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开讲了》：金岳霖真不是为了林徽因终身不娶，原来是这样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民国开讲了》第二期，本期咱们邀请的人物是梁思成林徽因之间的“第三者”，是中国哲学届第一人，也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岳霖。

　　金岳霖：

　　大家好，感谢邀请，也感谢我的好友徐志摩，无私推荐这个节目，就好像当年徐志摩为了离婚，无私地想把张幼仪介绍给我一样。

　　今天我来这个节目的主要目的有二：

　　一是让更多人了解我，作为民国的奇葩，有必要让大家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二是让更多人明白，我金岳霖痴情林徽因，这是心之所喜，情之所系，无非分之想，无占有之欲。发乎情而止与礼大抵如是也。

　　让大家相信这些，你就要明白我是怎样的人。来吧！

　　01

　　奇葩一：穿衣着装不合时宜

　　丹心说告诉我，寻找我花费了不少时间，其实我还是很好找的。

　　年幼时期的我，母亲带我走亲访友，她让我穿绿袍子红马褂，我觉得那太奇怪了，就像一个刚拔出的红皮萝卜，又土又丑，我死活不肯穿。后来母亲只能依我，由着我的喜好。

　　于是你看到那个穿着上有蟠龙，下有海水江崖图，前后左右开衩的长袍的是我。

　　辛亥革命到来时，清华的学子们人心惶惶，无心向学，纷纷离开学校。16岁的我，欣喜若狂，拿起剪刀三下五除二，给自己理了个光头。

　　我顶着“电灯泡”到处晃悠，一边走，一边吟诗一首：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路人纷纷回头，给我以“疯子”的目光。

　　那个光头“疯子”就是我。

　　当我由学生变成老师时，清华园里出现了一个“套中人”。

　　他常年戴着一顶遮阳的鸭舌呢帽，一副墨镜，拄着拐杖。如果再拿个破碗，说是乞丐大抵无妨。不过乞丐没有他那份绅士派头，也不会每日里把皮鞋擦的亮出个倒影来。

　　冬天的时候，他还会围着一条长长的驼色围巾，搭在笔挺的西装上，然后深一脚、浅一脚的向前走着，个子一会一米八，一会一米七八的变化着。

　　这个“套中人”就是我。

　　再后来我有些老了，领导建议我要多接触社会，于是我就穿着不合时宜的、清朝时期的长袍，带了一个马扎，正襟端坐在平板车上，双腿直挺挺的伸着，穿行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东张西望的看着。很快，人们也都看着我，我成了京城的一景了。

　　那个穿着长袍，不合时宜的人是我。

　　如此看来，我还是挺好找的，毕竟在人山人海里，一个扎眼的我总显得有些鹤立鸡群。

　　这么做是刻意为之吗？不是，我有我的想法。

　　只要我觉得是对的，一定不会因为别人的目光和说辞，轻易改变自己，即使特立独行，奇装异服，我依然如故，人来一世，不应该逐流而生，应该找一片自己的乐土，扎根开花。

　　奇葩二：母鸡难产请医生

　　我生于1895未羊年。我原本以为此生和羊有很大关系，没有想到却一次次和鸡有着不解之缘。

　　头一次买鸡，就因为我的“聪明”，害死了一对苦命的“鸳鸯”。

　　那时我赶庙会买了一对黑狼山鸡回来饲养。为了养的大而好，我翻阅了一些养鸡方面的书籍。功夫不负有心人，公鸡很快长到九斤四两，母鸡也九斤了。

　　我大喜，愈发得把它们当作宝贝。

　　冬天来了，得鸡笼，不忍心它们受冻，又去查资料看如何让鸡过冬，书上说可以喂鱼肝油，鸡会变肥耐寒。

　　我如获秘籍，赶快找来灌墨水笔的管子，捏着它们尖尖的鸡嘴，咕咚咕咚的灌进一管子鱼肝油。

　　我边灌边笑，明天公鸡打鸣时，鱼肝油会不会朝天喷射而出。

　　我安心的睡了一晚，这对苦命的鸡也睡了一晚，只是它们不安心地，一不小心地睡成了一辈子。灌进去的鱼肝油没有喷出来，倒是煮了一锅油油的鸡汤。

　　后来我和秦丽莲（美籍）同居时，买了蛐蛐来养，做了一番研究，斗蛐蛐胜了些场次，但蛐蛐养的再好，不能下蛋。

　　我干脆又买了几只鸡。为了赎上次的“罪过”，我家的鸡可以和我同桌共餐。以至于有时候我怀疑不是鸡和我共餐，而是我在和鸡一起吃鸡饲料。

　　对于鱼肝油，我依旧耿耿于怀。于是再喂鱼肝油时，我稍微灌一点，可还是出了问题，竟然有一只老母鸡喂的太肥，导致难产，三天下不了蛋，每天满院子乱跑，鸡脸都是痛苦。

　　我不能不管呢，我想起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医生，赶紧打电话过去。

　　“赵太太，抓紧过来一趟，十万火急”。

　　“有什么事？”

　　“你抓紧过来吧，越快越好”。

　　当时杨步伟应该是怀疑我女朋友秦丽莲怀孕，认为我让她过来帮忙坠胎，所以她立刻声明：“若是违法的事爱莫能助。”

　　“我想大约不犯法的吧，你们快点，事情办好了，请你们吃烤鸭”

　　赵元任夫妇很快就到了，我严肃的告诉他们那只老母鸡三天下不了蛋，难产的满院子乱跑，就差打滚了。

　　他们听了面面相觑，然后大笑了半天。

　　最终老母鸡被掏出了一个葫芦大的鸡蛋，真是老母鸡中的“战斗鸡”。

　　奇葩三：我是谁？我在哪？

　　北方有一种蛋，叫做忘鸡蛋。据说吃了此蛋，人的记性会变差。是否真有此事，我不得而知。

　　我所知道的是，我有时候真的会记性不好，甚至想不起自己的名字。

　　有一回，我打电话给友人陶孟和，他的服务员问：“您哪儿”。

　　我一下愣住了，我是谁？我在哪儿？满脑子黑人问号，就是想不起来。我又不能说我忘了，那老年痴呆也太提前了，或者对方以为我是个大傻冒。

　　我“霸气”地说到，“别管我是谁，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

　　服务员回答更霸道：“不行！”。

　　我嘞个去，遇到狠人了，我请求两三次，服务员就是不松口。

　　我只好问我的拉车师傅，他也不知道。我说那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过。

　　车夫说“只听见别人喊你金博士”。

　　这个“金”字提醒我了，谢谢老祖宗赐予的姓，让我一下想起我是金岳霖。

　　这种“忘我”的事不止一次。

　　有次我去朋友家，到了人家门口按了铃，女佣出来了，问我贵姓。

　　我脑袋又一次短路，老祖宗估计出去旅游了，不在线提醒，我琢磨了一会还是放弃依靠自己，吸取上次的经验，求助场外。“你等一下，我去问下我的司机”。

　　我就看着女佣的下巴掉到了地上，估计是被我给吓到了，嘀咕着我家主人怎么认识这样的痴白。

　　这也就是她们这些人不知道我，像那些文化学者就会说：难怪金先生能够精悟哲理，神游方外，也许这就是道家所谓的“忘我”境界。

　　哪里哪里，我就是脑回路不一样罢了，否则怎么好意思做民国大奇葩呢。

　　奇葩四：我是有个性的老师

　　我记不住自己名字，学生的名字更是难以记全。

　　那时的西南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而我上课又喜欢向学生提问，和他们讨论问题，交流思想，这可如何是好？

　　我是金岳霖，这难不倒我。

　　“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

　　“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继续回答问题。”

　　……

　　于是西南联大有了新的流行风尚，女生喜欢在外面套一件红色毛衣。

　　我可以提问题，学生也可以质疑我，向我提问题，我经常把他们当作学者，尊重他们。

　　1931年，奥地利数学家、逻辑学家哥德尔发表了一篇论文，我很有兴趣，准备买来看看。

　　可是我的大弟子沈有鼎立马对我说：“老实说，您看不懂的”。

　　我想了想，也确实如此，哥德尔是从数学入手研究逻辑哲学的，我并不了解数学，只得随口说道：“哦，那就算了”。

　　还有一次，我要去参加学术研讨会，主办方说可以带一名助手，我就想到最得意的学生王浩。

　　当我到宿舍去找他时，发现门上挂着牌子：周末学习，雷打不动，请勿打扰。

　　我笑了笑，就站在门口等着。

　　有学生路过，知道缘由后，不解地说：“您敲敲门不就得了吗？您是他的老师，再说您找他也是好事”。

　　虽然是这个理，但是我还是笑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要充分尊重他人的原则”。

　　我就这样等着，直到傍晚，王浩才走出门来，站得我腰疼。

　　奇葩五：天大地大不如我心大

　　有人说，我忘记自己名字，又把学生捧得那么高，把自己都给“丢”了，真是忘“我”。

　　我还是承认的，但我更觉得自己就是心大。不然也干不出那些奇葩事，不过接下来说的可能更奇葩。

　　有一天，我准备上厕所，发现手纸没了，我不着急找纸，倒是找了笔，给代理校长陈岱孙写了一张纸条：

　　“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在下如厕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先到那里坐殿去也。”

　　那意思就是，你现在代理校事了，就该为我解决问题，虽然只是区区一张手纸。

　　其实现在想想还挺后怕，万一他没有，又万一他不在，我该如何是好，蹲麻了双腿事小，不擦米田共事大，那就真成了清华园里的怪物，“臭”名远扬，够大家乐呵了。

　　再后来真有一次，大家看着我笑得直不起腰。

　　我这人有个习惯，上午不见客，不干其他事务，集中精力读书思考和写作。专注起来，我自己都害怕。

　　可是日本人不害怕，可劲的扔炸弹轰炸昆明，当空袭警报发出后，师生们都按照规定跑往荒山去躲避了。

　　我也听到了警报，但那会文思泉涌，正是写文好时机，岂能浪费，我就继续写着。

　　不曾想，几枚炸弹就落在学校及其周边。我被爆炸声一下给炸醒了，拿着笔，脑袋嗡嗡地走到楼外，满目疮痍，尘土漫天。

　　过了一会，躲避空袭的人们回来了，看着我提笔而立，神情茫然，平时一尘不染的皮鞋落满了灰尘，褶褶反光的眼镜片也暗淡了。

　　大家看着看着，一下都被我这“落魄”的样子给逗乐了，忘却了空袭的恐慌。

　　他们倒是忘却恐慌了，可我却记下了，以至于后来再空袭，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写《知识论》，每次空袭，我都把这份手稿带在身上，生怕给炸没了。

　　有次空袭警报来了，我带着手稿就往荒山上跑。空袭比较久，我干脆坐在手稿上等着。天黑了，空袭也结束了，我站起来就走了回去。

　　等我想起手稿，回去找时，手稿早已不见了踪影。六七十万字的手稿一命呜呼，我想去见马克思的心都有了。

　　幸好是一本枯燥的哲学，别人看不懂也就当手纸了，如果是一本琼瑶小说，估计我会成为“抄袭者”，哭成泪人。

　　心情平复以后，我只能咬咬牙，重新再写了一次，牙咬的都疼。

　　奇葩六：逐林而居，于世为异

　　牙疼也就算了，有时还酸？为什么这么酸，还不是因为林徽因。

　　说起她，真得好好感谢一番，毕竟世人对我的印象，大概就是我痴情林徽因的事了。

　　说我痴情，无非就是我“逐林而居”，于世为异。还有就是我认识林徽因之后，一生未娶。

　　其实我也并非为了林徽因一生不娶。后来我和浦熙修有了感情，到了谈婚论嫁时，她被查出了癌症，一年后病逝。

　　或许天注定，我此生只有缘，而无份，注定光棍节快乐，一直都会伴随着我这个绅士派头的帅哥。

　　就不自恋了，还是说说我和林徽因的故事吧。

　　英国留学期间，就从志摩那里听说林徽因的名字。

　　那时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只知道志摩疯了一般，为了与发妻张幼仪离婚，还与“狐朋狗友”一起设计把张幼仪介绍给我，只为能够与林徽因结为秦晋之好。

　　可惜林徽因与梁思成早就有了婚约，志摩也只好作罢。

　　1931年，徐志摩拉着我，敲开了北总布胡同三号门，我第一次见到了京城四大美女之一的林徽因，明白了志摩的疯狂，疯有所由。

　　我被林徽因这位“林妹妹”惊艳了，一见倾心，真是“极赞欲何辞”。

　　志摩要放下这段爱，去爱陆小曼，我接过了志摩的“疯狂”。

　　只不过我不是想得到林徽因的爱，我只是想付出自己的真情，谁让我这么喜欢“林妹妹”呢。

　　于是一段时间后，我也住进了总布胡同，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居住在一个四合院里，还经常帮梁思成接送孩子，这里俨然也成了我的“家”，以至于“一离开梁家，我就像丢了魂似的”。

　　这一住就是六年，后来梁思成林徽因到了昆明，我也跟着去了昆明。

　　有一天，我正在书房研究，突然听见空中飘来声音“老金”，我急忙跑出去看，以为他们夫妇又拌嘴了。

　　不料梁思成夫妇都在他们房顶上坐着，梁思成看我出来，还在鬼喊“老金”。

　　我看着不太结实的房顶，着实有点担心，大声喊道：“你们给我赶快下来”。

　　梁思成哈哈大笑，林徽因也笑个不停。

　　他们还真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

　　抗战胜利后，他们一家搬去了北平，邀我一起同住，我二话不说搬了过去。

　　我就这么一直追逐着林徽因，有她的地方就有我，直到1955年林徽因生病去世。

　　她去了，我无法再追随，只好作一对联，以慰情思，“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我一生见过太多美丽的女子，国外的，国内的。

　　但如林徽因这般，通晓中西，熟读古今的女子不多；有清晰的个人意见并付诸实践的女子不多；有高贵典雅气质并愿意放下身段亲力亲为的女子不多。

　　我痴情林徽因，更准确地说，我欣赏，敬佩，崇拜林徽因，人世间能遇到这样的亦仙亦凡的女子，值得我为之奔波，逐林而居。

　　这就是我，民国大奇葩金岳霖，希望大家记住的不仅仅是我与林徽因的一段往事，还能记住民国里一位有个性，幽默，特立独行的奇人金岳霖。

　　如果让我说一点寄语的话，我想说的是，朋友们，去寻找自己的与众不同，然后放大它，让它点亮你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