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利好中国？“黄祸论”了解下

特朗普大势已去，美国的媒体已经提前开始庆祝了。

这两天，微博莫名其妙就出现了很多吹捧拜登的人。

同时，还有人不断明着暗着暗示，拜登上台以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就会缓和了，大家可以放心跟美国做朋友，特朗普只是一个意外。

但经历过4年折腾的中国人，心里肯定都明白，中美之间关系再也回不去了，不要对任何人抱有幻想。

10月20日，英国《每日邮报》网站上发了一篇疯狂攻击中国抗疫的文章。

文章的标题一看就像密封发酵百年后猛然打开的醋缸子：

“恶龙归来的咆哮有多么恶心：中国的经济竟然在其释放的疫情中蓬勃发展”

作者在文章里，对比了中国经济的复苏与欧美经济的凄惨现状，罗列了一些谣言和阴谋论，把威权体制、列宁主义之类的陈词滥调Blabla了一遍，咬牙切齿地写道：

就当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在经历恐惧、猜疑、失业、萧条、滞涨、健康灾难，

无数生命被毁以及第二波新冠疫情的冲击出现时，

中国却将以一个比2020年1月时更强的状态进入2021年了。

啧啧，八百里开外就能闻到一股酸臭味......

为了在酸臭中写出中国龙的可怕，作者一再列举，中国在这疫情中所取得的种种成绩：

中国有14亿人口，每天大约有十几例covid病例......

相比之下，就在昨天，英国报告了超过21000例新的感染病例。

至少有四种疫苗处于研发后期。超过35万人，

已经接受了一次试验性注射，没有严重的副作用。

“在青岛发生小规模疫情后，当局在5天内对900万居民进行了测试。

还写了中国复苏带来的积极影响：

“第六大出口市场的复苏

让陷入困境的英国公司

有机会销售汽车、威士忌、时尚和其他产品。

甚至担心起西方长久以来的政治自信:

中国领导人不喜欢夸夸其谈，

他们从事着一项枯燥而重要的工作，

即平衡公共卫生与更广泛的福利：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

有些人会认为，中国领导层的“稳健之手”，

为我们这个摇摇欲坠、混乱、日益失信的政治体系

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教训。

说得我一时分不清到底是夸还是骂了。

但到了最后，作者还是回到了冷战思维，甚至是东西方对抗思维，打着悲腔说：

对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来说，现在最严峻的选择是，后新冠时代，是再次团结起来对抗中国威胁，还是在一盘散沙地面对中国，牺牲我们的自由体系呢？我知道我喜欢哪一种。

这篇文章仅仅是西方人在酸葡萄吗？仔细揣摩一下，可以发现背后深不见底的阴暗心理：

我知道你做得好，而且做得比我好，我也明白你所做的对我也有好处，但我就是不能容忍你过得好。当我做得稀烂时，我更要敌视你！

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文章评论区里（截图来自网页翻译）：

尽管作者根本没提一句中国制造的威胁，甚至说了中国市场的复苏对英国出口有帮助，但前五个最高赞评论，仍旧就有三个是关于抵制中国制造的。

可以说，这篇文章微观呈现了今天西方国家的政治逻辑：

通过诋毁中国，成功地转移了英国人对于本国政府治理失败、种族矛盾、经济萧条的关注，把问题矛头对准了中国。

这种将国内政治、经济问题转化为对他国的攻击与侵略不是一次两次了。

有句话是这样的：当美国怀疑你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你最好真的有。因为实际上没有大杀器的萨达姆、卡扎菲都死了。

现在英美国家又准备拿中国当冤大头，幸好，我们真的变强了。

1

19世纪末的满清朝廷腐朽崩坏，国家积贫积弱到不堪一击，西方人同样给中国扣上了一顶“恶龙”的帽子，发明了一个今天依旧在泛滥的名词：

黄祸

一般人研究认为，“黄祸”的起源来自于欧洲人对于蒙古西征的恐惧。

但细想一下，黄祸流行西方的时候，正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时候。

为什么700多年前的尘封历史，会在西方国家已经称霸地球、将满清朝廷打得半死不活的19世纪末再次复活呢？

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让人画了一张著名的《黄祸图》，号召欧美国家联合起来，对抗邪恶的东方势力。

这幅画是由威廉二世亲自拿铅笔亲自构思的草图。

图中七个女武士代表着欧洲诸国。头戴象征自由软帽的是法国；头盔上雄鹰展翅的是德国；身穿鳞甲搭在德国肩上的是俄国；黑色双头鹰胸甲的奥利地与手持米字圆盾的英国眉来眼去；剩下两个有可能是意大利与西班牙。

在她们前面，带翅膀的大天使指向远方，一条东方巨龙正载着佛陀正在四处喷火。

画好后，威廉二世让德国名将老毛奇亲自将油画送交给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并专门写信描述了画中的含义与“黄祸”的可怕，希望俄国尽可能在东亚担任其保卫基督教文明的使命，并且表示德国将保护俄国后方的安全。

同时间，威廉二世也将印刷版送到了欧洲各大王公贵族、政府首脑那里，让这幅画的影响力一下子就流行开来。

“黄祸”一词也由一种虽然隐隐浮现、零散的政治焦虑，变成了一股台面上强大的政治思潮。

比如，尽管英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血虐了满清军队，但1895年曾任陆军总司令伏尔赛利就从一个军人的角度，认可了中国人的军事才能。在他看来，中国军队的问题只不过是缺少了一个类似于彼得大帝或者拿破仑式的人物。

这位英国元帅大概没想到，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这个人物其实已经出世了，只不过还在襁褓之中，离他开始带领中国还有近三十年时间。

无论如何，当时是连自保都无力的中国，不可能威胁西方。

为什么威廉二世要费尽心机渲染“黄祸论”？

答案是祸水东引，让俄国、日本相互牵制，不但可以避免俄罗斯在欧洲的野心，还能浑水摸鱼扩大在远东的地盘。

当时，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气势大盛，威廉二世害怕自己在华利益打折扣，于是先拉着俄法，对日本搞了一次“三国干涉还辽”。

1897年，威廉二世又派了三艘军舰强行占领了山东胶州湾，掀起了19世纪末瓜分中国的浪潮。

（威廉二世纪念强占胶州湾的邮票）

从此，列强纷纷在中国传教洗脑、强占租借地、抢夺路权矿权、划分起了势力范围，到处欺压中国老百姓，引爆了“义和团运动”。

威廉二世趁机发表了名为《不要宽恕》的演讲，鼓励欧洲人去扑灭“黄祸”，还派了个将军去做联军统帅。

于是，在八国联军的枪炮逼迫下，义和团被屠杀、慈禧往西逃、《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

威廉二世则继续鼓吹“黄祸论”，不断挑唆俄国去对抗日本，理由则是日本将会武装中国，对白种人、基督教复仇。

后来果然爆发了日俄战争，但最遭殃的却还是中国老百姓。

面对“黄祸论”带来中国人民的苦难，威廉二世自己倒是得意洋洋：

黄祸——这是我早就认识到的一种危险。实际上创造“黄祸”这个词的人就是我。

将军们也纷纷表示赞同：东亚的战争，让黄祸这个旧词获得了新的生命。

另一边，同样被视为“黄祸”的日本人，为了转移西方世界对自己的敌视目光，也在疯狂地抹黑中国人，夸张的宣传中国人人种威胁。

就在威廉二世炮制“黄祸图”的1895年，因为《新日本史》、《日本经济史》而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家竹越与三郎就写下《支那论》，丑化描述中国历史更迭，甚用“如鼠族一般”的污蔑来渲染中国人口增长对欧洲的威胁，给西方国家为华人制定的各种歧视法案与残酷刑罚摇旗呐喊。

以竹越与三郎为代表的日本高级知识分子，非常明白“黄祸论”对日本的威胁，所以在言语之间，竭力把日本从亚洲、黄种人区分开来，把日本对华野心说成保护世界免于被中国人入侵，进而论证吞并中国的必要性。

后来影响日本国运的“脱亚入欧”，源头上就有摆脱“黄祸”的意思。

这种宣传起了很强的效果，比如美国海军少将、军事家马汉就主张美日结盟，彻底征服中国，从而弥补没来得及瓜分中国的遗憾。

可以说，19世纪末“黄祸论”的沉渣泛起，很大程度上是威廉二世、竹越与三郎、马汉这样的顶级阴谋家，玩损人利己的外交权术的结果。

从现实角度看，满清军队战斗力之低下，西方人早已了然于胸，威廉二世的“黄祸图”可以左右高层政治，却显然不具备在全社会被广泛接受的说服力。

真正让“黄祸论”泛滥开来、遍地开花的，是另一帮人酝酿的所谓“真正的黄祸”。

2

在1898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戴奥西写了一本《新远东》，提出了“真正的黄祸”——中国的工业化。

在中美贸易战的122年前，这个英国人就认为，如果中国人依靠“西方科学的帮助”，办起各种工厂，就会同西方产生严重的竞争，而日本就是前车之鉴。

因为中国“享有一切想象得到的有利条件——非常廉价、聪明、易于指挥的劳工，受过科学训练的管理方法，丰富的煤和铁，几乎是应有尽有的土产原料，纵横如织的水道运输，数目众多的港口，而且到了那时，还会有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系统。”

“这样的中国新兴工业，在进行价廉物美的生产上，将比它的西方旧有对手处于一种远为有利的地位。”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来看这段话，似乎的确是被应验了。

但这个语境放在当年，其实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未来预测了，更不是戴奥西真正目的。

1898年的中国积贫积弱，别说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的官办工业体系，就连刚刚萌芽的民族工业，也仅限于面粉、火柴之类，即便潜力巨大，又何谈对当时西欧国家的工业威胁？

戴奥西这么故意夸大中国工业化威胁，有两个很强烈的现实考虑：

其一、呼吁欧美各国甚至日本，一起锁死中国工业，防止中国人建立民族工业、获得强大的武器，阻碍各国不断扩大在华利益。

比如，驳壳枪(盒子炮)在欧洲并不受欢迎，但在解放前的中国军队中普遍装备，正是因为当时更先进的冲锋枪咱造不了。

其二、更加紧迫的内部矛盾：转移尖锐的国内劳资纠纷与阶级斗争。

19世纪下半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工人阶级遭遇的资本家们剥削也越来越残酷。城市里、工厂里，劳工待遇、生存条件、健康状况甚至比手工时代的学徒还差。

经过三大工人运动与巴黎公社的斗争，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已经席卷欧美国家，而且愈演愈烈，成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内部最严峻的政治挑战。

于是，戴奥西这样的御用学者就出来，拿着煞有其事、但八字还没一撇的中国工业化的威胁为依据，公然鼓吹“黄祸论”威胁，缓和国内阶级矛盾。

他在《新远东》一书里明确呼吁：

如果还没有丧失理智，西方的资本和劳工应该停止他们相互毁灭的斗争。如果西方的工人能够认识到威胁着他们的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就会放弃目前那种想尽量少做工作而增加工资的倾向。

总之，“黄祸论”说了半天，无非是给当时的资本家不涨工资、继续剥削无产阶级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戴奥西敢这么宣传，是因为这种阴谋论调在底层白人中有很广泛的受众基础。

当时西方国家的很多工会组织，本来就把雇佣勤劳、肯干的华工，看作资本家对付白种工人的恶毒手段。

早在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时，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数量就迅速增长，大部分是被卖来的“猪仔”，还有远洋的水手。仅在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人数量就高达六万中国人，占了当地人口的15%，还建立起了营地家园，吃苦耐劳与干活效率都超过了白人劳工。

于是，白人各行各业的工会便开始充当起了排华的急先锋，号召抵制华人商店、拒绝雇佣华工，甚至对华人移民区直接进行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暴力攻击。

1851年6月末的夜里，新南威尔士州夫拉多金矿，一个华人矿工营地遭到三千多武装白人劳工袭击，打砸抢烧杀，数百名华工遇难，有的甚至被活埋入矿坑。

当时的报纸甚至用一种看热闹的戏谑语气说道：

可怜的亚洲人，几乎没有任何抵抗。他们只顾隐藏自己的金子，说不出有多少人被杀死。

这是同情吗？或许有那么一丁点，但更深层次的则是从心底对弱者的轻蔑。

因为，这些暴力冲突非但没有激发澳大利亚的社会良知，为受害的华工伸张正义，反而在鲜血与黄金的刺激下，搞出了一部立足于“白澳政策”的1901年《移民限制法》。

（污蔑华工的宣传画）

从此，澳洲华人移民增长的势头被生生压制下来，大批华人被迫离开澳洲。

同样，1851年的美国加州，由于大西洋铁路项目，华工数量高达四万，占该州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同样的比例搁现在，加州华人应该是接近七百万，而整个华裔在美国的人口，又何止千万。

但是1882年，美国正式通过了近代历史上指名道姓歧视某一种族的《排华法案》、《华工条约》，禁绝了华人合法移民之路长达半个多世纪，目的也正是缓解美国国内的劳工与工厂主之间的尖锐的阶级矛盾。

号称“社会主义者”的美国经济学家、政治家亨利·乔治就认为，黑人虽然没文化，但是可以教育，然后融入白种人文明，但“无信、放荡、怯懦、残忍、狭隘”的中国人是不可能与北美融合的，所以竭力与加州劳工组织一起鼓动对华工的排斥。

有“美国高尔基”之称的杰克·伦敦，属于美国的“耙粪派”，致力于揭发现代社会的弊端，长久以来被视为“社会主义者”、“进步作家”，是当时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他的观点代表了美国工人阶级的普遍想法。

杰克·伦敦来自底层，是爱尔兰人后裔，生活在华人最多的加利福尼亚。作为当时美国社会最活跃的劳工群体，黑帮文化蔓延的爱尔兰劳工群体恰是排华浪潮的直接推动力量。

（工会、黑帮傻傻不分清楚的爱尔兰劳工群体）

耳濡目染之下，杰克·伦敦便把受尽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定为“黄祸”，坚定地认为未来会爆发种族战争，不断地在报纸上发表反华论调，写了很多鼓吹排华意识的作品，污蔑中国人为劣等民族。

在小说《史无前例的入侵》中，杰克·伦敦写西方国家用细菌战灭绝中国人，然后中国这块土地按照美国的设计民主化，变成一个各人种混居的移民国家。

这基本上是当时美国对印第安人种族灭绝做法的翻版，而这部小说的部分内容居然还被收录进了美国当时的大学教科书中。

（小说中描绘的中国人遭遇瘟疫的场景）

受尽欺凌、弱得近乎绝望的中国，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为了欧美及日本，上下一气转移国内外矛盾的出气筒与靶子，沦为了活该被系统性歧视、封锁甚至被灭绝的对象。

你弱你有理，在中国身上，变成了你弱你活该被歧视、灭绝。

相反，你强、你反抗倒成了原罪。

3

从吴京那部划时代的《战狼2》开始，“战狼式外交”成为了公知与公知粉们站在“和平主义”的道德高地，张口就来的风凉话。

言下之意，今天欧美反华舆论高涨，全是自己惹的祸，否则还可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这种观点恶毒之处在于，鼓吹中国不要做“战狼”，却忘了别人根本不可能是绵羊，甚至比恶狼还贪婪。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用一生的曲折换来了这个惨痛教训。

孙中山常年在海外活动，对“黄祸论”其实非常清楚。

当时，与孙中山密切交往的美国军事顾问荷马·李亚（Homer Lea）就是一个“黄祸论”者，只不过他更加视日本为主要对手。

（荷马·李亚）

此外，在1901年到1924年之间，仅《孙中山全集》就记录了10多位外国记者就“黄祸论”以及相关问题进行的提问。

一个美国记者甚至直接表示，如果孙中山实现了自己的革命抱负，将会酿成真正的“黄祸”。言下之意，中国就活该弱小呗。

在这种压力下，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也受到了“黄祸论”影响。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就对西方不断解释为什么中国不会成为威胁，宁可走和平路线，对北洋军阀妥协，也没有组建革命军队，不希望坐实“黄祸论”。

（没有军队的结果，就是革命果实落在北洋军阀手里）

孙中山想让说服西方人，中国人爱好和平，不是封闭排外、侵略成性的民族，甚至主动表达通商开放、保留不平等条款，希望得到欧美国家的善意回应。

这够称得上“绵羊式外交”了吧？然并卵。

北洋军阀时期，俄国、德国、日本的侵略殖民化动作变本加厉，孙中山只好警告列强不要逼人太甚，还表达了中国要加强军备的观点，但却依旧秉持“和平主义”，不敢太刺激“黄祸论”，连“二十一条”都没怎么激烈抨击。

（“二十一条”）

直到一战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却沦为了列强瓜分的战利品，甚至被架上了“共管”的案板上的现实，才让孙中山正视“黄祸论”的根源是西方中心主义与白种人优越感作祟，根本不可能妥协，于是开始不断呼吁发展实业、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创立自己的革命武装。

（孙中山视察黄埔军校）

只可惜还是晚了，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憾。

此后的中国革命者，再也没有对任何列强抱过任何幻想，坚持独立自主的斗争，才有了今天的新中国。

如果说，百年之前，羸弱不堪的满清、混乱的民国讨不了各国的欢心，今天为全世界提供质优价廉的工业产品、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甚至帮助美国、欧盟应对金融危机的中国，难道就能讨得欢心吗？

不可能，因为西方人心中的“黄祸论”从来都没有消失过，而总是以种种方式，从各个角落冒出来，更加隐蔽。

法国最近遭受恐怖袭击的时候，有一些法国网友却向恐怖分子喊话：“为什么不去袭击中国？中国可是独裁国家！”

只要根深蒂固的“黄祸论”的遗毒还存在一天，中国的强大就是原罪。

归根究底，中国与生俱来的地缘位置与文明体量摆在那里，天然就是各国玩弄权术、谋取利益、转嫁阶级矛盾、种族矛盾、治理失败的最好对象。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沉默还是怒吼，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中国都是欧美国家最理想的背锅侠、出气筒。

现在川建国大势已去，拜振华已经在准备上台了，微博里突然就多了很多人，鼓吹拜登多么多么励志，更有甚者，拜登还没就职就在说中美之间的关系会回到从前，民主自由那一套又来了，特朗普只是一个意外。

看来民主党上台了，他们的工资也拿到手了。

但无论拜登看起来多没精神，遏制中国的想法也绝不会改变，不要忘了，众议院和参议院两年前就是两党一人一边了，可是在通过打压中国的法案时，他们有一丝一毫的扯皮吗？有半分的犹豫吗？

有了建国同志的杰出贡献，我们应该清醒，拜登表现得再柔和，也不过是软刀子割人，换一种方式而已。

与其让西方重演在中国身上如群狼般撕咬的一幕 ，不如展示肌肉、亮出利爪、露出獠牙，以中国式的政治智慧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彻底终结动辄杀伐、蛮横制裁的国际秩序，将那些“疯狗式外交”、“秃鹫式外交”、“毒蛇式外交”、“苍蝇式外交”、“泰迪式外交”、“傀儡式外交”，通通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参考资料：

《非常的东西文化碰撞：近代中国人对“黄祸论”及人种学的回应》罗福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