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我们的童年更像童年

　　“十七年教育”始于1949年，终于1966年。1949年，国家从大乱进入大治。那时的教育有两重旋律，一重是主旋律——“共产主义接班人教育”，教材全部革命化，唱的也是革命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弟弟梦见毛主席》等等。那时作曲家比现在懂旋律，会煽情，小孩子不懂，跟着哇哇唱。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革命歌比现在真诚，那时的教育也比现在真诚。所有小孩子真的相信长大后肯定是“革命接班人”，大家都是单面人格。

　　还有一种，是“副旋律”教育——做人要有志气，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出息。那时的大人们常说这个孩子有志气，那个孩子没志气，这就是当时的价值观，而且是传统的。“出息”，不是指当官，更不是指发财，而是做一番事业。我们从小觉得压力很大，小学四五年级就有同学一天到晚谈论怎样考上重点中学。上海当时最好的两所中学，一所是育民中学，一所是上海中学。社会上宣传革命理想，私下里家长灌输“个人奋斗”，是良性的功利主义，跟今天明打明撺掇你当官发财不一样。

　　我小学是在上海茂名北路小学读的，条件蛮好，校舍是民国有钱人家的洋房。老师是民国时期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言行举止很斯文。同学关系很单纯，富孩子不炫耀，和穷孩子一起玩，穷孩子也不自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都蛮“傻”，真的鄙视财富，不少资产阶级出身的孩子拼命穿得破旧，向穷孩子看齐，部分原因是害怕，部分则是真诚的。

　　我记得老师非常重视学生的特长发展。我小时候蛮活跃，一丁点儿优点，老师就夸奖、鼓励。我的作文写出来，老师当堂念给大家听；我喜欢画画，老师马上让我出黑板报，还把我送到市少年宫去学画……不只是我，随便哪个同学有爱好、有特长，都能发挥出来。学校有各种兴趣班，跳舞、画画、算术、飞机模型、各种运动项目……我从小没有怀才不遇的感觉。

　　我印象中的“十七年教育”，过度理想主义，很重视少年儿童，并不完全是意识形态灌输。儿童文艺刊物、少年宫、社团活动、作文和体育比赛，都有孩子的份儿，我们都很开心、很正面。“十七年教育”其实蛮良性的，至少我们的童年更像童年——朴实、天真、活泼，完全是半动物状态。

　　“十七年教育”良性的一面，到“文革”全被毁了。

　　“文革”破坏的不只是学校教育系统，更让我难受的是，“文革”还破坏了家庭教育，“家长已经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了”。而“文革”前，家庭教育依然保持着从前的样子。外婆和弄堂里那些老人们的教导，让陈丹青念念不忘。

　　我的父母在税务局工作，父亲还是工会干部，做文宣工作，会写文章、创作剧本，歌也唱得好，很活跃。父母说话直爽，都因为说了几句话，先后在1957年、1958年被打成右派，工资被削减。后来20多年，我父亲的月工资33元，母亲月工资40多元，他们还要赡养外地亲戚，家里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7元。我四五岁时，父母下放农村劳动，60年代初才回来。我不记得他们如何教育我们，只记得他们从来不要求我争取进步，入团入党，从不鼓励我去做当时要求的好青年——这也是教育。我从小就讨厌凡事有目的的人，就是因为父母的教育，其实呢，也是基因遗传啦。

　　我印象很深的是外婆和弄堂里那些老人的教育。老人大多不识字，但随时随地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进门先叫大人；大人没坐，你不能坐；吃饭不要说话，大人没吃，你不能先吃。包括一些迷信和古谚，如做坏事会有报应等等。我至今养成的习惯都是小时候大人教的：米饭粒掉桌子上，会用筷子夹起来吃掉。我记得饭掉在地上，外婆会捡起来用水冲冲，再吃。五、六十年代物质匮乏，所有人都懂得节俭惜物，懂得自己解决困难，彼此互助，那是前现代社会的普遍德性，现在没了。家庭是教育的第一单元，比学校更重要。

　　贫寒有贫寒的好处，就是懂事、知足，扛得住事情。我对小学的很多记忆是买菜、生炉子、缝被子、补衣服。我五岁到八岁经历“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不知道挨饿的原因，但明白世道艰难，懂得体贴家人、懂得承受，后来下乡当知青，能有意志力，吃得起苦。

　　60年代初，父亲在农村劳动得了血吸虫病，被准许休假，他对我开始有了教育——不是口头上的教育，而是行动。他待在家里一天到晚看书，看鲁迅、托尔斯泰，还有历史书。他看什么，我也蹭着看，虽然不懂，但记忆下载了。我后来居然能写写鲁迅之类，近年还写访俄游记，也就那时念了几本大人读的书。

　　母亲教我中国古典文学。我们家住在石库门房子的三层阁楼，母亲就在门板上给我写唐诗，一字一句给我讲。

　　现在想来，1949年后社会风气大变，但在无数家庭，人们的衣着、谈吐、待人接物，都还是从前的节奏与质地，长辈的言行、举止、德性、做派，自然会影响孩子。“文革”抄家、批斗，破坏了家庭结构，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的人际关系，永久性结束了，无可挽回。中国教育现在这种状况，不仅仅是学校层面的问题，更是因为家庭单位毁了——家长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文革”毁了所有良性的传统，恶开始蔓延，恶衍生恶，至今没有停息。

　　“十七年教育”有好的校园风气，好的家庭教育，还让陈丹青记忆深刻的是那时的经典教育。

　　“十七年教育”时期，中国是封闭国家，是前现代社会，传播媒介很少，孩子的空闲时间和游戏时间特别多。你们完全想象不到，上海城区的学生，课余时间都是捕鸟、捉鱼，接近半农村的生活，与自然不隔绝。“文革”强行让孩子参与工农劳动，未必全是坏事。我在上海六十一中上初中，每年春秋都去郊区劳动，摘棉花、割麦子。

　　今天中国暴富，忽然进入后现代形态，一切都是电子传播，孩子和老鼠一样闷在家里独自玩，与自然隔绝，与劳动隔绝，与手工隔绝。毛泽东的教育思路来自前现代社会，就是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是要游历、开眼界。现在的学生太脆弱，太被动。美国那么富有、自由，但美国孩子远远比中国孩子能吃苦，能承受，有野性，有生命力。今天全国家长宠孩子，会有报应的，我看将来农民工孩子中会有人才出来，一路读书长大的孩子，我担心成半残废。

　　当时的传媒只有广播。中央和地方广播电台的节目，有外国音乐节目、广播剧、长篇小说联播、唐诗宋词、莎士比亚剧作朗诵等。因为选择范围有限，所以我们只能“被动专注”，现在想想，这些广播内容都是经典。我们的所谓人文教育背景，并不坏。那时学画的青年成天谈论伦布朗、珂勒惠支、狄更斯、巴尔扎克、俄罗斯文学。到了“文革”，什么书都没了，图书馆的书和私家书流到社会上，年轻工人、失学的学生、街道小流氓，一天到晚没事干，居然聚在弄堂口谈《安娜·卡列尼娜》，谈《红楼梦》……

　　今天的孩子，流行歌听不完，接收到的都是“速食”。现代文明的好处是选择多，坏处也是选择多。九流的娱乐节目，挤走的是良性教育。

　　木心先生说，西方发达国家是有了经典的底子，再去看娱乐，中国从未完成起码的启蒙，忽然进入娱乐时代，无法分辨，以为流行就是文化，弄到今天，集体人格平面化。

　　现在有些学校在做经典教育，让学生接触世界名曲、世界名剧、世界经典电影等等，在做，总是好啊。要给孩子看好书、好电影，我可以开个电影单子给孩子，这些电影不讲道理，而是讲述孩子的故事，让孩子的内心有认同。战后的电影可以看法国弗朗索瓦·特吕弗尔导演的《四百击》、意大利迪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法国路易·马勒的《再见童年》、我国台湾侯孝贤的《风柜里来的人》和《童年往事》等等——所谓教育，总是关于成长的，这些电影是和全世界的孩子分享成长的苦恼和愉悦。中国的文艺很少表达成长的真实，想要做，做不好，因为太多大人就是没长好的孩子。

　　(作者 陈丹青 文章转载自 中小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