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夺权上位，康生再次下注成功

　　1930年残冬，突然又刮起大北风来，气温又下降了好几度。显然，这是冬天在最后一次逞凶肆虐。那风声既不是呼啸，也不是漫天喧器，而是一阵阵刺耳的鸣咽。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一伙借用共产国际的力量，采用突然发难的形式，从各方面压迫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 他蓄着小胡子，穿着镶毛皮大衣，头上还戴顶博士帽，口袋里装着共产国际的文件，嘴上挂着斯大林、奥尔忠尼启泽、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基洛夫等等一大串名字。米夫在提到这些名字时，语气是那么权威，口吻是那么亲昵，好像他本人即使不能跟他们平起平坐，至少也是他们最亲近的人物。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我想提请你们注意，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伟大中国革命的前途，完全取决于这次会议的成败与否。事实上，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人，早已怀着担忧的心情，注意到出现在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进程中发生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因而感到十分遗憾。”

　　王明用钢笔轻轻敲了一下会议桌面，接过了米夫的话头：“的确，我们已面临一个紧要关头，我们曾指望通过对‘立三路线’的检讨，彻底反对可耻的右倾，但右倾的趋势却越来越严重。这是中央政治局的软弱造成的，中国革命被人为地引向低潮，这实在令人万分痛心。我坚决认为，改造中央政治局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必须立即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

　　“谁说我们应该等待，谁就是叛徒！”一位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喊叫起来。

　　“那些一再拖延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的人，就是担心失去他们的职务。为什么要让他们排斥王明同志的进攻路线呢，为什么不大力发动中心城市的起义，而仍然采取隐蔽的地下斗争呢？不，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另一位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说。“我们建议由王明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第三位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更是一语道出了天机。

　　会场气氛紧张，大部分中央委员沉默不语。

　　米夫笑了起来，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同志，你的方案出人意料，而且非常简单，就同任何具有建设的意见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方案恐怕是唯一正确的方案。当然，咱们得和在座的其他中央委员同志仔细商量一下，我想他们也一定会欢迎这项提议的。”

　　同往常类似的场合一样，康生机敏地对本届全会上的动向作过认真的分析与判断，盘算出他自己应采取的策略。当康生判定王明入主中央已即将成为现实的时候，他庆幸自己早就站到了王明的这一边。

　　在康生看来，此刻已用不着自己在全会上重复赞扬王明或预祝他的胜利。同时也用不着去说服同情者和怀疑者，跟他们费口舌。此刻最重要的，是旗帜鲜明的表态。

　　因此，当中央六届四中全慑于共产国际的压力，被迫推选王明主持中央工作，在付诸表决时，康生把手举得高高的。

　　初春时节，草芽从人行道的缝隙钻出来。康生手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到处宣讲，出入于地下机关和各基层组织之间。

　　在一些基层会上，康生常常跳起来，狠狠地批评组织罢工不坚决的下级，说他们犯了不可饶恕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奉行的是万恶的富农路线。他背熟了本届中央所发的决议：

　　“在今春的直接革命形势下，中国革命的成功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

　　“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带着激剧的势力和畸形的方式侵入经济生活，中国已有相当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因而正在孕育社会主义革命的成份。”

　　“罢工依然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它比任何时候都更有重大的决定的作用与意义。”

　　每当那些不知所云而又精疲力竭的基层干部非常吃力地领会这些决议时，康生总是盯着那一张张纯朴黝黑的面孔，反复地考问他们：“你们明白党中央的精神没有？谁能讲解一下，为什么要说中国革命的重心要放在诸如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里？”

　　听到这些盘问，特别是看到康生手中已经备好的“富农路线”的大帽子，基层干部们总是紧紧抓住那些油印小册子，闷头猛啃，仿佛这些小册子能解释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