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里韦小宝的两个“爱好”，放在康熙年间都能送命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竹映月江

　　说起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鹿鼎记》，就不得不提主人公韦小宝惊险重重的“成长史”。从初入宫遇到的海大富假太后，再加江湖上的天地会郑克塽神龙教，各方关系错综复杂，游走于其中的韦小宝真可谓是每天都在刀尖上跳舞。

　　所幸韦小宝凭借着天生的机敏，在一众大佬间左右逢源，混得风生水起。然而，若是在真实的康熙时代，像韦小宝这样的行事做派，真的能如《鹿鼎记》中那样吃得开吗？

　　一、老子我大杀三方，发财了发财了

　　抛开主角光环来看，韦小宝若到了历史上真实的康熙朝，别说各方势力是否能够摆平，单是小说里他那两个“必胜”的法宝，就绝对能要了韦小宝的命。

　　《鹿鼎记》说，韦小宝手中有三宝：匕首、软甲和骰子。

　　诚然，作为全书中第一好赌之人。韦小宝向来是骰子随身带，一日不赌就浑身难受。那一手赌不赢就出老千的“神”赌技，陪着韦小宝在赌桌上一路结交朋友。无论是康亲王府里因赌结缘的杨溢之，还是王屋山下聚众赌博的经典一幕，都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然而，韦小宝的赌博戏份虽精彩，放在真实的康熙朝，却是个相当忌讳的事。

　　众所周知，明朝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滥赌。当时明朝许多官员都在家中开设赌场，崇祯年间好些官场“交易”，也都是在赌桌上完成，美其名曰雅贿。

　　骰子声中，北京城不知不觉地变了天。崇祯皇帝只能一边恨恨念着“群臣皆可杀”，一边黯然上了煤山。

　　明亡清兴后，清政府吸取明朝的教训，将赌博与乱民、盗贼、娼妓一起列为四大恶习，从入关到康熙雍正年间，一直对此严厉打击。

　　抓赌风头最紧之时，别说赌博的人分分钟法办，就是制造赌具都是大罪。清王朝规定：凡造卖骰子、纸牌、骨牌等赌具，为首者发配边卫永远充军，为从及贩卖为首者，杖一百流放二千里；贩卖为从者，杖一百并处三年徒刑，甚至就连藏匿赌具的人，也要发配边卫永远充军。

　　这条法规到了雍正时代，进一步升级成了“凡旗人造卖赌具者，绞监候”。好在乾隆没有老爹那么狠，当家作主后更改为“凡旗人造卖赌具者，为首者发配极边烟瘴之地充军；为从及贩卖为首者，发配边远地区充军；贩卖为从者，发配边卫充军”。

　　如此严打之下，韦小宝若真敢如《鹿鼎记》中写的那样，在康亲王府大赌特赌，那真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

　　或许有人会说，清朝对旗人赌博管得严，可韦小宝是汉人啊，他赌博应该没事吧？毕竟在陈小春版的《鹿鼎记》中，误以为韦小宝“英勇殉职”的索额图，还当着康熙的面，给韦小宝烧了个大骰子呢。

　　读者们的想象很美好，可惜现实很骨感。清王朝对高官赌博的严打程度，比起平民来更上一层楼。

　　《大清刑律》规定，官员赌博财物者，照常人加一等治罪。具体执行时，历代帝王会在法例的基础上，略微进行些个性化调整。比如雍正就曾下旨规定“无论赌钱赌饮食之物，满汉官员犯者俱革职，永不叙用，仍杖一百枷号两月，不准折赎”。

　　这样又打板子又丢工作的惩罚足以证明雍正禁赌的决心，而这股严打赌博之风哪怕到了以“宽仁”标榜的乾隆朝，仍旧要求“凡现任职官，有犯赌博者，加重发往乌鲁木齐等边远地区效力赎罪，并须先简赌博本例枷号两月，然后再行发往”。

　　可见，作为康熙朝高官的韦小宝，若真如《鹿鼎记》中那样骰子不离手，光凭一个“赌”字，就能要了他的命，还能顺带把多隆、索额图等一众好牌友一并送上不归路。

　　二、大家好兄弟，讲义气

　　由此看来，赌博对韦小宝的杀伤力实在不小，但若是和韦小宝另一个“爱好”比起来，赌博就不过尔尔了。谁让韦小宝别的什么都不喜欢，偏偏就喜欢和人拜把子呢。

　　纵观《鹿鼎记》全书，韦小宝简直是从头拜到尾。无论是吴应熊的保镖，还是天地会群雄，亦或是桑结喇嘛、蒙古王子、御前侍卫、朝中重臣，韦小宝真是逮着谁就跟谁结拜，真正做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

　　一时间，“大家好兄弟，讲义气”成了韦小宝的口头禅。兄弟情谊加持下，韦小宝左手拖着赵良栋在王屋山大显身手，右手拉着天地会群雄策马驰骋纵横江湖，日子过得好不惬意。

　　然而，如此舒坦的日子，在真实的康熙年间却实在难寻。只因明清时期的结拜，并非像电视剧里演绎得那么简单，韦小宝的义气可不能说讲就讲，把子更不是想拜就拜。

　　据史料记载，明清时若要结拜，并非简单的歃血为盟口头允诺，而是需要互换“兰谱”。兰谱上还需要分别写上各自姓名、生辰八字，籍贯住址，以及曾祖、祖父、父母、兄弟、妻子等等家人信息，然后互相交换作为凭证。

　　随着时间的推演，民间“换帖”渐渐衍生出基于共同政治诉求的兄弟情，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韦小宝当香主的反清组织天地会。

　　如此一来，民间结拜就上了清王朝的黑名单。为了巩固国本，清王朝专门在《大清会律》里加了一条：凡异姓人歃血为盟，焚表结拜弟兄，不分人数多寡，照谋反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

　　若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清政府不分青红皂白见歃血为盟就算谋反的举动恐怕有些太偏激，可放在百年之前，清政府只觉得这样做还不够。

　　于是，《大清会律》里很快又多了一条：哪怕没有歃血为盟焚表结拜弟兄，只是随便磕了个头认兄弟。为首者仍要打一百大杖，其他从犯各减一等问罪。

　　连民间结拜个兄弟啥事不干，也能算成谋反的时代，试想韦小宝以爵爷之尊，若真拉着赵良栋、张勇、孙思克、王进宝四位手握重兵的悍将拜把子，最后铁定是哥几个手拉手一起走，刑场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团圆”大结局啊。

　　从这个方面来看，《鹿鼎记》中韦小宝没被康熙一锅端，还能带着七个老婆逍遥江湖，也算是祖宗保佑了。

　　不过，虽然韦小宝的两大“爱好”放在康熙年间死一万次都不够，但若是到了晚清时代，这点小瑕疵就根本不叫事了。

　　时光的脉搏跳动到1848年，当时朝臣段光清奉命前去禁赌，时任浙抚的吴文熔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以前也试图禁赌，可那些赌徒如肥田恶草，我拼尽全力除之，却始终无法除尽”。

　　一番肺腑之言，让段光清深表赞同。这或许从某个侧面说明，晚清时期赌博成风，官方无力根除赌博这个毒瘤，偶尔有几个官员用心禁赌，也不过是尽心除去些许“恶草”罢了。

　　赌博屡禁不止的同时，官府对拜把子的控制力也在减弱。咸丰年间，户部钱法堂主事书年和炉头等人公然举办宴会“换帖”，过后竟然啥事没有，结果几个把兄弟愈发大胆，干脆携手捞钱，致使钞务钱法弊窦丛生。

　　吏治崩坏给了某些官员权力寻租的空间。咸丰四年，河南候补道员张维翰突发奇想，跑去和逃犯刘老长换帖结拜，妄图互相照应，保卫身家，光天化日下弄出“官匪一家”的闹剧。

　　当地居民自然吓得迁徙一空，而曾经辉煌的大清，也在吏治败坏引发的一件件小事里，慢慢陷入了落后挨打的泥淖中。

　　倘若韦小宝晚生几年，想来就算是把他的两个爱好玩出花来，照样能吃香喝辣活得潇潇洒洒，可这大清，真没几年活头了。

　　参考资料：沐椽《清朝官员的“结拜”之风》、杨明《清朝禁赌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