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抗美援朝是一场人民战争？

《北京公安史志》记载，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破了一个案子——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

这个张东荪不是一般人，他是当时国内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一直坚定地支持共产党，

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张东荪不仅是大会主席团成员，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他这样身处高位的人之所以要向美国出卖情报，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而他认为，中国绝无可能战胜美国。

朝鲜战争爆发在即，张东荪不认同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为“国共调人”的资格以及与司徒雷登的关系，私下斡旋中美关系。

他企图借助个人的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并无与美国对抗的意图，希望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来。

张东荪找到了一个叫王志奇的神秘人物，此人自称有美国背景。

他对王志奇说：“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

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并将其中认为可以与美国合作的人用笔勾出。

后来美国间谍王志奇被抓后招供，当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这份名单送到了美国国务院。

当中国政府正式决定抗美援朝时，张把消息透露给王，并叫他赶快离开北京去香港。

毛泽东知道后，只是说了句：“张东荪这种人以后不能和我们坐在一起开会了。”

张东荪这样的人的倒戈，在当时根本不是个例，因为新中国建国才一年，立足未稳。

很多人还患有严重的“恐美症”、“崇美症”。

比如，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上海的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同样活跃。

学生看美国电影，见到美国旗就鼓掌，高呼美国太棒了。

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去南京金陵大学作报告，批评“美国没有文化”，一些教授甚至当场退席，以示不满。

“恐美症”的兴起，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

在旧社会，美国兵在上海为非作歹，开吉普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就算轧死了人也满不在乎，蒋介石政府不但不管，甚至还替美军撑腰，美军暴行愈演愈烈，沈崇案、景明楼事件骇人听闻，老百姓看到美军自然望而生畏。

“一九四六年十月五日深晚，有两个美国水兵乘坐郑裕光的三轮车，在云南路疾驶。到广东路口，美国鬼子喝令停车，向红绿灯连开三枪，又令疾驶而去，到大沽路，见有妓女即下车，并将郑裕光的三轮车把推翻。”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海发生。

二战后的美国，也的确是当之无愧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军事桥头堡遍布全球，白头鹰高耸，星条旗高展，史无前例的蓝星霸主正在冉冉升起。

于是，在上海，格格不入的杂音在人群中响起，“原子弹究竟是可怕的” “ 美帝终究不是纸老虎，而是铁老虎”。

在当时，很多人找不到一丝丝新中国可以战胜这个庞然大物的理由。

建国前，国民党有一大批高官投诚，傅作义就是其中之一。

但早在投降之前，傅作义就与蒋介石的特使徐永昌见了最后一面，他向徐永昌交代了自己的底牌，判断中共将在1950年进入最困难时期，到时候可以配合着打出去。

到朝鲜战争爆发，他抓住机会，主动请缨，想带着以前的嫡系入朝作战。

与此同时，国内也不稳定。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在大陆留下一大批特务、土匪、恶霸等反革命分子。

他们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如炸毁工矿、铁路、桥梁，烧毁仓库，抢劫物资，杀害干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从1950年春天到秋天，半年多时间内，新解放地区就有四万多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杀害。

而和这些投机分子不同的是，当时广大的中国人民，好不容易从苦痛的旧社会中解放出来，他们保卫自己家园的意愿无比强烈。

在不可一世的美国人面前，志愿军是一把尖刀，而国内的人民群众，就成了最坚强的后盾。

1

行军打仗，后勤补给十分重要。

入朝初期，许多部队很多天都吃不上一顿热饭，因为随身携带的干粮，都要带到前线去。

前沿部队常常弹尽粮绝。有从前方回来的参谋人员说，馒头太硬，根本就咬不动，但这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

有时候他们会吃冻土豆，因为不能生火，怕引来敌袭；

更有甚者，因为极度饥饿而昏迷在阵地上。

再加上美国人有空中优势，对志愿军的补给经常疯狂轰炸，后方供应的物资，常常只有百分之六七十能运到前线。

另一边，志愿军的敌人们，却常常大鱼大肉。

美军的口粮分为ABC三个等级，A是现吃现做，和下馆子没什么区别；B是半加工食品，需要稍微加工一下才可以食用；C则是直接可以吃的口粮。

不光美国人，联合国军吃得都不赖：土耳其人在战场上烤肉，意大利人要吃意大利面……

为了解决前线吃饭难的问题，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的李聚奎想起来，他曾吃过老百姓给的一种炒面，食用方便，也容易保存。

这种炒面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炒面条，而是炒面粉，把小麦粉和大豆、高粱、玉米等杂粮磨成的粉作为原料，加盐炒熟，可以干吃，也可以泡水。

炒熟后，用长条形布袋装好，一名志愿军拿一条布袋，一袋炒面理论上够吃7天。

1950年11月12日，东北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要求各系统、各单位都发动起来做炒面。

东北地区掀起了一股炒面热潮，家中无论男女老少，齐齐上阵，都拿着锅铲开始炒。

不光东北，全国其他地区也在制作炒面，周恩来总理也亲自到北京一些机关视察炒面情况，和大家一起动手。

炒面解决了志愿军很大的困难，甚至还有战士们打仗的时候，喊出了“为炒面立功”“为祖国人民立功”的口号。

全国人民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光发热，为抗美援朝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炒面的炒面、缝制衣物的缝衣物、还有的出了力又出钱。

那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工厂要生产，灾民要救济，那么多基建需要完成，国家根本就拿不出钱来买武器。

苏联只有一部分飞机是免费支援我们的，其他的都要我们花钱买，半价收费，一架战斗机15万，坦克25万……

所以全国老少，人人都想着法的多干活、多省钱，好把钱给国家买武器。

当时有一句振奋人心的口号——“我们在后方多流一滴汗，志愿军在前线就少流一滴血！”

北京市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通过增加产量、拣废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

甘肃玉门油矿的职工，捐献“石油工人号”战斗机。

四川简阳的棉农发起“捐献1斤棉”活动，2个月捐献了2架“棉农号”。

全国的儿童们更是捐出零花钱，一起购买了“儿童号”。

各个组织、各个单位，都掀起了捐武器的浪潮，什么“鲁迅号”、“教工号”、“中国海关号”、“水利号”、“纺织工人号”……

地方团体也不甘落后，捐献了“广州学生号”、“长沙工商号”、“成都新妇女号”、“基督教革新号”……

更多的，是那些叫不上名字的战斗机。

1952年6月24日，抗美援朝总会宣告捐献武器运动已经胜利结束。

截止于1952年5月底，全国总计共捐款55650.37万元，可购战机3710架！

不光捐钱，大家还捐物：

辽宁地区掀起了慰问志愿军的热潮，除了慰问信外、慰问金外，还有大量的日用品、药品、医疗器材；

宁波市发起捐献，慰问军属，光大米、年糕就有6823.5公斤；

驻马店市一个星期，捐了26291个鸡蛋……

这些物资成了志愿军重要的补给。

后来，在谈到抗美援朝的胜利时，彭德怀曾多次提到，打胜仗一半归功于前方浴血奋战的同志，一半归功于后勤保障的同志们。

有了这些物资，怎么送过去也是个问题。

1952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杜鲁门下台，艾森豪威尔当选。

艾森豪威尔曾在二战中指挥过诺曼底登陆，想要在朝鲜战场上搞出第二个“诺曼底”、第二个仁川登陆，来打破僵局。

如果成功，对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会是重大的打击。

为此，我们需要迅速地采取加修新铁路线，改善旧铁路线等项措施，保证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正面侧面全军（包括人民军）的运输畅通，供应不缺。

为了这个目标，1953年1月初，一支特殊的志愿军部队来到了朝鲜龟城。

他们就是铁道兵。

2

龟城，位于朝鲜西侧，是朝鲜铁路干线上的一站。

彼时，朝鲜的铁路干线均为南北走向，没有东西线路。

并且，最东侧和最西侧的两条，距离海岸线都很近，非常容易受到敌方空军的袭击。

就算只在东西两岸的海域上，用舰炮也可以对铁路进行干扰。

所以，必须新建一条东西走向的铁路线，把几条纵向的铁路线串联起来，这样才能

保证作战物资的供应和部队的机动性。

用时任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的洪学智上将的话来说：

“说严重一点，没有这条新铁路，如果敌人从西海岸登陆，前沿部队就很难活下去。”

朝鲜方对于修建新铁路，也是十分乐意的。铁路一旦建好，对于日后朝鲜的经济恢复，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于是，中朝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在朝鲜境内修筑铁路的协定，并成立了中朝新建铁路理事会，打算修建龟殷铁路。

我们的计划是，铁道兵“一月入朝、二月开工、四月完成”。

时间紧迫，这个难度不小。

中央军委调遣了来自全国各个大区共六个师的部队，其中包括新增的两个农业师，他们组成志愿军铁道工程第五师、六师、七师、九师、十师、十一师。

同时，几个铁路局挑选了5000多名铁路员工，作为技术支持，也加入了铁道师的队伍。

在龟城修铁路，有几大难点。

第一，是来自美军的轰炸。

铁道兵们进入龟城的时候，龟城只剩一地狼藉，美军将所有能够轰炸的目标，都炸了个一干二净。

朝鲜的老百姓们没有了住处，为了躲避美军的轰炸，就在地上挖洞，然后钻进去。

铁道兵们要防止轰炸，也需要利用一些已经废弃了的矿坑搭建掩体。

他们把木料在矿坑的上方搭成顶棚，然后再把附近林子里的树叶撒在顶棚的上面，来迷惑敌人，就这样住了下来。

当时，美军的空中攻势极其凶猛。大部分时候，这些飞机都要来来回回轰炸个两三次。

为了防止空袭，铁道兵们一不敢生火做饭，二不敢开灯作业。夜里太黑，一旦开了灯，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所以他们就在铁锨上缠着白毛巾，靠一点儿微弱的亮光，摸着黑作业。

在这种情况下，工程很难快速进行。

第二，是朝鲜的环境。

朝鲜的冬天和初春异常寒冷，温度最低的时候，能达到零下40度。战士们站在地上，没多久鞋子就和地面冻到了一起，怎么都拔不出来。没办法，他们只能先把脚抽出来，用铁锹把鞋子铲开，再把鞋穿上。

并且，有一些铁道兵由于时间紧迫和装备补给难以跟进，连棉衣棉鞋等御寒的装备都没有，就直接奔赴到了战场上。

这些个人的原因，战士们都能克服。可是天气实在是太冷了，别说修铁路，地面冻得硬邦邦，连挖地都费劲。并且工具匮乏，也没有合适的开挖工具。

足足一米多厚的冻土层，让大家都犯了难，如果不把冻土层敲掉，就没法取土修筑地基。

一镐头下去，虎口都震得生疼，冻土上却只能留下一个白印。

最让人着急的是，今天挖明天冻，来来去去没完没了，干上一整天，一个人连半立方米的土都挖不到，更别说规定的一立方米了。

于是，有的铁道兵想办法，用开水浇地面，然后再进行挖掘，浇一次水，能挖个大概十几厘米，战士们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

九师有一个叫作陶成聚的战士，他和自己的战友们摸索出了一套施工办法，先打洞捶冻土层，再顺着缝隙来撬，被称为“突破一点顺纹揭冻层”。

很快，这种办法被全面推广，陶成聚也被称为“制服冻土大王”。

后来，各个施工单位深入现场试验，先后创出了60多种新的方法来突破冻土层，再加上工具也到了，效率一下提高了四五倍。

第三，是地势的险要。

龟殷铁路总长129公里，它要穿越龟山、久殷山、退逾岭、长城岘口等四座大山，还要跨过东门川、川坊江、大宁江、九龙江、清川江、大同江六条大河，高低起伏，悬崖峭壁，施工异常艰难。

在修铁路时，要进行测量、设计、绘图的工作。再加上时间紧迫，所以只能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

郭维城给技术人员开会的时候，技术人员们一直摇头，认为根本就不可能这样修铁路。郭维城很着急：“各位，这是战争！”

技术人员面面相觑，是啊，这可是炮火连天的战场！他们很快分成了三个队，开始进行测量工作。

白天在野外，零下三十多度，别说人了，就连水平仪都给冻得直打哆嗦，压根就不灵敏。

他们就在三脚架底下，挂上一个罐头盒做成的小炉子，一边烤一边测量。

晚上，他们再集中到一起，开始设计图纸。一个月后，所有的图纸终于设计好了。并且在施工过程中，还在一直研究改善，看怎么才能更好处理。

而另一边，施工部队也派来了战士，这边图纸一好，部队立刻就施工，一点都不耽误。

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1953年3月31日凌晨，龟殷铁路顺利建成通车了。

他们只用了60天，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1个月！

每提前1天，就可以向前方部队运送3万吨的作战物资。

龟殷铁路被称作“抗美援朝战争史的一个奇迹”，彭德怀发来贺电称赞道：

“这条铁路是在战争中、在敌机疯狂轰炸下与冰冻严寒的季节里修建起来的……在同志们的艰辛努力下，终于在60天里完成了90天的任务，你们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然而，当前方和后方的人都在拼命支援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时，全国轰轰烈烈搞“抗美援朝 , 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时，却还有一大批奸商，昧着良心大发国难财。

3

上海大康药房的经理王康年，拉拢了一批干部，用贿赂的手段从他们手中获取了志愿军采购医疗药品的订单。

王康年得到订金之后，并不着急发货，而是千方百计地加以拖延，因为他要争取时间，购买价格低廉的劣质医疗用品。

他的这种做法，就连他药房里的店员都感到气愤填膺，指责他说：“志愿军在前线流血，我们在后方连按期发售药品的责任都不能好好尽到吗？”

王康年却说：“朝鲜路途遥远，这事我拿得稳。”

武汉市福华电机药棉厂经理李寅廷，承包了大批中南区人民用来支援志愿军的救急包和三角巾。

他却把领来的一万斤好棉花换成坏棉花。这些黑心棉许多是从废品站捡来的，弹花的时候臭气冲天。

没有漂白脱脂，没有消毒，就做成了给志愿军在战场上扎伤口的救急包。

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奸商张新根，以及陕西北路徐福记牛肉庄奸商徐苗新，在生产志愿军用的罐头牛肉时，用水牛肉和马肉冒充好的黄牛肉。

不仅如此，两个奸商每天还到各处肉摊收买一千斤臭牛肉和坏肉掺进去，前后共达十二万斤之多。这些不合格的牛肉被运进战场，有的志愿军吃了以后都生病了。

各行各业都存在这种奸商，发霉的大米、掺沙子的腌菜、有毒的罐头，一批又一批送往战场，有的官僚也和他们配合，贪污腐败。

上海四川北路标准军装店奸商胡恒庆，承包了志愿军三万五千双军鞋，制作时偷工减料，志愿军没穿多长时间就坏，严重影响行军作战。

武汉奸商周泽信和刘文清承包了志愿军使用的七万把铁锹，其中有24300把偷工减料使用汽油桶铁板制作的。在挖战壕的时候，这种劣质铁锹一碰就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土工作业。

南京全球汽车材料行奸商朱立成，承接了志愿军汽车零配件，他从旧货摊上收买各种老旧零件冒充新零件。致使大量志愿军卡车在朝鲜的冬天里无法启动，延误物资运输。

为了整治这种不正之风，让前线的志愿军能安心作战，我们掀起了三反五反运动，也就是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以及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

朝鲜前方战场与国内后方战场，两大决战在同时进行，人民群众的力量都是其中的中流砥柱。

社会上有些知识分子有些天真，比如政治法律委员会讨论《惩治反革命条例》草案时，就有人在会上问主任董必武：“我记得苏联曾有时期废除死刑，我们可否学习苏联也废除死刑？”。

董必武和一些委员都笑了。

社会名流里面，这类人不在少数。因为他们住大房子，有保姆服侍，有卫队保护，生活惬意，岁月静好，当然见不到反革命分子的坏事。

三反五反运动全国范围内狂风骤雨般展开，通过群众检举揭发，人民政府依法惩处了一批公开的反革命分子，惩处缺斤少两的无良商人。

值得一提的是，镇反运动还带来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三反开始前，抚顺矿务局不肯接受十万吨煤的增产任务。三反运动后，经过全矿职工的详细计算，可增产二十万吨。

同时，在朝鲜战场，志愿军入朝后，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 , 以连续三次大战役，迅速把侵略军从鸭绿江打回到清川江，从清川江打回到三八线。

志愿军把美军打得满地找牙的辉煌战绩，直接改变了整个国内的形势。

傅作义主动找到毛泽东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支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

毛泽东回答说：“你留着用吧。”

他当然不敢留着用。

曾经让人人惊惶的恐美症，突然间就被治好了，比什么药都管用。

《文汇报》及时记录了市民的心理变化 , “ 美军最近在北朝鲜的总溃败 , 使许多患恐美病的人 , 也开始认识到美帝没有什么可怕 , 曾经一度被人提出的 : ‘美帝不是纸老虎 , 也许是铁老虎’的论调 , 已经无形中消散了”。

什么叫人民战争？那就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一道防线，他们或在硝烟战场，或在田间地头，或在工厂车间，或在厅堂书案。

只等一声号召，所有人都会停下脚步，忽然抬头，朝着一个方向，将信念迸发成正道的光，照亮神州大地。

不管你日寇、美寇，还是十七国联军，我们一样是豺狼来了有猎枪。

参考资料：《朝鲜战场上的铁道兵》长治市地方志

《郭维城率部在朝鲜战场抢建新铁路》郭梅

《志愿军为什么不可战胜？周总理亲自做炒面，孩童捐钱买战机》常辰哲

《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纪录片

《美国兵打过来了，部分上海市民的“恐美症”“亲美症”是怎么治好的？》瞭望智库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张东荪与“张东荪叛国案”》武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