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沪的文化输出为何不如东北地区？“高端”文化并不得民心

文化不是飘在空中的东西，而是依赖现实存在的基层社群活力。江浙沪文化的发达期已经随着基层社群丧失活力而逐渐没落了。

江浙的黄金时代在宋元明清。小农经济下，江浙拥有着全中国最密集的水田和丝织业。与稻米和丝绸相伴而生的，是良好的乡绅社群，和基于乡绅邻里互助而支撑起的科举传统，为整个国家提供了数量最多的进士。

上海的黄金时代在民国。租借的法律秩序和社会规范带来了繁荣的商人集团，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萧军、萧红这些异乡文人可以很快地在上海熟识顶尖知识界，很快地融入上海的文艺圈，发表自己的作品。

黄金时代的江浙沪秩序是具有海纳百川的开放性，这种开放的秩序是可以生产文化的。

反观当代的中国，这种积极进取的文化江湖在哪里呢？改革开放以后，主流文化很大一部分是被北京的大院二代子女支撑起来的。姜文、冯小刚、英达这些导演，梁左、王朔这些作家，创造了80-90年代最辉煌的民间文化。这些人能玩到一起，能形成圈子，能不分你我，能对外部世界充满跃跃欲试的好奇。

东北的民间文化是北京文化江湖的延伸。东北人的豪爽坦率，很快就能和北京的开朗府气一拍即合。那些大家如今熟知的东北喜剧明星，无不是在北京获得了走向全国视野的机会。而当代的独立音乐人和地下乐团，其发展轨迹大多离不开从地方到北漂这条路。

西南地区的社会文化也是具有这种海纳百川的江湖性的。毕赣、饶晓志这些西南电影人，其背后是西南地区的开朗洒脱的文化圈子。这也是一批能“玩到一起”的人。

当这些地区在基于社群活力在创造真正的文化的时候，江浙沪文艺界在做什么呢？上海的民间戏剧滑稽戏本来也是有圈子的。脍炙人口的阿德哥、陈国庆等滑稽戏艺人想要和北派的《我爱我家》比拼，创造了受人喜爱的情景喜剧《老娘舅》。但《老娘舅》的羸弱不仅在于剧本质量，更在于它无法带动起一批滑稽戏年轻艺人，传承这部分民间文化。

为什么没有年轻人？为什么没有新的作品创造？根本原因是缺乏基层社群的活力，没有形成文化江湖。上海小囡被认为应当精致体面，除了Papi酱这种混迹了北京江湖的上海人之外，有多少愿意抛头露面创造通俗文化呢？又有多少人愿意在闲适静好的都市生活之外，抱有极大的热情认识陌生人，形成圈子，一起来组一个摇滚乐队，做一些看似不主流但很有趣的事情呢？甚至又有多少人，愿意在节假日邀请“狐朋狗友”来家里做客，一起说一说交心的话呢？

缺乏社群活力的结果就是，民间通俗文化越来越具有私人性。追漫画，上B站，越来越变成一个人在家里就可以做的事情。少数成形的粉丝团体诸如SNH48，也只是在商业资本的运作下对日韩娱乐文化的拙劣模仿，没有内生的创造力。饭圈的等级制和排他性，使得这种文化无法变成海纳百川的江湖，无法变成独立于资本的自我秩序。

周立波自从美国被捕事件之后，再也没有复出过，而他却是唯一一个能够把上海本土通俗文化推向全国的人。周立波曾用“咖啡和大蒜”的比喻讽刺郭德纲，认为咖啡和西装的海派清口代表着现代，而长袍马褂的相声代表着落后和古早。其实我倒认为，咖啡和大蒜的差别只是表面。其背后是对“体面”的不同理解。

海派周立波的的“体面”是——精致，克制，洋气，华丽的名誉，适当的社交距离，再带一点幽默的小机灵。遇到了美国被捕事件这种舆论危机和人际矛盾怎么办呢？首先是不承认和隐瞒，发现隐瞒不成，就试图甩清自己的一切责任，把同伴拉出来批斗，好像自己是一个无辜的道德楷模。

北派郭德纲的“体面”是充满自嘲的——我是脏，我是丑；我就是一个天桥底下穷说相声的——但我什么也不求，只是真心给观众带来快乐。遇到了舆论危机和人际矛盾怎么办？要够真心，要够仗义，用互嘲的方式笑谈一下自己和敌人，让紧张的对立化解在不分你我的坦然里——大家都过得去。

两种不同的“体面”带来的人际效果是不同的。高端洋气的“体面”，无意间拉高了外人融入的门槛，加大了矛盾危机的冲击力。而真诚仗义的“体面”，使得外人融入没有任何门槛，也在不断化解可能出现的人际矛盾。作为两种不同的通俗文化，后者更加具有扩张和输出的能力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