰化酶可以催化玉米中的淀粉分解为麦芽糖。这种咀嚼谷物的方式被广泛地用于前现代文化中的酒精饮料生产，日本清酒的制作也是如此。咀嚼过后，将所有玉米碎放入很多大型的粘土桶中，它们被排成一排，中间放火，煮沸、发酵数天后，便可以得到这种金黄的液体。对秘鲁妇女来说，这不仅是一个生产过程，还是一种社会权力的象征。在印加帝国，只有“最有魅力”的妇女会被筛选出来，经过严格的教导后进入“被选妇女之家”，她们具有其他女人所没有的特权，在社区中很受尊重。

事实上，在印加文化中，玉米被认为是最神圣的农作物。在印加首府库斯科举办的各种大型节日盛典中，帝国国王将吉开酒倒入中央广场上一个装饰有宝座的石制雏菊中，人们敬畏地看着这些“金黄的液体”顺着一条石头管道流到了太阳神庙，这条通道被当地人称为“太阳神的食道”，人们热烈欢呼、在醉饮中如痴如狂。在秘鲁语中，库斯科这个词，本意就是“宇宙的肚脐”。

这也和印加的自然神宗教观有关，印加人信奉太阳神和一个意为大地之母的神（Pachamama）。即使到了今天，秘鲁人坐在一起喝酒时，还会从公共杯子里将一些吉开酒洒到“大地”上。吉开酒也被视为地球的精液，秘鲁人通过这种方式喂养地球，在与祖先，乃至整个宇宙之间形成了一种交流。但西班牙殖民者到来后，开始压制并改造这种传统饮酒文化，因此，对秘鲁人而言，吉开酒是他们确认自我身份的重要方式，也是其本土文化的象征。

在这个黄昏，当老奶奶凝视罗曼的镜头时，吸引罗曼的不仅是个体的目光，而是一种独属于秘鲁匠人的有关性别、种族、国家和文化的观念。

46岁的Jesusa Seqovia Torres是一位帽子制作者。秘鲁的帽子很有特色，无论是高顶礼帽，还是圆顶硬礼帽，看起来都很像果盘。Jesusa制作的帽子是用编织的稻草制成，然后喷上木胶以进行喷漆，并在阳光下晾干。然后用丝带、珍珠或纽扣装饰。不同的帽子可以用来识别佩戴者的出身。

公牛和神鹰

“这是我一生永恒的规律，只有采摘玫瑰才弯下脊梁。”只有当你身处秘鲁，才能真正感受到秘鲁诗人贡萨雷斯·普拉达这句诗的分量。

1532年，西班牙征服者击败了印加帝国并控制了这片土地，直到1824年秘鲁独立。在近30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征服者传播他们的语言和宗教，并将其作为控制殖民地的工具，秘鲁的传统文化遭受了很大损毁。

为加强统治，殖民政府在秘鲁建造了大量教堂，但在这些殖民色彩强烈的建筑之下，秘鲁建筑师也在悄悄使用着本土文化的一些元素。在西班牙殖民的核心地带库斯科，虽然现在80％的人是天主教徒，但其中80％的天主教徒同时还信仰印加宗教。在库斯科的教堂内，几乎所有的圣玛丽雕像都穿着三角形的大礼服，并抱着婴儿。三角形的大礼服象征着群山，在印加宗教中代表着大地。大天使加百列的翅膀非常鲜艳，也不是欧洲传统的纯白色，和秘鲁传统服饰中的配色接近，色泽艳丽而热情。耶稣基督的画也与欧洲风格有很大不同，在服饰上经常穿长裙，肤色，发型和面部特征也类似于安第斯人。

“拉丁美洲的国家都很迷人，但我选择秘鲁，是因为这里的本土文化至今依然强劲，有旺盛的生命力。”罗曼说。

在观察印加文明惊人的生命力时，陶瓷制作者是他最喜欢拍摄的对象。今年61岁的Maximo Limaco Soto，喜欢制作耶稣主题的陶瓷作品，但耶稣手中抱着的红棕色玉米是产自安第斯山脉的Jora（玉米的一个品种名），也是吉开酒的主要原料之一。

Julio Antonio Gutierrez是秘鲁的一位陶瓷大师。他是化学工程出身，但后来把这项技术运用于陶瓷制作中。在秘鲁，他有自己的工作室，从1992年开始，他致力于研究西班牙殖民文化对秘鲁本土陶瓷工艺的影响。

Silvestre Ataucusi是制作陶瓷祭坛的大师，2012年，他被秘鲁文化部授予“秘鲁文化优秀传承人”的称号。这种小型祭坛由西班牙殖民者引入秘鲁。基督徒战士在“十字军远征”时经常发现离自己的家庭教堂很远，于是他们背着便携式的小盒子祭坛进行日常礼拜。基督教文化在和印加文化融合的过程中，祭坛的场景也演变成安第斯人生活中的日常场景，例如收获、游行和盛宴。

在Silvestre制作的一个祭坛中，绘制的场景是公牛和神鹰之间的斗争，公牛是西班牙的象征，神鹰则是安第斯文化的神兽。神鹰被束缚在公牛的后部，后者很生气，但无法摆脱神鹰，最终死于精疲力尽，然后将神鹰释放。它张开翅膀，成为安第斯土著人民自由的象征。在另一个祭坛中，主题是Pistaku，意为“割喉者”，是安第斯人的传统口述历史故事，割喉者会攻击并杀死孤独的旅行者，以提取其脂肪。在祭坛的顶部，代表殖民时期，一位方济会神父装扮割喉者从人身上提取脂肪，制成铃铛；中间部分是现代场景，割喉者开始穿上斗篷，提取脂肪是为了润滑他的飞机。在底部，割喉者提取人体脂肪用来偿还外债和购买武器，是为影射当代国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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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指出，在秘鲁，西班牙人和安第斯人之间存在着很多矛盾，两种文化的混合和相互排斥同时在发生，这种摇摆体现出某种复杂性。在现代主义和后工业时代，所有人都在变，但这些“劳作中的男人和女人”，活在自己静止的时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