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何苦来哉

　　就当平遥还在节日的氛围里，一条消息炸裂。

　　由贾樟柯亲口宣布：

　　“可能今年是我们这个团队做的最后一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我们没有花政府一分钱，全部是社会的资本，我们已经把这个品牌打造好了。”

　　为什么？

　　Sir当时也在平遥，和身边的人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

　　毕竟，就在贾樟柯宣布他和团队将退出平遥电影展的3个小时前，贾夫人赵涛还在媒体面前畅想下一届的计划。

　　突然而果断。

　　但贾樟柯内心里的割舍，却并不轻松、

　　第二天在颁奖献词时，说到：“这个门厅我站在这很有感触，我经常下午站在这个入口，因为那里挂着费穆的像，我常看他……”

　　他突然哽噎，说不出话来。

　　当所有人都在问为什么的时候。

　　平遥官方终于回应了。

　　用词微妙——

　　“他自己自以为是地宣布”。

　　因为电影，我们早已理所当然地把山西当成贾樟柯的地界。

　　每次看到他在平遥电影宫前招呼来宾，也认定了他才是这里的东道主。

　　没想到这熟稔和融洽背后。

　　竟然积蓄着如此紧绷的应力。

　　顷刻间，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电影节，一段文化事业与古城经济共赢的佳话，就来到脆断的边缘。

　　为什么。

　　或许不是这件事里我们最难以理解的。

　　而是我们难免要问一句——

　　贾科长，何苦来哉？

　　比起平遥。

　　这更重要。

　　01

　　立足世界，放眼山西

　　23岁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贾樟柯，坐在教室里，虽然听得认真，但老师感觉怎么也不像学生。

　　像“县城混混”。

　　这个从小被叫做“贾赖赖”的小镇青年，却以让所有人惊诧的速度蜚声海外。

　　1997年，27岁的贾樟柯计划他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小武》。

　　影片片头，不是后来习以为常的“贾樟柯作品”。

　　而是黑底白字的一句：

　　“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作业”。

　　一部学生作业，在当时引起了张艺谋、北岛、陈丹青、马丁·斯科塞斯的关注。

　　才华不假。

　　但也有一点运气的成分。

　　97年的春天，贾樟柯用21天的时间完成了《小武》的拍摄，冬天，漫长的后期制作后诞生了第一份拷贝。

　　可它该去哪呢？

　　碰碰运气，投给柏林电影节吧。

　　“运气”到了。

　　《小武》入选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

　　三个月后，借了一点盘缠，揣着《英语900句》的贾樟柯带着《小武》受邀抵达柏林。

　　一边说着“OK，OK”，一边将NETPEC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青年论坛”首奖沃尔福冈·施多德奖收入囊中。

　　评委颁奖致辞：

　　《小武》用粗糙的影像，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巨变中的中国。

　　他拍的是汾阳。

　　却让所有人，都看动了心。

　　每个人都是小武，也都曾是小武。

　　真实，令这个年轻人名声鹊起。

　　火，火得太快了。

　　从默默无闻的北电毕业生，到扬名海外的国际导演，贾樟柯用了两年时间。

　　或者，戏剧性地说，他只用了《小武》的片长，1小时50分钟。

　　再一次让贾樟柯加速领跑，甩开国内同僚进入国际领域的，不只是这两个鼓励青年导演的奖项。

　　是前辈的赏识和提携。

　　日本著名制片人市山尚三，代表身后的制片公司，向他发来长期合作的意愿。

　　市山觉得，他看到了第二个侯孝贤。

　　△ 市山尚三、阿巴斯、贾樟柯

　　贾樟柯没有拒绝。

　　因为同为东亚人，好交流。

　　更是因为，市山隶属的公司，就是大名鼎鼎的北野武工作室。

　　之后，北野武工作室成为了“贾樟柯作品”持续多年的大金主。

　　在北京二环房价两千二的时候，贾樟柯的银行卡里，已经有了让无数青年导演垂涎的500万巨款。

　　拍什么，怎么拍，北野武工作室几乎不干涉。

　　凭什么？

　　Sir觉得，挺直的腰板，来自他的敏锐与镇定。

　　贾樟柯的敏锐，在于他总能捕捉到那份不局限于地域，不局限于阶层的人的共性。

　　他曾说过起初去欧洲参加影展的感觉：北京是更大的汾阳，巴黎是另一个北京。

　　这是一种属于表达者的镇定。

　　有人把贾樟柯前三部电影称为“故乡三部曲”。

　　但贾樟柯觉得，他拍的山西不是“故乡”。

　　山西，本身就是“世界”。

　　那里是他触角最敏锐，和世界的一个连接点。

　　他的镜头，是从山西开始，一点点蔓延到全世界的——

　　《小武》整个故事发生在汾阳县城。

　　《世界》，是山西人北漂到北京，在一种移知的奇观中瞭望世界。

　　《山河故人》就更远了。

　　山西人漂泊、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随着贾樟柯向世界走得越来越远，另一份野心也被慢慢唤醒。

　　早在《小武》拿下多项奖项时。

　　贾樟柯就一直藏着一份郁结。

　　关于这些奖项，贾樟柯说：“它获得的奖越多，我心里失落的东西也越多，因为我拍的是一个很当下性、很现代的中国故事，这个故事，这种快乐和话题，需要和中国人一同分享，和中国人来讨论，可我没有，我觉得很痛苦……”

　　我们经常说的是：人往高处走。

　　贾樟柯已经是一个世界名导了，什么“庙”才容得下他呢？

　　说来也许不可思议，贾樟柯选择了——

　　江湖。

　　如果一定要为这个江湖寻找一个坐标。

　　那么它就是：

　　山西汾阳辘辘把街5号。

　　02

　　让世界来到山西

　　今年Sir在平遥看了《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片名的灵感来自余华的一句话：

　　小时候游泳的海都是黄色的，就想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这应该是每一个人对家乡最初的意识。

　　他是需要故土，与自己的共鸣。

　　一路坦荡的创作生涯，让贾樟柯身上体现出一种国内导演少有的矛盾感。

　　搞艺术，就少不了圈子，有圈子就有资源，有资源才有作品。比如冯小刚姜文算京圈，张艺谋顾长卫算西北圈。

　　但贾樟柯没有和他组成圈子的人。

　　他只有汾阳。

　　无论是从作品中的种种意象，还是从他受访、写字来看。贾樟柯愿意对话的，都不曾是某个集体抱团的圈子，而是生活和对生活本身的体察。

　　15年，一条微博引发不少争议。

　　贾樟柯决心搬离北京，回汾阳。

　　当时很多人嘲讽他的矫情：

　　北京雾霾，你们山西呢？

　　贾樟柯没有理会这些声音，离开北京后，他在故土结结实实生活了下来。

　　他是小城市长大的民间青年，是90年代文学大潮滋养的小说爱好者，是港台文化蓬勃时的DVD青年。

　　而当他回来。

　　小贾成了老贾，如此而已。

　　以前一起混在街上的同学、街坊、朋友、哥们，而今变成了老板、商人、官员。

　　觥筹交错间，没有圈子，只有江湖。

　　他不仅人回来了。

　　把他的资源，他的眼界也带回了山西。

　　比如落地平遥古城的平遥国际电影展。

　　从一无所有起步。

　　电影宫由平遥柴油机厂改造，Sir去的第一届，头天晚上的工作餐在一个工厂车间，地上还积着一层厚厚的机油。

　　但就是在这么紧张的条件下，第一届平遥影展就办出令业界刮目相看的高规格。

　　许多年轻中国导演的作品，在国内影展上向影迷们首次露面。

　　而获得最佳导演、最佳演员荣誉的，几乎也打开了国内市场的知名度。

　　像是第一届平遥国际影展上的获奖影片有赵婷的《骑士》、文晏的《嘉年华》。

　　第二届有，白雪《过春天》、霍猛的《过昭关》。

　　第三届，陈哲艺(新加坡)《热带雨》、雎安奇《海面上漂过的奖杯》。

　　贾樟柯没有更大的舞台吗？

　　他这样解释——

　　“但如果我们反观中国艺术家的构成，来自中小城市的是非常大的数量，说明在中小城市存在着强烈的艺术需要，以及存在着非常多潜在的未来的创作力量，但是资源不太会为他们倾斜。

　　……所以我想选择在中小城市做这样的事情，平遥、汾阳连中型城市都称不上，都是三四十万人口的小城镇，我希望如果能够做成功，全国各地大家都让这些资源动起来。”

　　在贾樟柯看来。

　　故乡，世界，从来没有隔阂。

　　如果你仔细观察平遥电影节的Logo。

　　会发现是一个土黄色的支点，撬动了蓝色的星球。

　　这个支点可以是平遥。

　　也可以是任何地方——

　　你站在哪里，就可以让哪里成为支点。

　　03

　　贾樟柯的结局，你猜不到

　　当我们讨论起“贾樟柯退出平遥影展”的时候，一个话题回避不开。

　　如今的贾樟柯是谁？

　　毋庸置疑，导演。

　　但贾樟柯这个导演，可以一点也不“纯粹”。

　　他从2012年开始就当了监制。

　　今年的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贾樟柯的名字频频出现在监制一栏上。

　　《不止不休》《平静》《一刀天堂》《他与罗耶戴尔》.....操碎了心。

　　他也办了电影节。

　　因为贾樟柯的成名，也是从电影节出来，受到前辈的提携，电影人的传承，要从他这里继续传下去。

　　贾樟柯有着超乎想象的行动力和能量。

　　曾经最多的时候，名下有10间公司，在老家贾家村有着自己的饭店和种子电影院。

　　名下10家公司覆盖电影产业及周边产业，闷声不响暗自发力。

　　△ 山河故人家厨

　　在文艺片导演还吃不上饭的时候，他就已经靠向海外市场卖版权，回收了自己的成本，也获得了盈利。

　　然后他还当了全国人大代表。

　　最近几年，贾樟柯提出的政见，从电影，慢慢走向了民生。

　　这很贾樟柯。

　　但，这又感觉很不贾樟柯。

　　当他以为能混得越来越好，打开政界电影两扇互通的大门时。

　　啪。

　　一记耳光。

　　来得总是那么的快。

　　就算是有了前前后后的付出，多多少少的牺牲，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摆脱有史以来的饥饿和恐慌。

　　贾樟柯，在最终还是没有玩过这些套路游戏。

　　在他最热门的一则微博里，不是关于平遥。

　　而是关于他最新的一部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拿到了电影公映许可证。

　　没想到，现在看看，格外扎眼。

　　这一个身份标签，已经不能覆盖他与中国电影的关系。

　　他不缺钱。

　　深知有钱才有可能实现创作自由，也熟练掌握“站着挣钱”的手艺。

　　他不缺格局。

　　做监制，出投资，带新人，迄今贾樟柯基本都保持着每年监制2-3部青年导演作品的高产率。

　　最不缺的，还是胆识。

　　作为创始人，主办平遥国际电影展。

　　政策上，协调政策官员，给电影开出一道切口。

　　商业上，全部通过市场筹资来完成影展运营，不再依靠政府拨款。

　　名声上，以一名导演的个人影响力来为影展成败背书。

　　这些，究竟都是为了什么？

　　就当消息从平遥传来，大家一片惋惜的时候。

　　Sir却不觉得，这会是结束。

　　因为贾樟柯不只有平遥。

　　他还是吕梁文学季的创始人，筹建中的山西电影学院的院长。

　　用他的话来说——

　　“与我们所居这个时代的多个层面共舞。”

　　从这一点上，贾樟柯真正可以说，他的电影不是一座孤古城。

　　电影，不只是创作，而是他的“营生”。

　　“‘营生’在我家乡的方言中，指人赖以生存的职业，我一直喜欢这个词，因为有‘经营’‘劳作’‘活下去’的意义。这个词莫名有一种人生负累的戏剧感，我喜欢这种味道。”

　　他的认知，他的表达，可以一直联通到他的行动。

　　《江湖儿女》中，只身一人前往奉节寻找斌哥的巧巧，就像是贾科长的化身。

　　看起来，温良无害。

　　扭过头，扎钱得心应手。

　　你可以想象，放到商场、官场上，贾樟柯也是一副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本事。

　　在《任逍遥》里，这个——

　　这叫“文艺搭台，经济唱歌”

　　他太擅长做了。

　　不同的是，他反了过来。

　　让政商搭台。

　　却实实在在唱了一出出文化的好戏。

　　今年，受疫情影响，各大国际电影节纷纷停摆。

　　但早在4月份。

　　贾樟柯特意发布一条微博。

　　虽然困难，但一切仍在有序进行。

　　“10月10日如期开幕，继续做好我们能做的工作。”

　　有活动宣传活动，有放映宣传放映。

　　也是在今年。

　　受疫情防控影响，电影宫长期停业，为自救售卖周边。

　　贾馆长一点艺术家架子不要，亲自下场带货。

　　而现在，Sir最后一次看到贾樟柯提到这电影宫。

　　是宣布退出之后第二天的发言。

　　“我经常在下午的时候一个人站在这个入口，因为那个入口挂着费穆先生的像，我经常看他……”

　　随后哽咽。

　　在贾樟柯的《贾想》一书里。

　　也记录了这么一段话：“一位官员说，今天我们给你解禁，你们马上就会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

　　果然。

　　科技的革新，也带来了娱乐的通货膨胀。

　　普通观众们，自然地涌入了娱乐帝国敞开了大门。

　　相比《满城尽带黄金甲》2.91亿票房，与同时上映的《三峡好人》的惨淡票房，印证了后来的事实。

　　但“精明”的贾樟柯，没有在此停下。

　　10年前，一向看似精明的贾樟柯，在《南方周末》上刊载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

　　名为《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这是Sir看过的，最不“贾樟柯”的一篇。

　　它近乎振聋发聩的阐述着，一代电影人为保护真实而对抗到底的决心，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商业经济。

　　在文章结尾，贾甚至不免落俗地，引用了北岛的诗。

　　“对不起，我说了太多的‘我们’，因为一种电影精神不是由一个人构成的。结束文章之前，我想用老文艺青年的方法，来几句北岛的诗：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我加一句：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而如今，贾樟柯不行。

　　谁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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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助理：小田不让切、破坏之王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