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抑郁症里的大学生：得这个病，会被歧视的

澎湃新闻记者 俞骄

大二下学期临近期末，武汉某高校女生张晨（化名）决定休学。在患上抑郁症数年后，她的生活已经陷入停滞，思维变得迟钝，甚至有些“痴呆”：不能思考、不能阅读、难以交流，说话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的。

严重时，“想死”的念头在脑子里盘旋。

回家后，为将“想死”的念头赶出脑海，她想尽了办法。先是看恐怖电影，试图让自己保持“清醒”；再到后来，则是把自己关进卫生间，锁上门坐在地上，捶自己胸、头，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效果不佳。

“有一次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拿起剪刀在手腕上划了一下。”此后，张晨多次躲进卫生间，用刀在手腕、手臂等部位留下伤痕。待情绪缓和后，她转身就将刀收进床头柜，用衣袖遮住血痕，下楼和家人吃饭，装作无事发生。直至父母某日拉开床头柜，发现其中存放的刀具。“他们以为我疯了。”张晨说。

这是许多抑郁症大学生与疾病对抗的缩影。对患病学生而言，尤需来自家庭和学校的“支持”。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其中明确，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并重点关注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

停滞的生活

张晨告诉澎湃新闻，得知自己患上抑郁症，是在2017年5月的一天，彼时她在武汉某所著名高校念大二。她捏着确诊单走出校医院，一度“精神恍惚”。用她的话来说，自己从没想过会和抑郁症扯上关系。

新学期开始不久，“健忘”和“嗜睡”就毫无预兆地席卷了她的生活。“永远记不清昨天发生了什么，上午做过的事下午就忘；无论什么时候都困，上课全程趴在桌子上昏睡，旁边同学拉都拉不起来。”张晨说。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境障碍专家门诊部主任王勇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相比成人，青少年抑郁症往往具有不典型特征，“成人抑郁症往往是睡得少、醒得早、吃不下、不想动等状态，但青少年往往是吃得多、嗜睡、易发脾气、烦躁不安、注意力不集中，会对学习带来很大的影响。”

张晨试着挽回自己的精神状态。她把咖啡当水一样灌，最夸张的时候一天喝了一升多，但丝毫没有起效。再一次被同学在课上推醒时，习惯前排占座听课的她，第一次出现不愿去上课的想法。“太丢人了。”张晨从小积极、要强，这种挫败感是她没体会过的。

回想起来，张晨觉得其实高三时就有了患抑郁症的症兆。彼时，她遭遇校园暴力，却被学校、家庭漠视，这让她一度出现了精神恍惚和抑郁症躯体化症状。晚自习的时候，她经常觉得背后有人盯着自己。她总是胸口疼，尤其是考试时，经常“疼到窒息”，去医院查，却“什么毛病都没有”。

“全凭一口‘仙气’吊着。”张晨撑过了高考，离开了让自己备受压抑的高中学校，进入武汉一所985高校，学习自己热爱的专业。但这一次，她没能撑过来，只得选择“休学”。生活随之按下暂停键，“一切都被拢进了抑郁的黑纱里。”

生活同样停滞的还有穆晴。2019年初，她和男友分手，原本挺活泼一人，逐渐变得“极端起来”，萌生了自杀的想法。“觉得活着没意义，做任何事都没有意思。”穆晴开始“讨厌人群”，断了和很多朋友的交往，除了上课就待在寝室。“原本一天一个电话粥的闺蜜也不再联系了，她说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穆晴说。

为了防止情绪继续恶化，她尽可能让自己忙碌起来。除了学习，“消消乐”（一种手游）和短视频成了她不让大脑空下来的最好手段。“想把自己脑子里的资源榨完，就可以暂时不去想别的。”穆晴说，那段时间里，尽管意识到自己心理状态“不正常了”，但没有去任何医院问诊或心理咨询，“我害怕面对我的心理问题”。

2019年下学期，临近期中考试，穆晴的数学建模成绩始终提不上去。因为作息习惯，她又和室友“闹掰了”。一天，她在图书馆自习时，书还没打开，瞬间觉得“活力被抽空了”。“突然有了一种’算了’的感觉。”穆晴回忆，“休学”这个念头迅速在脑海里蔓延。她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可以逃避一切的方法”，于是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辅导员申请“休学”。

“我怕别人会歧视 我”

张晨、穆晴的遭遇并非个例。2019年，在第八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心理辅导与咨询高峰论坛上，有专家提到，1/4的中国大学生承认有过抑郁症状，且大一和大三是抑郁症的高发期。“这些年下来，高校心理疾病的发病率是实实在在地提高了。”华科大大学生发展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章劲元告诉澎湃新闻。在他看来， 社会的急剧变化是大学生心理疾病发病率提高的主因。

也有不同的看法。心理学家姚智军从事高校心理咨询多年，他告诉澎湃新闻，这些年来，来学校心理咨询室找他的学生的确变多了，但这是社会逐渐开始重视心理问题导致的。“很多学生以前不了解这个，可能也会比较回避心理问题。现在则是逐渐在接受，然后会来主动求助。所以检出率的确是增加了，但并不代表比例上有增加。”姚智军说。

澎湃新闻注意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校心理咨询室和校医院精神科逐步在不少高校建立起来。但现实是，不少学生对此仍有些回避。

大三学生顾守曾在其所在学校心理咨询室做过一段时间兼职。据他回忆，学生前来咨询时，咨询师会和学生签署隐私承诺书，“向学生承诺，会保护好个人信息和隐私”。但这或许只是“一纸空文”。顾守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将咨询师收集的确实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名单发给班主任，让班主任“重点关注”。每次转接完名单，敲下回车键的一刻，顾守“抬起的手指都微微有些颤”。

顾守后来也被确诊为抑郁症。因为前述兼职经历，他不敢在校内进行心理咨询，而更倾向于去校外。“去校外医院可以用假名字。”顾守说，对他而言，“患有抑郁症是一个不能让别人知道的秘密，“会（被）歧视的，虽然大家说得好听，但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大三女生玟玟在自己高一时就曾因抑郁症住院，此后随身带着药，每天都会在心里问自己无数遍，“今天吃药了吗”。人多时，她常将药丸攥在手心，找个借口离开人群，猫在角落里把药塞进嘴里。进入大学之后，她自作主张“停了药”。“我想像个正常人一样。”玟玟说，因害怕被别人发现自己有抑郁症，她从未尝试过去校医院接受治疗，“一旦去校心理咨询室，就会有其他同学看到你进去，那他们就肯定会知道你有心理问题。”

姚智军告诉澎湃新闻，保护患病学生的隐私和学校心理干预之间有着天然的矛盾。 他举例说，现在高校心理问题干预的普遍做法之一是，让所有大一新生做心理健康测评。 “测评完了之后，我们会划一条线，把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做一个名单，然后我们会约这部分同学来做一个心理访谈。 在访谈之后发现的确有风险的，我们会告知辅导员和班主任。 ”

尽管不少学校都设置了心理咨询机构，但心理问题干预是一个系统工程，虽然想保护学生的隐私，但“就凭机构这些人手，是不足以应对那么多有潜在问题的学生的”。“我们只能说让他们（辅导员、班主任）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名单，但是在平常的工作交流当中，不要刻意的把它做一个区分。”姚智军说。

《中国全科医学杂志》相关研究显示，几乎所有的抑郁症患者均存在一定的以“羞耻感”为主要表现的负面情绪。这种情绪会导致患者情绪更加低落，更不希望被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从而阻碍了求助之路。对此，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施慎对澎湃新闻表示，抑郁症通过规范的治疗手段还是能控制的，但中国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仅在20%左右。近些年来，随着宣传普及，就诊率有所提高，但总体而言并不是很高。

此外，大多数校医院的心理干预“专业程度”并不能赢得学生信任。确诊抑郁症的第二天，张晨就通过QQ联系了校心理咨询室。工作人员告诉她，预约排队要到两周之后。她“谎称自己已有自杀倾向”，对方立马安排了咨询师。咨询进行了半个小时，张晨认为“没有任何效果”。

“谈完之后，我就感觉学校心理咨询不怎么专业。”张晨同时发现，排队来咨询的学生，在她看来，大多都是不需要心理帮助的人，“他们只是想找人聊天”。张晨排队时倚着墙，听着前面的同学抱怨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破天荒地想笑一回”。“我就觉得很无语，为什么这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来找心理咨询，像我一样有紧急心理咨询需求的人反而得不到帮助。”在学校无法得到专业帮助，张晨只得选择休学回家。

“必须让父母接受我得了抑郁症”

得抑郁症这件事是通过辅导员告诉父母的，张晨不敢亲口说。“父母文化水平低，我怕他们理解不了。”张晨说。结果如她所料。“他们一直在网络上搜各种东西，然后笃定地觉得我不是抑郁症，直接跟我说，’我们觉得你不像是得抑郁症的人’。”张晨称，父母觉得“丢人”，对外只说“女儿身体不好、回家休养”，避而不谈具体病症。

日常生活中，她依旧充当家里的“情绪垃圾桶”。面对抑郁症，父母难以适应，不懂得如何给予张晨帮助，反而会时不时释放负面情绪。“你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办啊”，这是她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整个家庭都被无助感笼罩，回家后的短短一个月内，张晨的病情恶化至重度抑郁。她没有办法阅读、思考，甚至和人交流都很困难，一句简单的话要组织很久，才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想说的从嘴里挤出来。

从看恐怖片、捶打自己到自残，她需要越来越强的刺激才能让自己保持清醒。被发现满身的伤痕后，家人都觉得她疯了。这种情况下，经她强烈要求，父母最终同意了带她去医院进行心理治疗。

这段寻求理解的抗争给张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不知道那段时间自己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复发后的第二次休学，她选择租房独居。

对于大学生而言，家庭的接受和支持格外重要。多数大学生在告知父母自己得了抑郁症前，都会“格外忐忑”。“接受治疗的话必须要有钱，无论是吃药还是心理咨询都需要钱。我只能向我爸妈要钱，所以我必须让我父母接受我得了抑郁症这件事。”一名学生专门写了系列文章，分享自己和父母坦白的方法和经历。

玟玟称，其在治疗期间每月吃药花费一千多元，此外还需要一千多元的检查费用。 “倘若长期治疗，花费还是蛮大的。 大学生没有经济收入，但自己已经大了，一直管爸妈要的话家里压力也很大，所以很纠结。 ”玟玟希望自己尽快经济独立。

穆晴告知父母自己患抑郁症后，便常常会收到对方通过微信发来的“特殊关怀”，这让她哭笑不得。“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其实没什么用。”但她明白，这是不善言辞的父亲在不断提醒她，“他在”。穆晴认为，自己不需要父母帮什么忙，“家人只要一直在，陪伴，这就够了”。她也不需要学校的特殊对待，“就像普通学生一样看待我、不要过多干预我，就好”。

姚智军介绍，他在工作中也遇到过一些家长，“表现出不相信孩子得了抑郁症的情况”。“（个别家长）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诊断结果，也不同意孩子进行正正常的药物治疗——这样，孩子的治疗就被拖延了。”姚智军说，希望家长能相信医生和孩子，“或者至少要相信医生。”

对于很多家长对孩子的“特殊关怀”，姚智军则建议，“在与他们的日常沟通过程中，也要陪伴、支持为主，不要去说教。”在姚智军看来，这些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反而会让当事人觉得好像周围人根本就不理解自己。”

“医院是最安全的地方”

对于大学生群体中的抑郁症患者，国家层面越来越重视，近年来多次发文，对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干预工作予以指导。

2018年7月中旬，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其中提及，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计划，规范课程设置；设立心理发展辅导室、心理测评室等，以及构建教育与指导、咨询与自助、自助与他助紧密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体系；建立心理危机转介诊疗机制，畅通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机构到校医院、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心理危机转介绿色通道，及时转介疑似患有严重心理或精神疾病的学生到专业机构接受诊断和治疗。

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明确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指导学生科学认识抑郁症，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高校干预学生心理问题的边界问题比较复杂。”姚智军介绍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潜在的患者或者是已经患病的学生，应该由监护人送去医院，学校或者辅导员是没有权利送医的。“因此，常常会出现的情况是，学生的情况已经危及到了他的人身安全。这种时候，辅导员才会将学生送去医院。”

“在学校也好，在家也罢，如果你没有办法确保他的安全，就应该送到医院去接受治疗。” 在章劲元看来，“这种情况下，医院是最安全的地方”。

2017年下半年，张晨进入一家颇有名气的医院，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叔，给人一种很温暖、权威的感觉，跟我也很合拍。”她说。咨询师在了解病情后，给她进行了催眠治疗并为其梳理心结。经过一次治疗，张晨自残的想法没那么强烈了。对方告诉张晨，依照她的情况，大概咨询十次左右，辅以药物治疗，病情就可以缓解。

对严重的抑郁症患者而言，彻底治愈或是漫长的过程。玟玟在专业的精神医院进行 了多年治疗，最多时一天吃9种药，除了治抑郁症的，还有助眠、安神的等等。 这让她颇为沮丧，甚至觉得“抑郁症不会好”。 “不是说我在治疗了、吃药了就会好起来，药物只能控制病情，让我至少可以睡一个完整的觉。 ”玟玟说，最重要的是“心态问题”，这是药物无法解决的。 不仅如此，长时间的服药让她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 忘记吃药后，人就会变得焦虑、难受，发慌发抖，开始眩晕、呕吐。

2018年，张晨结束休学，回到学校上课。但因学习压力大、服药不规律，抑郁症复发了。“但这次复发比之前症状轻很多，只是情绪上烦躁、焦虑，没法考试、上课而已。”张晨说，在学院的建议下，她决定再次休学。

第二次休学期间，她租了一间小屋独居，并给自己报了舞蹈班、健身课。早晨9点起床，给自己做份简单的早饭，出门上舞蹈课。下午到健身房健身，回家做晚饭，吃完晚饭休息。日子过得简单、平静，她减去了20斤体重，情绪也逐渐舒缓。

“我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好了，整个人跟脱胎换骨一样。”现在，回想起几年前的经历，张晨感慨，两次休学其实是给自己人生一个喘息的机会，“如果有可能，还打算gap（间隔年）一年。”目前，张晨仍需要大量服药并定期去精神医院复查，但她内心坚定、平和，“觉得一切都无需畏惧。”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晨、穆晴、顾守、玟玟为化名）

本期编辑 周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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