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人口大爆发”，真的是因为番薯推广吗？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食堂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在清朝迎来大爆发，根据清朝皇帝实录我们可以看出清朝人口数据变化。

　　顺治九年（1652年），清朝首次大规模统计全国总人口数据是1448.3858万；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基本统一中国时，全国总人口数据是1913.7652万。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总人口数据是2576.3498万；

　　雍正十二年（1734），全国总人口数据是2735.5462万

　　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总人口数据是14341.1559万；

　　乾隆六十年（1795年），全国总人口数据是29696.8968万；

　　道光十四年（1834年），全国总人口数据是40100.8574万。

　　清朝这个人口数据变化，就给很多人带来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认为清朝人口从顺治年间的一千多万，康熙、雍正年间的两千多万突然暴增到乾隆年间突破一亿，道光年间的四亿。

　　而导致清朝人口暴增的原因就是明末引进了美洲农作物，尤其是番薯（红薯）成为了中国人的主食，所以有一个观点，也成为很多朋友的共识：番薯的推广，推动了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那这个观点，究竟对不对？

　　如果单从数据对比看，这个观点确实有其道理，但如果全面对照历史，却发现“番薯推动人口增长”论，确实还存在着偏差，主要的误区有两点。

　　第一点，很多人犯了一个常见的错误，清朝在乾隆六年之前统计人口数据单位都是丁，不是人，而清朝时期一丁实际上一般等于4-5个人。

　　换言之，清朝基本统一天下时，全国人口数据是8000万到9000万左右，清朝人口增长是建立在有一个很庞大的基数上的。

　　整个“康乾盛世”，康熙年间和雍正年间人口增长并不是很明显，在乾隆年间迎来一次大爆发增加了1.5亿。

　　第二点，清朝人口增长不是因为番薯而导致的。

　　而目前见于详细记载，番薯是在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由一个福建人从东南亚引进到中国。

　　此后明朝、清朝政府都曾努力推广番薯种植，但效果并不明显，番薯完成推广并开始发挥较大影响是在19世纪中期，也就是道光末年，咸丰初年。

　　此时清朝人口早已经突破了四亿，完成了“人口大爆炸”。而且当时番薯完成推广主要还是集中在南方山地地区，清朝传统人口密集的南方平原和北方并不在番薯推广的主要辐射范围之内。清朝番薯种植面积根本没有到让番薯取代水稻、小麦成为国人最主要的主粮的程度。清朝番薯具体种植面积已经不得而知，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数据是，1914年番薯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1%左右，产量在2%左右，（玉米面积和产量分别是4%，5%）。

　　民国时期，番薯、玉米种植面积、产粮面积、产量相比清朝已经有所增长，也就是说在清朝乃至民国时期，以番薯、玉米为代表的美洲农作物依然没有取代水稻、小麦等传统农作物的地位，还处于一种边缘的附属地位。如此小的种植面积，如此少的产量是不足以养活如此暴增的人口的，番薯对清朝人口暴增的作用实在有限。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番薯作用有限，清朝人口为何会突然增长呢？美洲农作物确实是个因素，但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基数太大。前面已经提到清朝基本统一中国后，人口已经近9000万，加上隐匿人口，清朝人口破亿基本没什么悬念。这就导致清朝人口基数非常大。第二，清朝政策鼓励。

　　清朝政策鼓励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点，减少隐匿人口，康熙皇帝下诏“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皇帝又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摊派到田亩之中，这些极大的减少了隐匿人口。

　　第二点，清朝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土地开垦，耕地面积迅速增加，顺治十八年，清朝记载的田地是5265068顷；到康熙六十一年，记载的田地是8510992顷；雍正十二年，记载田地是8901387顷；耕地多了，粮食也就多了，人口自然增加了。

　　实际上，中国从引进番薯，到完成推广，期间经历了两百多年。反观水稻，宋朝从东南亚引进占城稻，到完成推广，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这已经能证明番薯的作用不如水稻了。清朝广大农民对种植番薯热情度并不高，首选还是水稻、小麦。因为清朝赋税，可以要钱，也可以要粮，却不会要番薯、玉米和土豆。清朝农民一旦大规模种植这些农作物交足赋税的。就算要种，基本也是一些隐匿在朝廷统计之外，或者不用向地主缴纳地租的土地，而这些土地数量实在太有限了。

　　这就注定，在清朝番薯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推广，哪怕清朝在灾荒年份曾多次试图推广番薯的种植，却依旧收效甚微。而番薯之所以在后来得到进一步推广，是因为清朝人口压力太大，迫使百姓不得不去种植番薯。事实上当时清朝农民不仅种番薯，还种罂粟、种烟丝，种番薯可以救急，种罂粟、烟丝则可以换钱，后者远比前者更具诱惑力。总之，如果要论述“番薯与清代人口”的关系，我们更可以看到的事实是：清朝人口暴增促进了番薯的种植。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在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在以番薯为主食，那个时候，是番薯支撑了我们都过那段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困难时期。既然我们可以，清朝为什么不可以。提起这个，笔者认为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新中国建立后，虽然农民还要缴纳一部分公粮，但相比古代，农民翻身做主了，负担要少了很多。当时政府也确实在推广番薯的种植，20世纪50年代，番薯种植面积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背后的艰辛和无奈？为此笔者曾特意问过我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父祖辈以及几个安徽、四川、河南同事。以下笔者就以江西萍乡为例，根据笔者父祖辈口述，简单讲讲番薯的种植。其实番薯种植是很艰辛的。

　　江西萍乡水稻可以种两季，番薯种植只有一季，在早晚两季中间种植，种植时间是端午之前，农历四月到五月之间；而收获日期则是在农历九月底，十月初。也就是说番薯从种植到收获需要五个月时间。而水稻算上育种只需要100天。再算上切片、切丝，晒干，储存，番薯所需时间远远大于水稻。而且同样的种植面积，番薯所需要耗费的人力是大于水稻的。因为肥沃的田地都用来种植水稻了，番薯通常种植在灌溉不方便的山地。当时生产力并不发达，种植番薯远比种植水稻更为辛苦。

　　不过对于我们父祖辈来说，只要有收获，他们根本就不怕辛苦。接下来到收获了，一季番薯亩产量大概2000斤，局部土地肥沃地区能达到3000斤，但很少；而两季水稻亩产量最高是1800斤，看着番薯更高不是？但这个2000斤番薯产量是湿的，是不易保存的。实际上除了留下育种的番薯，剩下了用来食用、储藏的在500斤左右。也就是说，在相同种植面积下，番薯实际是要低于水稻的。

　　那时候萍乡农村穷，农民们只要有粮食，不会嫌少，就算这样依旧会不辞辛苦的种植番薯。

　　接下来又一个问题出现了，相比水稻，番薯是不适合做主食的。首先，从医学上说，一个体重120斤的成年人每天所需要摄入的蛋白质在35g-45g，而每100g大米所含蛋白质是7.5g，一个成年人需要吃466-600g大米；每100g番薯所含蛋白质是4.7g，一个成年人需要吃744-957g番薯。这也是为什么我父祖辈会觉得番薯饱得快、饿得快，有一种“虚假的饱腹感”的一个重要原因，番薯含蛋白质太低了，不经饱，肚子胀，还觉得饿。其次，番薯口感不好，又粗又硬，基本不会单独食用，而是用番薯丝混饭，更可怕的是番薯含有一种氧化酶，番薯吃多了不仅不消化，而且容易闹肚子，我们现在偶尔吃点番薯都容易放屁，那会我们的父祖辈更难受，吃多了番薯难受的厉害，尤其是到了晚上，非常难受，我们萍乡话叫“喽人”、“烧心”，总感觉肚子里有股酸水卡着，想吐又吐不出来。

　　因此，我很多长辈吃番薯吃到想吐，我有个爷爷，自从不用吃番薯后，他尝都不尝一口番薯。以前吃得太多，太难受了，他尝一口都会下意识的想吐。可那时候没办法，水稻不够吃，他们只能吃番薯。永远不要低估中国农民的忍耐度，就为了这口吃的，他们付出太多的辛劳，忍受我们现在人无法理解的痛苦。笔者文笔有限，思绪凌乱，实在无法描述他们遭遇一切的万分之一。

　　最后笔者再次重申一次，番薯一直都是备荒粮食，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以番薯为主食的，只要水稻、小麦足够，是绝对不会用番薯当主食的。以前我们父祖辈他们是迫于无奈才吃番薯，如果有得选，又怎么会用番薯当主食呢？

　　小小的番薯见证了我们父祖辈生活的不易，见证了我们祖国从贫穷到繁荣的艰辛路程。番薯的历史还很离我们很近，只要你有心，你可以去了解那段历史。请大家珍惜今天美好的生活，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父祖辈曾经遭遇的艰辛，付出的汗水。

　　参考资料：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王育升《中国人口史》；太古《玉米红薯为何没拯救大明王朝》；李昕升，《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兼论“美洲作物决定论”的来龙去脉》；李昕升、王思明，《清至民国美洲作物生产指标估计》；侯杨方《美洲作物造就了康乾盛世？——兼评陈志武“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张岩《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再认识》；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原因》、《节制生育控制增长：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问题探讨》；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王思明《美洲原产作物的引种栽培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高学源《番薯传入中国四百一十周年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