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时代来临：孩子多了，儿科医生怎么反而“留不住”了？

周兼明

不久前，一份安徽宿松县人民医院《关于儿科全体医护人员要求转岗的报告》引发网友热议，并上了热搜。这份11人签名的报告称，“儿科医务人员本月绩效比在医院有编制而整年不上班的人员都低，怎么养家糊口？”报告显示，该院儿科医生7月份绩效1.0系数为498元，远低于行政后勤1.0系数2600元，甚至低了数倍。报告最后表示：“我们受不了多次侮辱，再次强烈要求转岗，愿领导批准。”

此份要求“转岗”的报告，说明儿科医生积怨已久，但有了维权意识，敢于向院方表达不同意见了。舆论之热很快引来了院方的回应，宿松县人民医院在其官网发布了《情况说明》，表示正在积极妥善处理。处理方案有三条：一是迅速调整儿科绩效发放标准，今年7月35名儿科医护人员绩效按医院平均水平发放；二是妥善做好职工思想工作；三是修订完善绩效考核方案。

从院方回应看，这只是一份“头痛医头”的解决方案。当然，这也不能怪宿松县人民医院，现在各医院都流行“计件”绩效，以盈利论高低，多做一台手术、多开一份药就多拿一份奖励，儿科医生无论是检查、用药、手术，盈利项目数量都少，绩效奖少也就成了必然。只要以“绩效管理”的思路不变，此问题终究无解。

这些年关于“儿科医生荒”、儿科门诊爆满、儿科急诊停诊限诊的报道不断，此次“转岗事件”，不过是儿科行业困境的一次小爆发。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等六部委就印发了《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并出台一系列政策试图改变这一状况。意见中明确提到：“儿科医务人员收入不低于本单位同级别医务人员收入平均水平”，四川省甚至提出儿科医生收入为本单位医务人员平均薪酬的1.2-1.5倍。但从近年一些报道看，有些地方儿科医生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这次“转岗”事件反映出，儿科医生队伍的不稳定，仍是不少地方医疗系统的短板。中国儿科医生缺口之大自不必说，流失率也高，前几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儿科医生流失率达到11%，基层更高达32%。其中，收入低是一个主因。北京八一儿童医院院长近日也对媒体表示：“儿科医生的收入常常还不到其他科医生的十分之一，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就拿口服药来说，成人一天需要吃4-6片，而有的药没有儿童剂型，是把成人药片掰开，一个孩子一天可能只吃成人剂量的几分之一。因此，按经济收入核算，传统的儿科效益都不好。”

儿科与其他医科有所不同，孩子一旦生病，有起病急、病情变化快等特征。有调查显示，七成的儿科医护人员日均工作9小时以上，儿科医师日均承担门诊人次数是其他执业医师的2.4倍，年均承担的出院人次是其他执业医师的2.6倍。儿科常被医生自称为“哑科”，因孩子很难清楚表达病情，所以医生的工作量大，承担的风险自然也大。加上家长大多爱子心切，期望值高，一旦未能完全治愈，极易出现医患纠纷。如果一个行业的工资水平与其职业风险不成正比，要求转岗、转职的人才势必会增多。政府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确保儿科医生的待遇，但这些政策何时能在基层落地，成了不少儿科医生隐藏的心病。

只有当儿科医生的收入待遇，和付出的劳动与压力相匹配时，这个行业才能真正留住人。这就需要医疗管理部门主动建立一种分配机制，让儿科医生劳有所获，真正落实“不低于平均水平”的政府承诺，可将此作为考核医院的重要指标。各级政府也需加大对儿科的补贴，比如发放儿科特殊岗位津贴等。一些地方政府可将儿科列入急需人才引进，从政策上吸引学生报考儿科专业。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改变畸形的医疗市场化机制。不能让医疗体制，成为摧毁医生职业道德感和尊严感的武器。公立医院既然是保障民众医疗需求的福利机构，就不应当把追逐利益作为医生行医的动力。统计显示，2019年中国卫生总费用超过6.5万亿，占GDP的6.6%，比以往有了些提高，但比起全世界9.9%的平均水平还是很低；这6.5万亿多的支出中，社会卫生支出占44.9%，个人卫生支出占28.4%，而政府支出占比只有26.7%，占GDP的1.76%，远低于欧美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从这些数据，我们能明白医生的不易，很多医院为养活自己，不得不增加医务人员的工作量及各种利益驱动，只为让医院从病人身上赚取利润，好将运营成本转嫁给患者。医生因工作量过大不堪重负，患者因看病难、就医贵怨声载道，像儿科这样不易赚取利润的科室，自然在现行机制下会倍感“侮辱”。

只有政府财政真正增加了对医疗的投入，医院才能逐渐回归公益属性，担负起保障公民健康的使命。如果医疗服务的主要收入仍来源于医疗收入和药品收入，那么医生的收入必然会和药品回扣、提成等发生关系，医生难免会成为医院谋取利益的工具。那么，要真正改变儿科医生的困境，仍是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