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片变20片，广西一男子因被开错药量躺进医院并丧失性功能

记者 | 原祎鸣
编辑 | 许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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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浙江金华的孙先生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疗湿疹，当时医生开的其中一种药为雷公藤多苷片，要求“每日服用三次，每次20片，饭后服”。孙先生按医嘱服药三天后感到不适，最终进了ICU，才发现医生开的药量是正常人的10倍。

　　经过20多天的抢救，中间经历了多次休克，孙先生终于从鬼门关回来后却被告知丧失了性功能，生活不能自理。

　　雷公藤多苷片的说明书上明确写到，该药的服用剂量为每日三次，一次2-3片，远远少于孙先生服用的剂量。这个错误是如何产生，孙先生及其家人都迫切地想知道。因为国家卫建委印发的《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中明确规定，所有处方均应经药师审核，药师是第一责任人。也就是说，一张处方开出来，是要经过医生和药师两道关卡的。

　　界面新闻记者联系到了孙先生的妻子朱女士，朱女士回忆，丈夫为求“稳妥”，特意选择了在三甲医院就诊，认为大医院的医生水平和可信赖度更高；而在当时医生已经全部问清楚并且记录过丈夫的过往病史，其中包括孙先生患有糖尿病；医生开药后，窗口药剂师取药的时候又审核过一次，一共两道检查工序。

　　而事实上，朱女士表示，丈夫在按照医嘱服用药物三天后，身体开始出现严重浮肿等多方面病症，再一次匆匆赶往医院挂了急诊。到医院后孙先生便被立刻转进了ICU，昏迷15天，并于手术后20天脱离生命危险，事发至今5个月仍未出院。

　　朱女士听闻后第一时间从浙江金华的老家赶往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丈夫在抢救的过程中，朱女士在门口陆陆续续签了5至6份病危通知书。

　　转到普通病房后，丈夫的大小便仍然不能自理、神志不清，并且只能吃流食。丈夫24小时不能离开照顾，颠倒日夜的看护加上严重的精神打击，朱女士的身体开始吃不消，只能自己花钱找夜间陪护，陪护费用为每天270元。随后在朱女士的主动协商申请下，医院承担了白天陪护师费用和一半的夜间陪护师费用，双方约定朱女士不可辞退夜间陪护师。

　　朱女士当时连夜赶往南宁市，走得匆忙，连银行卡都没有带，先找亲戚借钱交了6.6万余元的定金交给了医院。“当我看到爱人病成那个样子，浑身插满管子，我的脑袋里只有一句话，救人要紧，其它的一切以后再说。”

　　但明明是医院的过错，为何自己要承担治疗费用，朱女士无法理解。

　　对于医院称孙先生本人隐瞒了糖尿病病史一事，朱女士不予认可，她表示第一次开药时，丈夫已明确表示自己有糖尿病，患病一共6、7年，最近4、5年开始服药，为了让医生重视，孙先生在就诊时说自己患病已有11年。

　　朱女士现在已联系不到当时给丈夫看病的医生，大厅里曾经公开的该医生的信息也被撤下了。事到如今，朱女士正在和律师沟通，开始了法律诉讼前的准备工作。

　　界面新闻记者发现，历年来医生开错药导致患者病情加重的事件屡见不鲜。

　　2018年，一名1岁女婴感冒后前往安吉县人民医院就医，医生误开了治疗糖尿病性神经病变的药物伊衡依帕司他片，导致婴儿服药后产生了不良反应；今年1月，吉林市儿童医院给6岁女孩将消炎药误开成癫痫药；今年9月长兴县皮肤病防治院医生给湖州一男子开具每天24片抗生素的剂量，医院称是由于输入电脑时，剂量不小心多写了一个1，就变成了12。

　　但国家卫建委印发的《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已经明确规定了防范此类事件的措施——医生开药后，所有处方均应当经审核通过后方可进入划价收费和调配环节，未经审核通过的处方不得收费和调配，并且药师是处方审核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既然国家对开药的流程有明确的规定，为何开药过程依旧会犯错？《问药师》创始人、原北京和睦家医院药师冀连梅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尽管处方审核一直是药师的职责，但是直到2018年7月《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发布，才真正明确“药师是处方审核的第一责任人”。以前落实不到位，流于形式，导致药师没有真正起到审核处方的作用。并且如今大多数医院里配备的药师数量都不够，加上以往的药师没有真正执行专业的审方工作，相应的教育和培训都缺乏。其次，医院级别和推进处方审核制度的差异，存在一些医院在处方审核制度规范化建设和执行仍“在路上”的情况。对于医院药师审方流程是否符合规范的问题，冀连梅个人认为，目前来看在一些医院还远达不到完善的程度，很多医院还做不到每张处方都经过药师审核。

　　要想降低开药的错误率，医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首先必须加强药师培训，提高药师的审方能力。冀连梅表示，药师在进行处方审核工作前，需要接受充分的专业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目前还不能保证所有的在岗药师都“达标”，虽然最近两年，药学行业内也一直不断在进行药师处方审核能力的培训，药师们也正在努力通过学习提升自身能力，但仍需一定时间。

　　为解决开药流程不规范问题，不少地区都出台了处方前置审核机制，即利用智能系统在医生开出处方前对其进行审核，借助专业软件系对处方不超过1秒就可得出结果，兼顾了效率与安全性，为患者安全用药增加了一道防护门。

　　2020年8月18日，重庆市卫建委发文表示，到2021年，委属三级医院实现门急诊处方前置审核全覆盖，到2022年，重庆市三级医院实现门急诊处方前置审核全覆盖。北京市的处方前置审核则推广得更早，据悉，2017年起北京市市医院管理中心便开始试点信息化处方前置审核，迄今已覆盖全部市属医院所有科室。

　　但更多的省市仅有部分医院推行了处方前置审核机制，冀连梅认为，全面推行前置处方审核对医院和药师而言都有挑战。除了处方前置审核系统是一笔费用支出外，目前也还没有任何一个前置处方审核系统可以全面地适应各级别医院，都在完善中，而且处方审核系统的规则也需要审方软件公司和药师共同制定并长期维护。

　　医院开药的准确率不能达到百分之百，那出了赔偿费用以及责任归属该如何界定也成为问题。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在发现开错药后，并没有完全推卸责任，表示会进行一定的赔偿。但同时也把部分责任转移到了患者身上，理由为患者隐瞒病史、患者自身没有检查监管等等。根据类似事件的后续处理结果来看，患者的维权之路往往异常艰难。

　　冀连梅认为，“出现类似事件，医院三方都有责任。医生负责处方错误的责任，药师负责处方审核错误责任。失误风险是始终存在于整个医疗过程中的，是否有标准的风险防范制度，质控流程等，医院也需要承担管理责任。”

　　界面新闻记者还了解到，目前朱女士的丈夫尚未出院，并且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明确表示，丈夫状况很可能“一辈子都好不了了”，朱女士虽不能接受这一现实，但仍然称自己的要求并不高，只是想要收回事件发生至今五个月以来自己所支付的费用与经鉴定符合要求的精神损失费用。

　　目前，医院也接受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此事件。但有关具体的赔偿数额以及处理结果，仍需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的鉴定才可下结论。