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与姥姥：上海与北方的文化之争

　　2018年6月，上海小学教材被爆出用“姥姥”一词替代了原文的“外婆”，引发了轩然大波。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姥姥”一词是普通话，“外婆”是方言，所以“姥姥”取代了“外婆”实属天经地义。结果，非但没有平息争议，反而引爆了更大的舆论口水，甚至引发了专业学者的反驳。今天，上海市教委对该事件做出来处理意见，大意是说：将《打碗碗花》一文中的“姥姥”恢复为原文中的“外婆”一词。

　　笔者无意质疑字典对“方言”的解释，本文将专注于解释上海人为什么对“外婆改姥姥”反应这么大。

　　我们今天所说的上海人，其实并非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在上海话的语境里，“本地人”和“上海人”往往是分开的两个词汇。前者专门指代从古代就定居于松江、崇明、青浦等地的农、渔民，后者则指鸦片战争后从全国各地汇聚于上海的移民后代，主要聚集在市区。今天全国人民所说的“上海人”其实是指后者，所谓“三代以上没有上海人”也不精确，应该说市区都是移民后代，没有本土人。

　　清末的上海依稀有了日后远东第一城的影子

　　但是，清末民国受制于交通，所以大部分上海市区的市民依旧是周边城市的移民，而非今天这样是全国人民聚上海。今天上海人的户籍一栏依旧有着“祖籍”这一栏，上面填写的主要也是宁波、绍兴、舟山、苏州、无锡、常州。这块区域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吴语区”，语言发音和结构都非常接近，彼此可以直接用方言交谈。

　　这个时候的上海还处于“华养杂居”的阶段，欧美移民的比例远比今天要大。长期同居难免互相影响，所以上海话中有大量的英语词汇，如混枪斯（chance），嘎三胡（gossip），接灵子（leads）等等。其中有些借助上海的地位成功进入了普通话中，成了全国人民的日常用语，如罗宋汤（Russian），瘪三（beg sir），时髦（smart），蹩脚（bilge）等。

　　20世纪的上海要比今天更加国际化

　　上海话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形成的，我们也能从书面语中发现上海话的变化，比如30年代的上海用来表达“我们”的词语是“吾尼”来自苏南地区，到了40年代则变成了“阿拉”来自宁波-舟山地区。

　　当然有光就有影，来自两淮的移民没能在上海话中留下自己的印记。因为相比苏南浙东籍贯的中国人以及西洋人，两淮的移民虽然人数众多，但是经济水平却很糟糕。那个年代凡是说话带上那么一丁点江淮口音的人，就会被打成“苏北人”，以后婚假和交友都会遇到不小的麻烦。

　　其他地区的居民则奉行在家说自己的家乡话，出门说上海话（即已形成的通用方言）的规则。直到今天一些保守的中老年人依旧会遵守这一规矩。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开始系统化地推广国语。1913年，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国音”系统，它的特点是“京音为主，兼顾南北”，具有入声，史称“老国音”。当时对国语标准音存在争论。一派支持国音，即主张“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另一派支持京音，即主张“纯以北京话为标准”。1920年，南京高师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主张以北京音为国音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认可。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并确定采用北京语音作为标准，称为“新国音”。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发布以新国音为准《国音常用字汇》，并指出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事实上，我们现行的汉语标准语更接近与北京附近的承德方言而非北京土音）。这标志着现代汉语标准语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的正式形成。

　　上海一家幼儿园旁的标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国语被改名“普通话”，取其普遍共通之意。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确立了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该文件明确对普通话做了规定，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作为中国的招牌大都市，上海自然是推普的重点对象。今天去上海学习、打工的年轻人会发现，上海的老阿姨们都会说普通话，至少能听懂，国语的普及情况远比同期其他地区来得强。

　　但是，这个并没有消灭上海话，一直到九十年代为止，大家上的对话依旧是上海话为主。理由也很简单，普通话只是官方的用语，除非遇到非常正式的场合，否则普通话只是国家要求下学习的语言罢了，日常用语依旧是本土方言。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上海的人口结构没有变化，只是学会了普通话

　　时间到了90年代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改开的浪潮终于到了上海市。随着而来的是民国之后最大的一波移民潮，这一次覆盖地域更广，并且持续至今，同时也给上海带来了全国各地非吴语区的方言。出于交流的目的，也出于“不想让中心城市满大街都是各种方言，导致交流障碍”的目的，全市加强了推普。

　　笔者作为一名90后，还记得小时候教师的门口贴着请讲普通话的标语。如果和同学对话使用了上海话，立刻会被老师训斥。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就变成了班级里几乎都是上海小孩，彼此对话依旧是普通话。有些同学的家长也不强迫小孩回家使用上海话，久而久之一些同学已经不会说上海话了。笔者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很多时候一个意思能清晰地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表达，却无法使用上海话表达。这也是上海青年人的普遍情况，能用上海话说话，但是词汇发音明显受到普通话的影响。

　　90后和00后的方言能力退化一直是上海中年人的心病

　　更重要的是学校养成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到了社会上两个上海青年对话也习惯用普通话而非上海话，哪怕知道对方是上海人。这对一门语言来说十分致命，要是语言不能够被使用，或者只能够在家庭这种最小共同体中使用，那么就等同于一门死语言。这无疑让很多上海人不愿意接受，在他们的要求下，公交车沪语播报，只说上海话的电视台等等应运而生。可惜，这些面对国家力量的“推普机”终究只是杯水车薪。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上海话形成时间并不久，“上海人”也只是早先移民的后裔，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新时代的移民和语言呢？答案出在方式上，如上文所述，上海话经过清末民国移民自然融合产生，是纯粹的民间力量。而从小学乃至幼儿园阶段，强制接受普通话的手段非常容易激发人的逆反心理。原本正确的政策也会因为“一刀切”而变得不那么正确，甚至会因为激发抵抗心态，导致正确的政策流产。

　　90年代的上海远没有今天繁华，但是族群冲突也远不如今

　　作为一个族群，语言是最重要的纽带，上海话一旦消失，“上海人”这个群体也就不复存在。更让老上海焦虑的是，作为上海话最后一个阵地“家庭”也面临着时代的考验。青年人对老一辈的“只和上海人结婚”不感兴趣，不乏违背父母意愿寻找外省市伴侣的年轻人。“只要双方情投意合，缘分来的时候，地域是挡不住爱情发生的几率的”，持有此类观点的年轻人已经占据上海青年的多数。

　　大数据也支持这一点，2008年在上海市民政部门办理国内结婚登记的两地婚姻为53214对，占国内结婚登记的38.3%。2009年两地婚姻为56217对，占38.1%。有41874位外地媳妇嫁入上海，占总数七成之多。

　　当然不少保守的家庭宁可去相亲也不愿意子女和外地人结婚

　　笔者曾经询问过几名已婚的同学，是否会不顾伴侣意愿，教自己后代说方言。他们大都表示如果妻子坚决反对，那么他们就不会教育后代说上海话。万幸的是他们的妻子比较通情理，现在不乏能说一点“洋泾浜”上海话的。这样的例子其实也不少，可惜不少老年人只会念叨着XX的儿子娶了个外来妹，连亲妈和儿子说上海话都不允许。

　　在网络上，这类恶意的消息被放大了，又反过来促进了地域冲突

　　这种情绪化的信息在网上被添油加醋地描述一番后就成了“战场”，外地人会觉得上海人太“排他”，而上海人则觉得家乡说家乡话是几千年的传统，凭什么被改变？

　　网络上的口水，生活中的冲突让这个话题充满着敏感和火药，仿佛一点就能爆炸。这次“外婆”改“姥姥”，很多人表示看《家有儿女》才知道外祖母居然可以这么被称呼。原本只是“是否尊重作者意愿”的事情一下子被上升到了“文化霸权”的等级。因为，作者本人祖籍是西北人，同样用“外婆”一词，可见这是“外婆”大半个中国的通用语。现在，仅凭字典一改，一句“方言”定性，直接就能不经过作者允许更改课文。这直接引爆了被压制几十年的本土情绪。

　　万幸的是这一次大部分人都表示“姥姥”确实不常用，“外婆”才是“外祖母”的口语表达。而相关部门又及时注意到了民众的反应，迅速对该事件做出了更为柔性的处理。

　　笔者期待以后类似这样的情况能够多一些，因为教条的行政命令确实与不合现实，哪怕方言会改变，会消失，笔者也希望是上海人和外省市不断通婚，彼此同化的结果，而不是字典和几个行政命令。毕竟，人们都知道，“自然死亡”和“被斩首”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