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的最后救命稻草

　　一切法律以宪法为最高依归。如果某条法律违反了宪法就会自动失效。这已是当今世界的普遍性法律原则了。这个原则诞生于美国制宪会议。1787年5月到9月，在经历4个月的讨论后，制宪会议颁布了《美国宪法》。

　　美国宪法的正文仅有七条，前三条分别规范了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限范围及组织运作。而第六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权威。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法律优位原则，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命令都是无效的。

　　而中国最早的制宪可以追溯到晚清。1904年的日俄战争，其结果日本战胜了强大沙俄。小国战胜大国，再一次让清朝政府大吃一惊。当时朝野流行着一种说法“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也就是说立宪政体战胜了专制政体。于是晚清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清朝也应该立宪，仿效日本采取君主立宪制度。

　　从内心来说清廷恐怕并不想立宪，没有哪个统治者希望自己的权力被限制。但如今内忧外患之下，立宪似乎是保住皇位的唯一办法。立宪肯定是要立宪了，只是在于对皇权限制多少的问题。

　　于是在日俄战争后一年，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分赴欧、美、日本考察宪政。希望搞出一个最优方案，既能堵住立宪派悠悠之口，让老百姓满意，同时还能最大限度保障皇权不被大幅度削弱。

　　到1908年终于搞出一个《钦定宪法大纲》，朝廷以九年的时间来完成宪法。《钦定宪法大纲》基本是以1889年日本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为蓝本，不过其中删除了很多限制皇权的相关条款。

　　所谓君主立宪，其重要精髓之一就是要限制皇权的。结果这份《钦定宪法大纲》大谈“君上大权”，与其说是限制君权，不如说是保障君权。所以《钦定宪法大纲》显然是无法令社会满意的。

　　尤其革命党人完全看破清廷手脚，朝廷对立宪毫无诚意，所谓《钦定宪法大纲》就是忽悠群众的。革命的声音逐渐压过立宪之声，终于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仅用3天时间仓促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试图以此争取民众的支持，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救命稻草罢了。平心而论，“十九条”是有一些立宪诚意的，大量借鉴日本君主立宪制，规定皇帝成为统而不治的虚位元首，施行议会和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的政治实权。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是中国第一部成文宪法，可惜一切都太晚了！此时民心尽失的大清已是穷途末路，一份晚来的立宪无法改变命运。如果这个“十九条”早颁布20年，或许历史会是另一番景象吧。

　　1911年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里面规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方法、临时大总统之权力等等。

　　1912年临时参议院又通过《临时约法》，这是中华民国实际上的第一部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

　　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乱局。直系军阀曹锟统治北京政府时期，制定了一部宪法草案，完成了三读并公布。但很快曹锟又被推翻了，这部宪法草案并未实质进入制宪工作即无疾而终。

　　1928年，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定都南京，开始训政时期。1931年，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为这部约法的核心思想。

　　国民大会讨论了二十五条原则，交付立法院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宪法。期间历时好几年，直到1936年5月5日颁布《五五宪草》。眼看就要进入制宪阶段了，但第二年因为爆发抗日战争，制宪工作随之停摆。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制宪工作再次提上议程。国共两党，包括民盟、中国青年党等各党派社会贤达人士，在《五五宪草》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增订后制定了《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到1946年年底正式通过成为中华民国的宪法（保留了98%的《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