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拉·张：英国的月亮，并不像某些香港人想的那么圆

【文/伊莎贝拉·张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在今年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份里，我认识到不能将香港的自由视作理所应当。从2019年初开始的抗议运动已经席卷香港达数月之久，但政治气候在今年夏天突然发生了变化，当时北京通过了一部涉及范围广泛的国安法，许多人将这部法律看作是对异见人士的打压。

6月底，在这部法律生效前几小时，我走出香港的家门，想最后再看一眼发生在我周围的抗议运动。当时，一个本地理发师正从其门店橱窗里的人体模型上取下防毒面具和护目镜；我还注意到一家咖啡店已经撤下了所有抗议塑像和海报。

次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针对北京方面的行动，英国将改变现有签证政策，基本上为300万香港人入籍英国铺平了道路。我的一些朋友和熟人为此感到欣慰——英国可能成为他们的避风港，一个可以让生活重新开始的地方。震撼于香港的示威者、记者和学者被逮捕，一些人已经离港赴英；前活动人士罗冠聪在7月初宣布，他已逃离香港，将继续在伦敦开展自己的事业。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针对香港人的新签证政策

身处脱欧谈判、新冠疫情、预算削减和经济萎缩困境中的英国，还没有说明将如何吸纳这一波大规模移民。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太关注这些生活条件问题，我更加关注的是香港人可能对自己将在英国过上何种生活有过于浪漫的想法。

我在香港所到之处都能发现过去殖民统治的痕迹。街道以过世君主的名字命名；五星级宾馆通常都会提供带有司康饼和大吉岭茶的下午茶；英国米字旗在抗议游行中挥动；有些人认为伦敦腔英语是最重要的地位象征。对许多当地人来说，英国是另一个祖国，一个充满机会的天府之国，在那，人们真的可将拥有自由视为理所当然。

尽管和香港相比，英国可能在政治上更稳定，但我知道英国并不像很多香港人认为的那样欢迎他们。

我1989年出生在伦敦，是香港移民的后代。英国于1997年将香港政权移交给中国大陆，在交接前10年，香港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我的父母就是随着这波移民潮去的英国。据估计，大约有503800人在1987年至1996年间离开香港；截止到2011年，有111733名在香港出生的人生活在英国。

尽管香港和英国之间有着历史悠久的联系纽带，而且有大量华裔人口生活在英国，但英国华裔移民社区并不是铁板一块，华裔移民也没有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例证之一是直到2015年才有一名华裔英国人成为国会议员。当艾伦·麦克（Alan Mak）最终打破藩篱成为议员后，很多亚裔人士欢呼雀跃，将他的胜利看作是某种文化代表性的胜利。

然而，麦克似乎感到沮丧，觉得公众过于关注自己的族裔身份，而没有注意到他作为政治家所取得的成就。他告诉《南华早报》，如果“给工党投票的华裔认为我将代表每一名华裔、泰国裔、越南裔和朝鲜裔英国人——在我的选区还有很多不同族裔——那他们就错了。这是个愚蠢的幻想。我不会代表英国的华裔。我所代表的是哈凡特市市民和所有英国人。”

对某些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他的这番话很刺耳，因为很多人原本希望他会说自己以拥有双重身份而自豪。但我可以理解麦克为什么会宣称自己首先是英国公民。

和许多英国华裔一样，我也被华裔或其他族裔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教导过——我应该忘记自己的华裔身份，以便符合和证明我的“英国性”。对此，我最早的记忆是一位老师警告我的母亲，如果我继续在家说广东话，我会被当作坏学生，可能永远学不会用英语读写。而当时我不过才5岁。因此，我母亲再也不在周六送我去说广东话的学校了。（后来，我了解到，掌握两种语言对促进整体读写能力有帮助，而非阻碍。）

小学时，我被教导如何用英国的方式去思考、行动和说话，以及如何热爱英国王室。在1997年戴安娜王妃的追悼会上，我作为本校众多学生中的一员，受邀参加了一档新闻节目的录制活动。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携带致哀花束进出公园，我们的老师还细心地暗示，要哭出来。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又被灌输了很多关于维多利亚女王“辉煌”统治64年之类的知识，以及她嗜好喝茶和吃土豆等杂七杂八稀奇古怪的知识。但他们要么遮掩，要么隐约提到大英帝国的那些黑暗历史：鸦片战争的后遗症，发生在英属印度的奴隶贸易，以及殖民香港。

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学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在学校里从来没有提到过中国文化。我试着让自己被同化。然而，我仍然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从来没有真正在家的感觉，尽管伦敦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家。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隐藏在邻居中间的外人。我是英国人还是广东人？

我发现，我不可能既是广东人又是英国人，因为没有关于双重身份的讨论余地。当认识的白人取笑我的中国朋友时，我敏锐地意识到，尽管有人说我“不像他们”，但我也很容易受到同样的待遇。

在寄宿学校，食堂里会有两组泾渭分明的人：白人学生在一张桌子聚餐，香港交换生则在另一张桌子。两组人都邀请我去和他们坐在一起，我站在大厅前面，努力思考与谁结盟，最后不得已只好走回宿舍，干脆不吃这顿饭。

种族成见无处不在。陌生人会喊我“蛋炒虱子”和“炒锅脸”，或者更恶劣的，叫我“苏西黄”（一本同名小说中虚构出来的香港妓女），或评论我的“异国情调”。生活在英国的人通常将这些微小的冒犯视作无知或幽默，将其归为并无恶意的种族逗笑，并不当回事。

“他们还不懂事”是我常常听到的借口。另一个借口：“不过是个玩笑。”这种对我身份的嘲弄——和对我不适感的轻视——使我的自信不断受到侵蚀。难道是我过于敏感了？为什么我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如此羞耻，为什么我觉得无力为自己辩护？

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我的几个白人室友拿我开玩笑，她们虚构了一个叫冯婷的中国交换生，在厨房给我留了字条。在字条中，她表示自己压力很大，想跟我打个招呼。于是，我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一直去敲一间空公寓的门，担心她为什么不再出现。我还回信给她：“我也来自香港。非常想见你。”

等到谜底揭开，我几乎都要哭了。室友们的笑声是残酷的。她们这个玩笑是精心策划，目标明确的。她们洞悉了我内心的矛盾，因此也就能知道矛盾焦点所在：同情那些长得像你的人就是在愚弄自己。

今年2月，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一位教授的推文在网上走红，在推文中他讲述了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一个华裔青年在意大利回击了一名种族主义者的新冠言论。一个乘客对这名登上火车的年轻人说，“现在你满意了，我们都要被感染了。”这个男孩用意大利语回应道：“女士，我这辈子只在谷歌地图上看到过中国。”火车上的人随即鼓掌喝彩。

在那些华裔的转发中，我注意到他们有了某种自豪和胜利的意思。但在这场同化游戏中，谁又赢得了什么？为什么这名少年强调他从未去过中国，而不是指出这名乘客具有明显的种族歧视偏见？他是不是在拒绝自己的某种身份？

对这个少年的表现，我在成年之前是不会加以质疑的。只有在我成年后，我才能反思自己内心两个世界的撕扯挣扎。

在大学毕业后，我前往香港工作，重新与我的血脉相连。我交了一些朋友，有些就是在海外长大的香港人，我在人生中第一次开始接受自己复杂的成长背景。我读莎拉豪（Sarah Howe）的诗，听莫蔼明（Emmy the Great）的音乐，她们都是英籍华人。

自2015年起，我在纽约工作了一年半，加入了一些社区，社区中人都以自己拥有美国人和亚裔的双重身份而自豪。一旦我意识到自己的侨民身份是复杂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流动变化的），我也就接受了自己英国身份那一面，这次是自我觉醒。我在英国之外的经历成就了今天的我：一个可以接受自己所有身份的人。

现在，当我观察英国时，我感到沮丧的是英国华裔移民没有团结在社区的旗帜下。与美国的亚裔社区相比，我们行为消极，不爱参与政治活动。

在2013年出版的《新政治家》一书中，作者陆海亮（Lu-Hai Liang）指出，“第二代华裔移民中的年轻草根活动家还没有出现。” 今年，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恐华情绪的抬头，注意到英国华人“正在反思自己应在英国社会扮演何种角色，以及自己为何会低调这么久。”议员候选人强尼·卢克（Johnny Luk）在7月发表的一条推文中敦促“英国华裔要正视我们的身份，要挺身而出而不是麻木不仁。”

在新冠疫情期间，英国针对华裔的种族攻击犯罪增多

我相信社区里的众人没有以一个整体发声，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对社会排斥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习得性无助。（译注：习得性无助是指通过学习形成的一种对现实的无望和无可奈何的行为、心理状态。）尽管公众人物公开自己的种族主义倾向可能已不被大众所容（爱丁堡公爵1986年对“细缝眼”中国人的评论如果发生在今天就可能引起非议），但种族主义挑衅行为仍时有发生。

伦敦警察局报告说，仅在2020年头三个月，就有267起针对英国东亚裔人口的仇恨犯罪，其中包括暴力袭击、抢劫和辱骂，而2019年全年则为375起。对这些罪行，人们大都保持沉默。我没有看到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即使是相当著名的“新冠疫情反种族主义组织”（该组织分发了一份呼吁政府调查这些仇恨犯罪的请愿书），也没有在此后4个月设法获得5000以上的签名。

尽管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亚裔人就不得不与各地不断增多的恐华症斗争，但英国的不同之处在于，该国标榜自己是香港的长期伙伴，可向政治难民敞开怀抱，而英国对这些新来者的无动于衷，会马上使他们感觉到自己并不受欢迎。

（观察者网由冠群选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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