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名媛群”打造的“装富”产业链

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曾说，在当今社会的消费关系中，消费者瞄准的不是“物”，而是“价值”。

换句话说， 我们在消费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商品所代表的符号意义所吸引，而不是商品本身的功能。

这一定程度上使得人们更愿意为能够满足“虚荣心”的商品埋单。

近日，“上海名媛群”拼团事件引发热议。

为了在社交网络晒出一组能够彰显身份的奢华照片，“假名媛”们拼团购买五星酒店的豪华套房进行轮流拍照；为了在约会时候拥有足够“体面”的外表，“假名媛”们从背包到丝袜都不放过，拼团租用。

“Gucci丝袜有人拼单吗？我只有23号去深圳穿，其他时间都是你的。”

“有姐妹拼单租车拍照吗？法拉利，6000一天，60个人团，我这已经有42个姐妹了。”

网友截图

尽管网传的“名媛群”聊天截图真实性尚未被证实，但该新闻所折射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

当代人在生活中过度青睐名牌，常做出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高消费行为，该现象饱受争议已久。

对消费理论有长期研究经验的上海电机学院副教授邵长鹏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解释，“类似‘打肿脸充胖子’的消费观很常见，这是中国面子文化语境下的一种‘两栖消费’，即以牺牲当下享乐性消费来实现长远消费目标的消费方式，在隐性消费领域采取节俭策略而在显性消费领域采取慷慨大方策略，比如父母对自己消费降级而对儿女消费升级就算是一种‘两栖消费’，这也是市井生活的常态。”

“装富”产业链缘何出现？

消费方式本是个人选择，即便如网友所言，“名媛群”里的姑娘是“打肿脸充胖子”，似乎也不必遭到“全网群嘲”。

那么，该事件究竟因何让大家不满？

邵长鹏认为，此次的拼团炫富事件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反感和不适，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采取“欺骗”手段来博取上位，目前来看，聊天记录中涉及的内容虽未触犯法律规范，但违反了社会的道德规范，尤其是违反了普罗大众特别是中产阶层的消费规则，即没有支付相应“对价”。

该事件中涉嫌弄虚作假的行为将消费主义的弊端以特写镜头的方式呈现在群众面前。

而另一边，近年来社交软件的风靡，又使得现实中的“两栖消费”行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社交网络是新型的显性消费领域。

正是因为人们习惯于在网上“晒”生活，投机分子对部分人群希望通过网络打造人设的心理加之利用，一条“装富”灰色产业链应运而生。

在购物软件搜索栏内输入“朋友圈”，立刻弹出的相关搜索中离不开“高端”两个字。从环游世界的旅行达人，到开豪车的商务人士，只要消费者有需求，花最少的钱，就可以打造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人设。

对此，邵长鹏表示，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在移动互联网社交与自媒体时代，以消费为媒介的“社会地位识别系统”出现了漏洞，也可以理解为商品符号功能异化的降维变异。

购物软件截图

畸形消费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

依赖物质彰显身份地位的现象并非只发生在社交网络时代。

在十几年前的“藏獒热”时期，有人为了养上这种新奇的猛犬花费人民币七位数以上，将不适合在低海拔地区生活的猛犬豢养在家中，显然不是因为“爱犬如命”；虽然冒着随时被咬伤的风险，但高价买藏獒的“有钱人”趋之若鹜，更多是因为当时物以稀为贵的藏獒与人们对富裕、尊贵身份之理解相匹配。

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我们消费的不是物质本身，而是物质所承载的意义。

有观点认为，这种在炫富欲望驱使下进行的不理智消费行为，也能促进经济发展，毕竟无论如何，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

邵长鹏则强调，区分合理消费与不合理的畸形消费非常重要。

炫富欲望驱使下的消费是畸形的消费主义行为，虽然短期内会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消费行为并没有把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外部负相关因素考虑进去。

“我们提倡 ‘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但绝不是鼓励 ‘消费至上’，我国一直倡导的是绿色消费。”邵长鹏说。

与此同时，高水平消费并非一定属于畸形消费。“那些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的高收入阶层进行的符合自己经济状况的高水平消费，不应该被划入抨击范围。” 邵长鹏说。

消费主义在大都市更有市场？

在此次“上海名媛群”拼团事件中，地域问题也是难以回避的部分。

有观点认为，除了经济繁荣、城市管理日益规范等优势，迷恋奢侈品、拜物主义等让人担忧的现象在大都市更常见。

邵长鹏表示，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全球消费主义的中心一般都居于大都市，因为经济繁荣的地区具备消费主义滋生蔓延所必备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环境。“上海自开埠以来，一直具有这方面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市民阶层基础和海派文化基因，消费主义在上海各区位的时空充盈和各阶层间的流转变幻，正说明上海现代性转型的成熟”。

“同时，在新时代，如何探索经济发展与绿色消费的共赢路径，打造人类绿色消费共同体，上海或可以做出它的引领与示范。” 邵长鹏说。

记者 吴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