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偶老人的“搭伙过日子”与家庭伦理危机

毛一敬

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农民家庭代际间的生产生活形态表现为：居住空间城乡分隔、生产方式工农分异。老年人完成为儿子娶妻人生任务后，往往以土地和宅基地为基础，长期在村维持着自养生活。2020年7月，笔者在山西省农村调研，发现丧偶老人搭伙过日子成为村庄老年人养老生活新形态，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当地老年人搭伙过日子的特殊性在于，丧偶老人一起生活遵循的逻辑并非单纯指向老年人的互助养老需求，而是内涵着复杂的经济交换与权责脱卸规则。具有老年人个体性的搭伙过日子，背后蕴含着农民家庭伦理和代际关系的失序。

一、农村老年人搭伙过日子的实践表征

搭伙过日子多发生在老年人自养阶段，以60岁、70岁的老年人为主。老人丧偶后，可以通过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在本地找到年龄相当、子女同意的丧偶老人一起生活。当地社会中老年人搭伙过日子具有明晰的规则性：

第一、形式上表现为领证和不领证两种类型。是否领取结婚证在老年人搭伙过日子中不具有实质性意涵，领证并不是为了确定双方之间的权责义务关系，更多是为了在村庄社会获得面子上的“好看”。村庄社会舆论评价中，不领证是找了个全包的“保姆”，领证才算是找“老伴”，因此领证主要是为了回应村庄社会舆论的评价。

第二、明确的经济交换规则。女方到男方家中居住，男方会象征性的支付一定的彩礼钱，一般几千元不等。在日常生活中，男方负担所有生活开支，且每月要固定给女方一定的生活费用，300-1000元不等。关于彩礼钱和每月男方需向女方固定支付的生活费用，一般提前由中间人在两边游说和确定，直接打卡，按月支付。

第三、老人一起生活，在村不办酒席，也没有仪式。

第四、老人去世后，仍与各自的原配合葬。当地老人去世后有合葬的传统，去世后和原配一起合葬是重要的规则。

第五、老人双方在家庭财产方面保持独立性，即使领有结婚证，老人之间不涉及财产继承关系。

二、老人搭伙过日子的形成原因

丧偶老人找老伴最开始在县城中的退休职工中出现，后来衍生发展到村庄。老人找老伴搭伙过日子，以男方负担两人的全部生活开支，并每个月固定向女方支付金额确定的生活费用为基础，这既对男方的经济基础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也决定了男方要在家庭中有一定的权威，能够获得子女的支持。女性老人虽然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同时也面临着社会舆论的压力。在此背景下，老人搭伙过日子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老年人的需求：城市化背景下老年人与子代城乡空间分离，丧偶老年人独自在村生活，面临着情感需求、陪伴需求、生活照料需求难以满足的困境。找老伴，居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老年人相互陪伴和照料，能够缓解老年人情感空虚，化解独居老人的生活风险。

第二、经济基础：男方承担着找老伴的经济成本，因此男方家庭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老人是否能找老伴。对男方来说，村庄中找老伴的主要是两类群体，一类是退休工人，他们的退休工资能够支撑起两个老人的日常生活需要，在找老伴上具有较大的自主权。一类是子代在外发展比较好的家庭，父代资源匮乏，找老伴的经济支出主要由子代承担。

第三、家庭需求：主要体现为女性老年人及其子女的态度。与村庄男性老人相比，女性老年人的劳动能力相对较弱，在农业生产方面不具有优势，因此很容易成为家庭中的纯消费者。通过找老伴到男方家去生活，女性老年人解决了日常生活开支问题，同时，每月能够获得男方固定的生活费用，使女性老年人也能够有一定的经济积累。通过找老伴，女性老人从家庭资源的消耗者转变为家庭资源的创造者，同时也缓解了子代养老压力。

三、异化的养老：家庭伦理危机

丧偶老人在村庄找老伴虽然具有再婚的形式，实质只是老年人在老年生活过程中阶段性的搭伙过日子，本质上是一种经济交换关系。在这一关系缔结方式中，男方承担全部生活成本并向女方每月支付固定生活费用是关系建立的基础，男女双方并非是平等的、具有责任伦理约束的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而是一种男方通过支付成本占据着绝对主动性和优势性的关系，男方随时可以通过停止支付生活费用而终止关系。夫妻关系表征下，实则是一种功能性关系和利益关系，老年人自身的情感性被极大压缩。家庭关系包装下的经济交换关系，在家庭和社会方面具有着三方面影响：

第一、老年人自我价值认同危机。家庭是中国农民的宗教，具有着强伦理道德约束性，弱经济理性计算性。老人找老伴虽然也领取结婚证，但本身只是抽离出家庭伦理意涵的形式性结婚。女性老人作为弱势的一方在找老伴中，本身具有被动性，很多时候是出于减轻子代家庭负担的考虑而被动接受。而对老年女性而言，在年老的时候再进行一种具有经济交换形式的婚姻，是与自身所秉持的传统家庭伦理相违背的。老年人在家庭伦理和家庭压力的缝隙中面临着价值选择的困境。

第二、代际伦理危机。老人找老伴搭伙过日子，本质是子代推卸父母养老责任的一种方式。养儿防老是老年人对子代的底线式回馈需求。子代在城市生活压力下、教育压力下，越来越难以顾及履行对父母的养老责任，甚至不断加强对老人的资源索取。父辈对子代的持续性资源支持，与子代对父代极为有限的养老回馈之间的对比和落差，最终将使农民家庭代际伦理面临危机。

第三、社会关系的撕裂。本地找老伴是在男方持续性付出经济成本下形成的，因此，村庄中只有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男性才能在丧偶后找到老伴，围绕找老伴凸显的是村庄内农民家庭的经济分层，甚至成为家庭展现自身经济实力的一种方式，是对社会关系的撕裂。

笔者调研的村庄内，2005年左右出现第一起女性找老伴，主要原因是婆媳关系恶劣，老年人通过找老伴逃离子代家庭。当时社会舆论还会针对老年人子女的不孝形成负面社会评价，子女还会觉得不好意思，村庄社会规范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中年人主导下，村庄关于老年人找老伴形成了一套对老年人好的合理性话语，即找老伴是为了老人的晚年幸福。而子代对老年人的养老责任、老年女性在找老伴中面临的价值冲突被视而不见，家庭伦理内涵本身被消解。农民家庭转型背景下，老年人如何自处是个大问题。

（作者毛一敬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期编辑 邢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