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到底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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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周雪玲

  编辑:李墨天 张纬杰

  来源:奥特快谈

  1962年10月,对印自卫反击战爆发。在西山口的战斗中,一位名叫庞国兴的解放军战士因追击过快,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寻找主力部队途中,庞国兴遇到了八班副班长周文轩和六班战士王世军、冉福林,四人索性临时组成战斗小组,继续作战。

  沿着公路追踪,四人小组又遇到了另外三名行进中的中国士兵。接着,七人对一处印军炮兵阵地发起突击,没想到印军丢下装备直接逃跑。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三人继续沿公路追击,又突击了约500米远的第二处炮兵阵地,印军炸毁四门大炮后,再度逃跑。

  
随后,王世军推举庞国兴担任三人战斗小组组长,三人继续在森林中游击,又与163团部队一起,攻占了另一处炮兵阵地。

  
两天多的时间里,庞国兴三人穿插印军纵深十五里,进行五次战斗,攻克两处印军炮兵阵地,击溃印军一个炮兵营,缴获各类装备若干。在后来的作战报告中,庞国兴写了这样一句话: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

  
对印作战结束后,庞国兴被国防部授予“全国战斗英雄”称号,受到多位领导人接见。遗憾的是,1965年9月,年轻的庞国兴在一次军事训练中不幸牺牲,年仅25岁。庞国兴留下的这句“非但不投降”,却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日后几十年,中国网民看待印度的主基调。

  从1965年打得人家差点迁都开始,很多中国人眼中的印度就一直是那个制度弊病缠身、宗教遗毒难除的魔幻大国。

  
正所谓我住恒河头,君住恒河尾,日日思君不见君,你喝我的洗澡水。从火车“挂票”到牛粪计入GDP,从航母刚下水就起火,到官兵瞎操作炸了自家潜艇。当新闻本身就是段子,总让段子手黯然失色。

  
但另一方面,“印度超越中国”的声音这么多年来也从未间断,著名美籍经济学家黄亚生就是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黄教授从1995年开始就为印度崛起摇旗呐喊,“龙象之争”的说法也算是他提出来的。2015年,黄亚生做客许知远的节目,谈及印度时说:中国哪个方面都比印度优越,除了制度。

  
国内舆论对印度的看法,一直有种两极分化的特征。一方认为印度有人口红利,也有更加市场化的制度,极具发展潜力。另一方则认为满分100考40,当然可以说有发展潜力,但这么多年下来,似乎也没上及格线。

  
今年以来,印度在中国边境不断挑衅,一边指责中国鸣枪示威,一边又通过军演和越线反复试探中国的容忍度。剧本依旧是熟悉的套路:布兵、挑衅、打不过就撤,边撤还边喊“是中国先动手的”。

  
9月7日,印军非法进入了中印边境的班公湖南岸。这片水域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自然景致:东边被高原雪水养得盈润丰茂,西边却因为水分不断蒸发变咸而寸草不生。景致差异划了一条天然界限,堪称中印对峙的绝佳映射。

  
随着两国关系骤然紧张,“非但不投降”和“印度被低估”这两种声音,又在同一时间窜了出来。说印度不行,论点往往在“看得见”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上,说印度崛起,论点又往往在“看不见”的体制、模式上。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摸清楚印度的真实底牌,又变成了一门必修课程。

  01

  三大王牌

  从各项经济数据上看,印度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国。

  根据美国研究机构世界人口综述(World Population Review)的测算,印度去年的GDP将达到2.94万亿美元,超越英法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差不多是中国2004年的水平。而在衡量工业水平的三大硬指标:发电量、钢铁产量和煤炭生产上,印度的煤炭钢铁产量仅次于中国,人均发电量则仅落后中美。

  对很多中国网民来说,制药、IT和电影工业是印度的三大王牌产业。几年前,一部《我不是药神》让印度仿制药走进了大众视野,印度制药品类之齐全、价格之低廉让人称奇。当时的主流舆论是:印度仗着专利强制许可绕过了研发,对欧美大厂直接复制粘贴。

  的确,电影中的印度格列卫属于复制粘贴的成果,印度制药业的起步之路,也可以用撒泼无赖来形容,以至于从未获得我们正视。但事实上,如今的印度制药早已告别了复制粘贴的时代。在这一领域里,中国甚至罕见地充当着印度的上游供应商。

  药品生产一般分两步走:原料药和制剂。虽然A股的医药股今年涨的很猛,但中国其实一直是原料药大国,这个称号是在说我们供给强劲,然而也意味着产业链其他环节的薄弱。2018年,中国药品出口中有80%都是原料药,而最大买家是谁呢?印度。

  
时至今日,印度都在承接着中国尚难以胜任的制剂环节。从原料药到制剂,辅料的区别、生产设备的微小差异,都可能影响药品的最终效果。在制剂方面,印度凭着制度优势强行弯道超车,加之入世之后,WTO给了印度10年“保护医药产品”的过渡期,印度制药又借机在全球拓展销路。

  
从数据上看,印度制药在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三,在价值上排名第十,出口总额达到了180亿美元,并且还在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着。《我不是药神》中的格列卫,不光中国人代购,在日本韩国也是代购热门,“世界药房”的称号绝不是浪得虚名。

  

  ▲印度制药业年增长率一直在10%以上

  制药之外,印度IT和电影业的势头也有目共睹。

  在硅谷,华人程序员和印度程序员虽然在数量上难分伯仲,但印度IT工作者有个特殊的诨号:IT Mafia。相比华人专攻技术,印度码农更善于组织和抱团,几大科技公司的CEO和高管更是清一色的印度面孔。

  而在“印度硅谷”班加罗尔,近几年也显现出从量变的质变的趋势:Uber、亚马逊、微软等国际巨头纷纷在此地设立总部,孙正义更是拿钱投票,在过去三年给这个城市的科技企业砸了80亿美元。

  电影工业方面,印度电影则是和日韩共同组成了亚洲文化输出的先锋队,从《三傻》到《摔跤吧爸爸》再到《调音师》,从萨尔曼·汗,到沙鲁克·汗,再到阿米尔·汗,可以说,中国观众是一边看着《小时代》和《上海堡垒》,一边目睹了宝莱坞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的过程。

  
早在上世纪中叶,印度电影在制片数量上就牢牢占据了全球第一的位置,超过了身后的美国、中国及英国。

  
虽然印度每年也诞生很多爱国神剧——比如一部名叫《印度2030》的片子里,1卢比可以换80美元,服务员和清洁工都是欧美白人。但印度发达的电影工业,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有目共睹。

  

  ▲《2030 INDIA》中,白人小伙给印度顾客端茶倒水

  如果说中印在制药和IT领域上的对比还有争议,那么两国电影工业肉眼可见的差距,几乎是人人都认可的。然而,制药、IT和电影这三大王牌产业,虽然贡献了超过10%的GDP,却也有着两个关键的缺陷。

  首先,这三大产业始终是国内精英的独自狂欢,其价值并没有惠及广大的底层人民。以制药产业为例,尽管印度制药发展迅速,印度政府也一度拿着“印度人负担不起医疗开支”来应对欧美的指责,但实际上,印度人的医疗保健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

  
2015年,印度人均政府公共卫生开支为16.2美元,差不多是中国同期水平的1/15[11]。更讽刺的是,由于政府部门对黑产的容忍,印度实际上沦为了发达国家的“代孕工厂”:全球70%的代孕宝宝在印度3000家代孕机构里呱呱坠地,借的是印度底层妇女的子宫。

  其次,由于产业链长度和专业性的限制,注定了这三大王牌产业只能吸纳一小撮就业。IT产业的就业,算上鄙视链底端的“软件外包服务流水线组装工人”,一共386万。影视行业里,把电影、电视、广播等娱乐行业全加进去,也不过120万。而制药这个姑且与“制造业”沾得上边的行业,一共也就286万。

  较之印度庞大的人口规模,不到1000万的就业实在是杯水车薪。自莫迪上台以来,印度的失业率长期徘徊在7%上下,印度的三大王牌产业,虽然国际影响力有目共睹,但对于本国急需的就业,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

  

  ▲近两年印度失业率的不断增长

  由于突如其来的疫情,印度的失业率在今年二季度一度飙升至27%,即上亿印度人,都处于失业状态,无疑是一颗威胁社会稳定的巨型定时炸弹。

  为了缓解国内矛盾,印度的外交和军事路线也频频战狼附体,而在中美脱钩的背景下,全球制造业正在寻找新的土壤,这让印度看到了机会。

  02

  弯道超车

  2019年1月,《福布斯》(Forbes)杂志照例发布富豪榜单,一位名叫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的印度人超越马云,荣膺亚洲首富。其产业横跨制造、通信与互联网,可谓低配版的郭台铭+任正非+马化腾。

  安巴尼的父亲德鲁拜·安巴尼(Dhirubhai Ambani)在英国殖民治下的也门长大,1958年前往印度投身纺织业。正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安巴尼在斯坦福攻读MBA期间,和微软CEO鲍尔默当过一段时间的同学。也许是受到鲍尔默退学创业的感召,安巴尼MBA读了一半,就回到印度,投身家族企业。

  
80年代初,时任印度领导人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放开了PFY(聚酯长丝纱线)产业对民营资本的限制,通过和政府良好的关系,老安巴尼拿到了许可证并交由儿子打理。随后,在安巴尼的主导下,其家族产业又向石油化工进军。要知道在印度,化工工业也是一大经济支柱。

  
2015年,当中国已经有70%的用户用上4g的时候,印度却还有三分之二的群众用着2g,剩下三分之一是3g。那年安巴尼的小女儿从耶鲁放假回家,巨大的网速落差让她忍不住疯狂吐槽,也让老父亲安巴尼嗅到了商机。

  
一年之后,安巴尼治下的信实集团宣布成立电信业务子公司RJio,向4G通信领域吹响进攻的号角。在2016年以前,印度1GB的4G流量价格高达3美元;而RJio拿出了一份没人能抗拒的新用户礼包:每天4GB的4G流量、100条短信、无限时通话——且全部免费。

  这样的超值套餐不仅足以让中国的三大运营商汗颜,也让整个印度通信行业深感震动。印度电信政策专家Deepak Maheshwari在电视节目上直言不讳“大家已经知道RJio推出的套餐会十分诱人……但没想到会这么诱人!”而他脸上的表情,也注定会载入印度电信业史册。

  

  ▲在印度随处可见的RJio广告

  依靠母公司石油化工业务的输血,RJio秉承“能亏损就尽量别赚钱”的策略和竞争对手大打价格战,直接把流量价格压缩到了从前的十分之一。从价格战开打到抢走一亿用户,RJio只用了170天。踩着对手的累累白骨,RJio直接从内部创业项目晋升为印度最大电信巨头。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安巴尼的主导下,RJio策划了一套精准的组合拳——2016年,RJio推出了印度版小米——LYF手机,价格只有2999卢比(约285元),和上面的套餐捆绑销售。

  
2019年,印度的人均月收入是11254卢比,这意味着印度人用一周的收入,就能买一台上得了Google、刷得了Facebook的手机,流量还特别便宜。短时间内,LYF一跃成为印度第三大手机销售品牌。

  
不是说好的华米OV占领印度吗?其实不然。中国四家品牌瓜分的只是印度智能手机市场,而市场规模更庞大的,是廉价、结实、易用的功能机;在这片战场,LYF市占率达到了38%,成为5.5亿印度功能机用户首要、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印度各类型移动数据用户统计

  自安巴尼涉足电信行业的这五年里,印度通信领域发生了迅猛而天翻地覆的发展,如今4G用户已超过5亿人,其中有三分之二的用户年龄在12岁-39岁之间。可以说,安巴尼靠着一己之力,硬生生把印度拉到了4G时代。

  
在RJio的第一则广告中,描述了这样一副愿景:锡克教徒夫妇、数名稻农、和宝莱坞必备元素——手舞足蹈的姑娘们,在印度各个角落里用免费手机卡畅快地交谈着。旁白轻声说道,“现在印度腾飞了。”

  

  ▲印度的智能机与功能及市场分布

  安巴尼的一骑绝尘,实际上反映了印度精英阶层构想的一种经济发展思路:不需要网线入户,公路进村,直接通过移动互联网,绕开印度错综复杂的地方与基层组织,快速创造一个几亿用户规模的内需市场。

  
接着,用类似“技术换市场”的路子,通过本国廉价劳动力和庞大市场,吸引海外制造业投资,一步步蚕食“中国制造”的市场份额,从而改变40年来“美国创造、中国制造”的全球制造业格局。前段时间陆续传出iPhone产业链向印度转移的消息,并非偶然。

  
在印度政府眼中,中美关系掉头向下无疑是个天赐良机。今年4月,印度罕见的主动联系千余家在华美企,放出优惠政策吸引其前往印度。一个月后,印军“两次越线进入中国领土”。8月,苹果开始要求富士康在印度建厂,一个月后,班公湖的枪声响起。

  
在我们眼里十天十夜也想不明白的军事挑衅,其实是印度珍珑棋局中一招“自添满”。以局部牺牲换取满盘胜利,边境骚扰作为印度联西抗中策略的关键步骤,纳了投名状、救了制造业,顺便还给中国来了一回釜底抽薪——印度精英的治理思路,其实清晰至极。

  但无数的历史已经证明,内需市场可以靠移动互联网赶英超美,制造业却没有那么多能超车的弯道。

  03

  三座大山

  制造业强国里,有的天赋异禀,如随手一挖就是金矿油田的美利坚;有的历史包袱轻,如彻底推翻旧势力的新中国,只要肯迈开步子,终究能摸着石头过河。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法律、资源、土地都是横亘在制造业崛起之路上的三座大山。

  1947年,距大英帝国结束统治仅剩四个月的时候,印度政府通过了一项《劳资纠纷法Industrial Dispute Act》,即著名的ID act。这份立法遗产在当时看来,效仿英制的先进产物,如今却成了印度制造业挥之不去的诅咒。

  IDact承袭了英国的强工会、弱雇主的优良传统,比如求雇主必须在协议上写明岗位职责的细枝末节。这种规则乍看合理,但只要国企待过一段时间就能明白,越是具体的规定,越容易在执行上“走一些弯路”。

  
举例来说,加尔各答有一家两千个工人的口香糖工厂,就这么被分出了119个操作岗位,一个负责在前端加料的工人缺勤了,同一条流水线是剩下的十几个人都得带薪发呆;就算有备岗员工,也不能让他顶替——因为他的岗位职责里没有这一条。

  劳动力闲散、生产力闲置,加尔各答的口香糖工厂只是IDact下万千制造企业主的一个缩影。

  更骚的是另一条规定:一旦企业雇满300个员工,哪怕他们天天在办公室搓麻将,想把他们裁掉也必须获得政府许可,而这又意味着旷日持久的官司,或无休无止的贿赂。因此,小工厂主总会有意控制员工数量——而制造业需要的,恰恰是规模。

  到了1982年,美国拼命给企业减税降干预,中国刚甩开膀子搞家庭联产承包,印度却搞起了反向操作,把门槛降到了100 人。2009年麦肯锡发布了一项报告,发现印度制造业中有84%的企业员工人数不到50人,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25%。

  然而,就连这逃出魔掌的84%小型工厂,都没能获得良好的营商环境。因为IDAct规定,一旦雇用时间超过240天,解雇员工就必须支付遣散费。所以企业主要么雇佣一辈子都得在一起的家人,要么就只签240天以内的短期合同。

  
如果看印度的制造业统计图,会发现有90%的“公司”其实都是一家几口齐上阵的小作坊。

  

  ▲印度各类型制造业就业人数

  2005年,印度国大党重新执政,为了履行拉选票时的承诺,国大党通过了著名的MGNREGA,即圣雄甘地农村就业保障法。它承诺为每个申请人在当地提供 100 天的非熟练就业机会,如果 15 天内不解决就业,政府还必须提供一定的失业津贴。

  换句话说,就是打工可以赚钱,不打工也可以赚钱。十多年的实践后,印度政府终于发现高举帮扶农村大旗的MNREGA好像是在帮倒忙:无条件的就业机会导致大多数人留守村庄,而非进城寻找工业岗位;短期非熟练的劳作又不能提升劳动效率,反而养了闲人,浪费学习时间。

  除了律法上的人为枷锁,印度还有着先天的禀赋缺陷。这个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虽然矿产种类丰富,却缺乏制造业的关键能源:原油和冶金煤。印度探明原油储量 46 亿桶,差不多是中国的1/6;印度冶金煤储量337亿吨,仅为中国的3%。

  
钢产量一直是衡量工业化水平的硬指标:美英日韩等工业化后期国家,人均钢铁蓄积量都达到8-10 吨才企稳,完成了工业化需要迈过的门槛。

  中国钢产量自 1996 年站上世界第一,兢兢业业囤了二十多年,才堪堪攀上这条线。

  
印度从 2018 年起接过第二把交椅,但和中国之间,绝对值还差着将近十倍。2018年,印度制造业产值为4030 亿美元,而中国是4万亿,差不多也是十倍。

  

  ▲2019年世界粗钢产量分布

  同属资源匮乏的经济体,日本的解决方案是进口原材料,大力发展单一产业,但印度却不行。在这件事上,大国才懂大国的痛:2000 年,中国进入了工业化腾飞阶段,此后八年的时间里把全球大宗商品指数推高了三四倍,铁矿石从12美元/吨飚升至2008年的60.8美元。

  

  ▲全球铁矿石价格走势

  这就是主力和散户的区别——当需求体量庞大到一定程度,市场上所有国际卖家都会暗地里磨刀霍霍。相比中国一直在半数以下的进口依存度,印度光是对澳大利亚冶金煤的进口依存就高达71%,莫迪提出2030年三亿吨粗钢产能的小目标,另一边的资源国不知道梦里要笑醒多少回。

  
如果说资源问题还能勒紧裤腰带花钱解决,那么土地制度的掣肘,则是花再多钱也难以解决的顽疾。

  从1947年独立至莫迪政府上台,印度进行过整整九次土地革命,堪比老烟民戒烟。然而与中苏彻底推倒重来的土改不同,被国内大资产阶级扶上台的尼赫鲁,反手就把落实政策的重担交给了地主——翻译过来,就是被告当了法官。

  不难猜测,九次土改,地主毫无悬念的九战九胜。事到如今,印度5%的农业人口控制着32%的耕地;“富农”拥有的土地多达“贫农”的45倍;那些计划收归国有的土地,实际上有将近9成还牢牢握在地主手中。

  2012年4月,铃木汽车与古吉拉特邦政府签订了700英亩的土地购买协议,拟建成其在印度第二大的工厂。当地地主喜不自胜,目标地区的土地价格在短短数周内翻了几番。

  
2013年8月15日,印度独立日,造车厂附近有组织地聚集了五千名农民,自称是这片土地的利益相关者。着装统一的村民们高举着彩旗与横幅大喊“滚吧铃木(Maruti, Go Back)”,节日氛围浓厚。

  接二连三的波折严重拖累了施工进程。第一阶段产能上线时,距初次敲定协议已过去五年。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年后,特斯拉与上海政府达成合作;又537天,第一批Model 3交付至车主手中,制造成本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

  没有政府统一掌握地权,就没有大片土地规划;没有大片土地,就没有现代工厂。这是印度制造业在投资伊始,就需要面对的根本性难题。古吉拉特邦已经是印度排名前三的工业州,其他各州的情况,不言自明。

  2014年9月, 64岁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就任印度总理。在首都新德里的直播中,莫迪向全世界喊出了“Made in India”的口号。他赋予自己的使命,无疑就是推翻印度制造业头上的三座大山。

  04

  铩羽而归

  出身古吉拉特邦的莫迪,最大的特点是头铁。

  少年时期,莫迪就被父母按着头结了门包办婚姻,结果结婚半年就离家出走,几十年后才承认这回事儿。2001年,古吉拉特邦老领导身体突发状况,考虑到莫迪资历尚浅,三番五次想让他先当个副职再接班,自己扶上马送一程,结果莫迪断然拒绝:“我要么不负责,要么就全权负责”。

  莫迪上任后,通过改善发电、建造水利设置、引进塔塔集团等大型制造企业,莫迪在2004年至2012年间实现了高达10.8%的GDP年均增长,古吉拉特邦连续两年被世界银行列为印度经济便利性最高地区,人均收入也跃升至全国首位。

  就任总理后,莫迪的第一把火就烧在了资源进口依赖问题上。2016年,印度与澳大利亚大张旗鼓地签了一系列资源采购协议,然而,莫迪另一边却逐年减少对澳炼焦煤的进口依赖,从2016年的87.6%,降到了2019年的67.7%;对美国、加拿大的进口倒是不断上升。

  
正所谓合作伙伴越多元,资源供应就越安全。2018年,印度与俄罗斯签订250亿美元的天然气协议,作为与美国货源的平衡;2019年,首富安巴尼的信实集团又与日本最大能源企业JERA签订联合能源项目,说是合作,本质上就是日本精准扶贫,手把手教印度搞开发。

  在中美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之下,美国拉了日印澳组成四国集团,推出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印度也自然顺水推舟,笑纳大礼。

  对莫迪来说,资源问题尚且可以通过对外斡旋缓和,法律和土地问题,却是要往自己身上捅刀子。对于这种焦灼的状态,有一句中国人很熟悉的话形容的恰到好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

  莫迪上任三年,一千两百多条法律进了碎纸机,还有一千八百多条在排队等待,其中不仅包括像“风筝也是飞行器,放风筝需要飞行许可”这样的滑稽担当,还包劳动法、土地法里面阻碍生产力的部分。

  前面说到100名员工需政府审批裁员的门槛,莫迪承诺放宽到300名;雇佣10名以上员工需要遵守的法律流程,放宽到20人;倒班时长从8小时延长到12小时,最长加班时限从每周50小时翻到100小时。

  势力强大的工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2018年9月28日,印度所有的中央工会联名号召工人罢工抵制“舔企业、反人民”的莫迪政府,一时势同水火。

  不得不说,印度人在不工作方面相当有工作技巧。今年1月8日,2.5亿人参与的全国性大罢工中,包括了3500万名公交车司机和人力车夫。首都德里的公交站台上挤满了学生和通勤人士,火车站连挂票都没得卖,交通瘫痪搭配罢工游行,效果可谓四两拨千斤。

  结果可想而知,劳动法改革改了五年,裁员申报下限还是牢牢卡在100人,莫迪不仅在工人阶级队伍里被批倒搞臭,商界也抨击改革“缺乏任何诚意”,搞得莫迪里外不是人。

  土地的情况大抵相似。莫迪当选前,上届政府紧锣密鼓的出台了一部《2013土地收购法》,也可以叫做“土地永不收购法”,因为法案新增的评估环节,导致正常流程就要走58个月,找各种政府部门盖十几个章,几乎把大部分收购直接拒之门外。

  莫迪上台后粉碎旧制,土地法首当其冲。为了让小农群体支持改革,莫迪还承诺向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一个家庭至少保障一人就业。”

  这个话在中国说没什么问题,但在印度说,难免显得有点不了解国情。在修订案试点所在地哈里亚纳邦,农民Raj Kumar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道出了其中缘由:“我们家有12口人。”

  同一时期,被莫迪视为改革重点的GST(Goods And Services Tax)也弄巧成拙。GST的确将29个州的税制转化为一个系统,然而在具体征收上,又分成了CGST(中央商品服务税)、SGST(邦商品服务税)、IGST(跨邦商品服务税)、UGST(部分印度特殊地区的税),可谓一国四税。

  
结果就是改了半天,又回到了原点,GST“一个顶过去29个”。小型企业更加敬而远之。轰烈烈的改革之后,困扰印度制造业的顽疾,依旧岿然不动。

  

  ▲近两年印度制造业增速

  2004年,韩国制造业巨头浦项制铁打算在印度兴建工厂,当时媒体给出的标题是“印度势头直逼中国”。然而之后的12年,浦项制铁相继经历了合作伙伴退出、农民抗议征地、许可证审批受阻、当地政府干预投资等等一条龙服务,最终在2016年宣布放弃建厂计划。

  12年的时间, 见证了一家雄心勃勃的制造业巨头,在印度逐渐耗尽耐心,最终败走的全过程,也恰似印度制造业屡战屡败的缩影。

  05

  尾声

  印度如今的各项经济指标,从GDP,到钢铁煤炭,从石油电力,到汽车生产,基本上都处于中国2004年前后的水平。

  
2004年的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美国的枪口转向中东,电子产业链向大陆转移,中国刚刚加入WTO,一派朝气蓬勃。在这个“历史性机遇”下,国务院主导的中国电子产业振兴计划出台,医改启航、全民医保稳步推进,大批基建项目陆续上马,“中国制造”开始拓展国际影响力。

  如今,中美间的摩擦加剧,全球制造业的目光投向东南亚,“脱钩”之声此起彼伏,印度面临的局势与十多年前的中国非常相似。但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错觉,就叫“中国可以,所以我也可以”。

  对于亚洲的后发经济体来说,土改似乎是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都经历过土改,如果对比中印两国的土改政策,就会发现一个核心的区别:土地国有化。

  
中国的土地征收模式是,政府从人民手中征收土地,进行补偿安置。再将集体土地转让给使用方。这个转让环节中的差价,就是广为诟病的“土地财政”。但必须要承认的事实是,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获得了更新城市基建的资金,招商引资的筹码,这都是制造业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

  但在印度,政府征收土地之后,便直接转让给了土地使用者,没有任何好处的地方政府自然没有动力推进征收,甚至会为了抚平当地民意刻意添堵。

  
中国在90年代开始推行的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政府获得了财政上的主动权,这也是无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先决条件。朱相在两个多月里奔赴各省市一一说服,其中的阻力也绝非一句“重新分蛋糕”能够概括。相比之下,莫迪大力推行的GST税改,更像是一种隔靴搔痒。

  为印度摇旗呐喊的经济学家,论点大多可以概括为:印度通过改革,可以轻松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但改革的本质,在于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创造适应生产力的新生产关系。其难点不在“创造”,而在“打破”。

  
1992年的南巡讲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那个姓资姓社大讨论的彷徨年代,一句“谁不改革谁下台”,意味着打破一切阻力的决心。中国的模式和经验,从来就不是可以“轻松复制”的。

  
归根结底,印度的大国梦,需要的不是一句“Made in India”的口号,而是一次彻底的土改,一场雷厉风行的分税制改革,和一位能够说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总设计师。

  参考资料:
1.估值逻辑——中国的繁荣,孙加滢,2020

  2.The Distribution of Firm Size in India: What Can Survey Data Tell Us?, Rana Hasan and

  3.Karl Robert L. Jandoc, 2010

  4.Coal in India 2019 Report, Department of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Sci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9

  5.Mobile data: Why India has the world's cheapest, BBC, 2019

  6.Mukesh Ambani Says Jio Was Founded After Daughter Complained That The Internet In Their House “Sucked”, OfficeChai, 2018

  7.The Rediff Interview with Mukesh Ambani, chairman, Reliance Industries Ltd, Rediff, 2007

  8.Modi’s 5 years: A report card, Deccan Herald, 2019

  9.Media & Entertainment: the Nucleus of India’s Creative Economy, BCG, 2018

  10.战斗英雄庞国兴,榆林市党史研究室
11.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委员会,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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