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因不孕遭婆家虐待致死，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女性生育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虽然还是很多人都坚持“不生孩子是不负责任”，但不得不承认，生育已经越来越开始成为个人选择，而非人生打卡式任务，也有很多人选择晚婚晚育或者不育，两种思想的碰撞往往会带来阵痛，甚至悲剧。

近日有媒体报道，山东一名23岁女子方某洋遭婆家冬天屋外罚站、不给饭吃、木棍抽打等方式虐待致死，原因也很简单，“她流产过然后就一直怀不上孩子”，法院认定三名被告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决定从轻处罚。

“如实供述”并不是过度“从轻”的理由，受害者家属向德州中院上诉后，德州中院裁定发回禹城法院重新审判。11月19日此案将开庭重审。

在谴责施害者的同时，一则“亲人是否有权干涉女性生育？”的问题悄悄登上了微博热搜，有很多网友认为“亲人是出于关爱，无对无错，好好沟通即可”，甚至还有网友直言，“花那么多钱结个婚就是为了生孩子，女性结婚不生孩子就属于诈骗”。

或许从道德上来讲，这些观点可能还会获得部分群体的理解支持，但从法律来讲，这些观点真的有依据吗？

首先，在法律层面，虽然权利义务相依存，但生育绝对是一项法律权利，并非是婚姻关系缔结后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

　 生育权是由最高级别法律赋予的，其四十九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一项权利与一项义务被纳入了最高级别的法，由此衍生了极多的具体规定，如《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等。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

　 这一规定直接表明了生育是权利，不是义务，当然这一权利需要受到一定限制，即“计划生育”，但生育的权利属性是毋庸置疑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女性会从生育过程中承担更多的肉体痛苦，有更大的负担，也有直接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因此女性的生育权是优先受到保护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此外，男性同胞也一样，并不存在不配合生育就违法。因此，逼生人群拿着法律当幌子的某一类话术可休矣。

既然公民都有生育权，那丈夫能不能主张“我老婆不给我生孩子/私自堕胎，她侵犯了我的生育权”，实际上，司法实践中的确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如2012年7月，高某（男）与刘某（女）登记结婚，2013年2月，刘某怀孕，但同年5月，因为生活琐事导致婆媳矛盾激化，高某也多次呵斥刘某，刘某一气之下回娘家，并在未通知丈夫高某的情况下，到医院实施了人流手术，终止妊娠。

高某获悉此事后大为震惊，继而对刘某大打出手，随即起诉到法院，认为妻子刘某单方终止妊娠侵害了自己的生育权，要求与刘某离婚，并要求刘某赔偿损失5万元。

最终法院经过调解确认双方已感情破裂，判决离婚，对于丈夫的索赔诉求未予支持，因为对于女性终止妊娠的行为，国家法律法规尚无相关规定。

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九条则明确规定，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导致的感情破裂可以起诉离婚，但不可由此进行索赔或追究其法律责任。

因此，生育问题是一个个人选择问题，亲人可以进行建议，但无权干涉，或者说任何人都无权干涉，更别说通过暴力手段进行强迫。

从道德上讲，女性生育自由的话题已经越来越能够引起社会关注和多方共鸣。

由知名舞蹈家杨丽萍被评价“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儿女”时的怒怼开始体现，越来越多的普通女性开始表达，“我的子宫使不使用关你什么事？”这一态度。

当然，这还是需要两个人的婚前协商，女性可以尽早提出自己的生育想法或者要求，若双方确实难以达成共识，可以考虑找寻更合适的人。

然而不得不说，仍然还有很多人，将婚姻当成生育的步骤，将女性当为生育的工具，将彩礼、车房当作生育的代价，将“传宗接代”视作人生的最终目的。

同时，目前婚姻的高成本使得不少男性群体需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支付了巨额彩礼的丈夫们会不可避免地将这股压力转移至女性身上。

于是，我还听过有人如此说，“花那么多钱把你买回来，总要给我下个蛋，不然就是诈骗！”

这也是为什么司法实践当中，离婚要求返还彩礼的案例越来越多，《婚姻法》也作出了明确的回应，只不过在保护基层男性的同时，客观上也稍稍挤压了基层女性的生存空间。

《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可以要求返还； 若结婚，但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却未共同生活，或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离婚时可要求返还。

回到此次事件中，施害者迫害受害者的直接原因就是“没有生孩子”，哪怕女方实际并不排斥生孩子，若女方排斥，或许可能会面对更为严重的迫害。

施害者自然涉嫌构成虐待罪、故意伤害罪，相信19日的重审相信也会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但这件案件背后隐含的社会文化冲突、法律适用冲突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当今女性，尤其是力量更为薄弱的基层女性来讲，“生育”往往身不由己，即使法律规定完善，有时也会在多方的干涉、甚至压迫下进行生育。

这种现象，或者说这个问题，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有婚姻成本过高、部分人群法律意识不强、女性力量依旧薄弱、以“生育”为终极导向的社会氛围浓厚等等。

相对应的解决措施也是多元的，落实对婚姻成本的控制，如《婚姻法》《民法典》规定的禁止买卖婚姻、借婚姻获利等等；加强对基层女性的法律帮助、法律意识培育、法律宣传；在整体社会文化中，进一步推动男女平权，改变女性“生育机器”的工具人角色等等。

这件案子绝不是第一件，或许也不是最后一件，只能说，路还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